四、谁说年龄不是问题？——汉顺帝对“举孝”的年龄限制
“举孝”的年龄限制，东汉初即已有之。东汉明帝时期，孝廉察举制度出现种种弊端。正如《后汉书·樊宏列传·樊鯈》载，郡国举孝廉，率多选取年少能报恩的人，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因而樊鯈上书建言“应当敕令郡国简用良俊”。从此，举孝廉限年三十。和帝年间，崔缓曾上书对此提出异议。《渊鉴类函·孝廉》引《崔氏家传》说：“臣闻孝廉皆限年三十，乃得察举，恐怕会失去贤才之士。”查《后汉书》，这期间第五伦是四十多岁举孝廉，鲁王也是四十多岁举孝廉，寒朗是三十多岁举孝廉，可见东汉初“举孝”限年三十属实。 到顺帝时，左雄针对“举孝廉”的弊端，进一步提出改革措施，规定“举孝”限年四十。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阳人。安帝时，左雄举为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正因是孝廉出身，左雄对孝廉察举制度的弊端甚是清楚，故而在他任尚书令时，上言顺帝改革察举孝廉制度，他说：“郡国的孝廉，就像上古的贡士，出任地方则为民父母官，宣扬教化，协和风俗。如若他们只是在家面墙而不被察举，则无所施用。孔子说‘人到四十不会困惑’，《礼》也言‘人到四十才称强，因而可以为官’。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如有不奉行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可以不拘年龄。”顺帝听从了左雄的建议，于是诏令颁下郡国。
左雄提出改革内容以后，在朝廷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招致不少人的驳斥，其中尤以胡广等人的反击最为有力。《后汉书·胡广传》载，时任尚书仆射的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书反驳左雄说：“窃见尚书令左雄建议郡举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陛下明诏既许，复令臣等得与互相参议。窃惟王命之重，载入典籍，应当像日月悬在空中一样，众人皆可看见，像金石一样稳固，可以传承百代，施行万世。《诗》言：‘天意难信，然天子不可改易。’陛下应该要慎重下诏啊！自古因才选举，不拘定制。甘罗年十二、子奇年十八得到重用，均是年龄有违《礼》所说‘四十强而仕’的规定；终军年十八、贾谊年十八扬名天下，亦在弱冠的年龄。而今仅以左雄一臣之言，乖违以前的章法，其是否便利则不甚明了，以致众心不服。”顺帝没有接受胡广等人的意见。
左雄的“举孝”限年制度在当时确被严格执行了。《后汉书·左雄传》载，左雄提出改革的次年，有一个广陵郡所举的孝廉徐淑，没有达到被举的年龄，主持选举的尚书台郎官见到他后，颇为怀疑，因而诘问他。他回答：“诏书说‘有如颜回、子奇般的人才，可以不拘年龄’，所以本郡选臣为孝廉。”郎官不能使他心服口服承认违规。这事上报给了尚书令（尚书台的最高长官）左雄，左雄诘问徐淑：“昔时颜回闻一知十，你作为孝廉闻一知几呢？”徐淑无言以对，被遣还本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人皆因“举孝”违规被免官黜职，只有汝南郡、颍川郡、下邳郡所举孝廉陈蕃、李膺、陈球等三十余人符合要求，得拜郎中。自是牧守人人畏惧，莫敢轻易“举孝”。从此直到永嘉之时，察举之风清平，国家多得其人。
然而好景不长，质帝以降，朝政相继由外戚、宦官把持。滥举、请托之风重新盛行。左雄察举孝廉制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湮没在汉末政治斗争的洪流之中。
五、为已死皇帝守陵而得官——最为荒诞的以孝选官
以孝选官制度经顺帝时左雄改革，察举堪称清平。但到灵帝时，以孝选官制度趋于腐败，这与灵帝治政的荒淫密切相关。
灵帝早年只是个解渎亭侯，住在偏远的河间，生活清苦，不意由蛇化龙，成为天子，恨不得把世上的财富全据己有，为此不择手段聚敛钱财。他下令全国，每亩田地增杂税十钱，又公开卖官鬻爵，明码标价，从关内侯、虎贲中郎将、羽林校尉到各级官吏都卖，价格不等，俸禄二千石的官职，卖二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卖四百万钱。连朝廷最高职位公卿，也被标价出卖。曹操的父亲曹嵩，在灵帝时就是通过贿赂宫中宦官，花了一亿万钱，才当上了东汉最高官职太尉。
