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荫补制度继承明代旧制，文官三品以上才有权荫补子孙。顺治八年，朝廷稍稍放宽荫补的标准，即以京官四品、地方三品和武官二品以上为限。古代的荫补特权，除了致仕官员子弟可享受之外，很多为国捐躯的将士家庭，也同样可享此优惠政策。尤其是清代，作为以战功立国的统治者非常照顾功臣的后人。
顺治时期规定，在顺治亲政之前阵亡的满族将士，其职位可以世袭罔替，子子孙孙传下去；而在顺治亲政之后阵亡的，则每一代人获荫补的级别都比上一代人降一个等级，直到无级别可降为止。乾隆时期又再次规定，对于顺治亲政后获得荫补的阵亡将士子孙，如果已经依次降低到没有正式品级的官位承袭，那么赏赐给他们七品官职，而且其后代可以永远承袭七品官。但是，这种荫补主要是授予爵位，而非实职。
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旗人阵亡，按照其官阶高低来授予“世职”——子孙可以继承的职位。一般一品参赞和都统将官阵亡，子孙可世袭四品“拜他喇布勒哈番”爵位（骑都尉），不过只能袭三代。二品统领和副都统武官阵亡，子孙也可世袭四品骑都尉，但只能袭两代。荫补为骑都尉的将官后人，每年还可领取高达410两白银的俸禄。从三品营总以下的武官，后代只能世袭一次五品爵位“拖沙喇哈番”（云骑尉），但云骑尉每年的俸禄也不少，为85两白银。
而汉族将领若阵亡，一般不授予世袭的爵位，只荫补其一个子孙为官员。雍正十二年规定，汉人提督、总兵这样一二品的将官阵亡，可荫补其一个儿子为正四品都司；副将、参将、游击这样的二三品军官，则可荫补一个儿子为正五品守备；都司和守备这样的四五品军官，可荫补一个儿子为从六品的“卫千总”；而千总、把总这样的六七品中下级军官，也可荫补一个儿子为正七品把总。到了乾隆年间，随着旗人战斗力的下级，也为了更好地发挥汉族将士的作用，乾隆皇帝下旨准许汉人阵亡将领，能与旗人一样获得世袭的爵位或职位。
虽然这种荫补是在先人为国牺牲后，对其家族的一种补偿和照顾，与养老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古代的养老，其实除了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赡养他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即对逝去先人的祭祀和光耀家族的门楣。正因此，清代对满人牺牲将士的后人如此厚待，正是为了让他们有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来更好地纪念和祭拜祖先。而子孙能够世袭罔替地做官，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称道的光宗耀祖。
清代还有一种特别的荫补制度，即对于封疆大吏和元老重臣子孙，国家一般采取赏赐给他们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或者是“内阁中书”和“主事”等级别不高但权力很大的文职官衔。譬如雍正刚一继承皇位，就下旨赏赐助他登上大位的马齐和隆科多二等“阿达哈哈番”，并且子孙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所谓的“阿达哈哈番”是满语，翻译成汉语就是“轻车都尉”，是清代的爵位名称，二等轻车都尉相当于从三品的官职。雍正八年，大学士马齐、张廷玉、蒋廷锡三人因为对国家贡献极大，又被赏赐一等“阿达哈哈番”爵位（相当于正三品官职），子孙也能世袭。
清朝雍正年间还在京师设立贤良祠，各省也有贤良祠，都是用来祭祀有功劳的大臣。而且，在京师贤良祠供奉的功臣，一般都是文职在四品道员以上，武职在二品副将以上的官员，人数有几百人，他们的子孙还能获得荫补为官。乾隆三年（1737）朝廷规定，入京师贤良祠的官员子孙，如果已经是文官七品以上和武官五品以上，可免去其荫补资格；但如果子孙无官或官职级别较低，则可以获得特殊的荫补。
总之，从汉代开始，中国退休官员和为国捐躯的将官的子孙，一般都能或多或少地享受政治特权，进入官僚体系内做官。正因此，活着的退休官员家族能够保持一个质量较高的养老环境。而且这种优渥环境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皆具备的。在古代的官本位社会中，子孙能够用荫补得来的官职，获得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把父祖辈本来就非常充足的养老条件再次推向一个高潮。而为了国家死去的官员，也能因后代所荫补的权势，获得至高无上的家族荣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活着时候的高规格养老向后延续到死后的很多代，如清代对满族阵亡将官子孙的荫补，就集中显示出这一种特殊含义。
六、退休官员的精神享受