在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代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他也就不必再有什么个人财产，其一切费用全由国库支出。但灵帝觉得这些不够，他千方百计攒起了私房钱。他在西园建了一座万金堂，凡卖官而来的钱都放在里面。后来觉得这样做还不保险，于是便把钱悄悄存在宦官家，一家存了数千万。
灵帝特别爱玩，玩法花样百出。他让人在后宫西园盖了一条商业街，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宫女们扮成店主，贩卖货物。他身穿商贾服装，每到一处，宫女们献上酒食，他便与众人同坐一处，如在民间酒肆一样，吆五喝六，劝酒行令，以此为乐。
灵帝追逐新奇和荒奢的本性，使得他在举孝选官上也别出心裁。桓帝驾崩，葬于宣陵。灵帝建宁元年（168），有一群市贾小民，聚集宣陵，假名称孝，为桓帝守陵。灵帝看到大为高兴，诏令所有宣陵孝子全部任官，有的当上了郎中，有的当了太子舍人。
郎中、太子舍人是什么级别的官呢？以俸禄而言，郎中的俸禄相当于三百石，太子舍人的俸禄是二百石。相比县令俸禄六百石，他们的俸禄确实不高，但郎中和太子舍人升迁快，是为进入官场的捷径。不光如此，郎中和太子舍人的任职资格也非常高。《后汉书·安帝纪》载，安帝下诏自大将军至六百石官员，都遣送儿子到太学（东汉最高学府）学习，学满一年后考试，授予成绩最好的五人以郎中之职，成绩稍次的五人太子舍人一职。又《后汉书·献帝纪》载，献帝诏令考试儒生四十余人，成绩得上第的赐位郎中，次等的授位太子舍人，下第的罢免。任职资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从《汉官仪》的记载来看，郎中是孝廉除官过程中最常做的官。在《后汉书》所记东汉163个孝廉中，除官可考的有66人，其中31人拜为郎中，将近占据50%。与“郎中”比秩的“太子舍人”也是被举荐者经常担任的官职，故而“宣陵孝子”也被当成了“举孝廉”，而获授郎中、太子舍人。
但灵帝这一做法实为荒诞，这些市贾民一无功劳，二无才德，只因为皇帝守孝便得尊崇的职位。而且这批“孝子”中有一个东郡人竟然是罪犯，所犯罪行为偷盗别人的妻子。结果此人被本县追捕，最后伏法。无怪乎大臣蔡邕劝谏灵帝说：“臣听闻前汉文皇帝制诏天下只服丧三十六日，不管是与文帝有父子至亲关系的继位君主，还是受了皇帝重恩的公卿列臣，都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心里而遵守制度，不敢有丝毫逾越犯纪的行为。而今这些虚伪的市贾小人，本非皇帝的骨肉，既不存有皇帝对他们的私恩，又没有任官拿国家的俸禄，然而他们平白无故面露哀戚，心生悲思，这种情感缘何而来呢？”灵帝听后，不得已下诏改任宣陵孝子为丞、尉之职，这对“孝子”们而言，也是莫大的恩典了。
六、徒有虚名的孝——“举孝廉，父别居”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说：“灵帝、献帝时期，宦官当势，群奸掌权，危害忠良。中央察举人才措施失当，下面州郡也不重视贡举人才，故而当时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意思是说：地方贡举的秀才，却没有多少学识；察举的孝廉，却与父母分开居住。所选寒素清白的人却如淤泥一样污浊不堪，所举的高第良将却像鸡禽一样胆小。”
在汉代，儿子与父母别居，被视为不孝。如果官员做出这种不孝的举动，将会受到惩罚。《后汉书·臧宫传》载，臧宫因功勋卓著，被封为朗陵侯，其死后，侯爵传给他的儿子，继而一直传到他的重孙臧松手中。安帝元初四年，臧松与母亲别居，被发现后，朝廷剥夺了他的爵位，朗陵侯国被废除。
东汉末期，察举的权力掌握在极少数达官贵戚之手，大多数情况下是帝王下诏，由公卿和郡国守相按照一定的要求来察举，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作保证，察举不实、所举非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征辟的人数有限，影响不大，而察举涉及面广，所举之人数量大，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就越来越严重。
东汉的许武就依靠财力使其弟弟获取虚名，操作地方察举孝廉。《后汉书·许荆传》载，许荆的祖父许武被举孝廉后，想让他的两个弟弟也成名，便与弟弟分家，把所有财产分割成三份，他自取其中肥沃的田地、宽广的宅院和强壮的奴婢，而把差的分给弟弟。这样，他的两个弟弟获得了“克让”的名声，亦被举为孝廉。之后，许武大会亲戚和族人，当众宣布了他使两个弟弟成名的本意，并把在他辛苦经营下比以前增值了三倍的财产全部送给了两个弟弟，自己一无所留，于是许武获得了更大的声誉。
赵宣作假的丑闻也堪称典型，他在双亲死后搬到未封闭的墓道中服孝二十多年，乡邑称孝而获举荐，结果太守陈蕃调查后发现，赵宣在此期间竟然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孩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谈。
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请托贿赂作伪作弊之风盛行，世家大族垄断仕途，所举之人，但以门资阀阅为标准，高门望族的子弟无德无才亦得以荐举，一般士人则入仕无门，空有满腹经纶。如《后汉书·阳球传》载，阳球家世代都是大族，一次，郡中有一位官吏侮辱了他的母亲，阳球便集结了少年数十人，杀死了这位官吏，并且灭了他的家。阳球不仅没事，反而“由是知名，初举孝廉，拜尚书侍郎”。再如袁术年少的时候以侠气闻名，经常与公子哥儿做些飞鹰走狗之事，以游闲公子名闻遐迩，然其家名门望族，四世三公，故而被“举孝廉，迁至河南尹”。
比较之下，一些正直的官吏在官场及社会恶势力控制下，难以将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还可能因此得罪权贵。桓帝时，河东太守史弼就是在举孝廉之时拒绝权贵请托，因而得罪宦官侯览，遭其陷害，险些送命。《后汉书·史弼传》载，史弼当官特别压制豪强，小民有罪，反而多所宽宥。他在任河东太守时，诏书下令当要举孝廉。史弼知道这时会有许多权贵请托，于是他预先下令断绝一切这类疏通关系的往来。中常侍（宦官的最高官职）侯览果然遣人持书信前来请托，结果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史弼人影。这人没办法，只得谎称有其他事情要谒见太守，骗得面见后便传达了侯览的书信。史弼大怒，说：“太守为国家重任，应当选士报国，你是什么人，竟敢伪诈谎报！”便命左右带出，加以惩罚，捶打了数百下，府丞、掾史十余名下属官吏都来劝谏说侯览的人打不得，史弼不为所动。并不止于此，打了之后，史弼还命人将此人关进了安邑的牢狱，当天就把人杀了。侯览知道后非常怨恨，遂诬陷史弼诽谤朝廷。史弼便被关入囚车，押解进京，打入牢狱。这时有一位平原人为他奔走，到宫门前向皇帝申述冤情。还有前孝廉魏劭乔装打扮，谎称家僮，保护史弼。史弼最终还是受到诬陷，应当判处当街斩首。事情紧急，魏劭与同郡人便变卖郡中的府邸，贿赂侯览，才得减死罪一等，被罚输作左校（服劳役刑）。
相比史弼而言，田歆算得非常幸运。《后汉书·种暠传》载，河南尹（河南为京城所在地，故其太守称“尹”）田歆的外甥王谌，有知人之名，有一天，田歆对他说：“今应当察举六个孝廉，现在已经收到了许多贵戚的书信命令，不好违背他们，但我也想自己选用一个名士来报答国家，你要帮助我寻求。”第二天，王谌送客到了大阳郭这个地方，远远地看见了种暠，觉得此人与众不同。回来后王谌告诉田歆：“我为大人找到孝廉了，就是洛阳的门下史（汉代州郡长官自己选荐的属吏。因常居门下，故称）。”田歆笑着说：“应当选举隐逸山泽的高士，近在洛阳的属吏也行吗？”王谌回答说：“隐逸山泽的不一定是异士，异士也不必藏在山泽。”田歆听后，立即召见种暠，当场问以职责诸事。种暠对答如流，田歆很满意，便召主簿记上种暠的名字，于是种暠被举为孝廉。
东汉末官僚士大夫之间，亦以察举深相交结。汉代同年被察举者间互称“同岁”，同岁者关系密切。广汉太守五世公与司徒长史段辽叔为“同岁”，竟不顾段辽叔的长子“才操囱钝”，举为孝廉，舆论哗然。五世公转任南阳太守，又以私情接连察举其“同岁”蔡伯起的弟弟蔡琰，蔡伯起的儿子蔡瓒为孝廉。当时蔡瓒年十四，尚不够应举年龄。尚书台任命蔡瓒去做县令，瓒才说：“我还处于弱冠之年，不能出任地方官。”慌乱中露了底细。
此类典型，在东汉又何止一例。而一般下层地主子弟为挤入选举，送礼行贿、伪饰德操、沽名钓誉的行为，就更为司空见惯了，难怪葛洪会发出如此感叹了。
七、“举孝”也担风险——官员“举孝失职”，亦受惩处
自秦以来，选举任人在法令上即有严格的规定。《史记·范雎列传》载：“秦代的法律规定：选举任人而所选任的人违法，被举者犯了什么罪名，就以这个罪名处罚举者。”汉承秦制，选任得人与否，选任者与被选任者要负连带责任，功罪赏罚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