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官员的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相对应的，他们退休后可以继续参与国家政事，虽然很多时候都是辅助性的参政议政，但却让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而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因为物质条件的优越和个人文化品位较高，他们居家的精神生活当然大都悠闲自得，颇具情调。
从汉代开始，某些退休高官就通过皇帝特批，常常定期参加朝会，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文雅的说法——奉请朝。其实，退休官员特准参加朝会，首先的确是他们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可以有利于朝政。其次是一种象征意义，主要是国家和皇帝为了表达对老臣的尊重和照顾，而给予他们一种特殊优待。因为入朝论政，是表明某个人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臣李通、骠骑将军刘隆和左大将军任广等人，都因为皇帝的特批，而在退休之后继续入朝论政。唐代政府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不定期参加朝会，而且退休官员离任前的品级与在职官员一样的，退休官员相对的要站在朝堂更前面一些。唐高宗时，太子少师（唐代高级荣誉职位）许敬宗退休后，高宗让他每个月来两次皇宫参加朝会，而且如果他的身体条件允许，他还可以随时来朝。
宋代除了朝会之外，遇到国家重大活动，如祭祀天地、皇帝与太后生辰等，退休官员也可以参加。侯益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员，在后周时，以一品太子太师致仕，到了赵匡胤创立宋朝后的乾德元年（963），侯益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为了善待前朝老臣，赵匡胤特意让侯益陪着他参加祭天大典，待遇等同于宰相。
古代官服和官帽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古人非常看重这一点。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明政府规定，致使官员与现任官员一样，凡是来参加朝会等大型活动的，都能穿正式的官员礼服，并享受在时一样的特殊待遇，这对于退休官员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而清代高级官员退休后，一般都可以参与朝政的决策，并有权向皇帝上告地方的民情和政务。
在平时的居家生活中，退休官员也有特权，明初的退休官员只有在本族、外祖父家和妻子家里按照长幼尊卑来行礼。但即便如此，在宴席上，致仕官员也不能坐在没有官职之人的下方。也就是说，长辈如果不是官员，也不能在宴席上坐在退休官员的上方。而且，亲属之外，一个退休官员与没有做官的普通人相遇，普通人必须以拜见官员的礼仪，向他行礼，但他不必还礼。如果有人违反这些规定，怠慢甚至侮辱退休官员，则会依照法律治其罪。
还有一种情况与参加朝会相似，但不用退休官员自己来皇宫，而是相反，由皇帝派人到他们家里询问国家大政。汉文帝时期的大臣爰盎敢于直谏，而且总能针对时弊，提出很不错的建议，是汉文帝的左膀右臂。他退休后，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继位。又一次，景帝有一桩很棘手的政事难以处理，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在家养老的爰盎，于是就派遣特使到爰盎家，询问该如何处理。众所周知，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大师，他既有才学，又有实干家的素质。在担任诸侯国胶西国的丞相之时，董仲舒退休回家。但是，汉武帝却没有忘记他，总是派遣廷尉（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张汤去他家去询问大小政事，每次他的意见和建议，总能得到汉武帝的首肯。
明代嘉靖时期，张孚敬以一品太子太师、大学士致仕。退休后，他经常向嘉靖皇帝上书问安，其中还涉及诸如册立太子等国家大事。而嘉靖每一次都认真地写回复的诏书，并且派锦衣卫的将官亲自把“回诏”送到张孚敬的家中，以表示尊重和优待。清代嘉庆时的满族大臣庆桂退休时，嘉庆皇帝除了给他增加官衔“太保”外，还亲自写诗赞赏他的功劳，并题写“齐美延禧”的匾额相赠，可谓盖世之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