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继母子关系的缓和当归因于魏晋“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众所周知，曹氏、司马氏以篡位得天下，用“忠”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只能是乱贼逆臣，他们自己来谈“忠君”实在难以服众。此种情况下，魏晋统治者移忠入孝，以“孝”作为治国的根本，以此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以及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魏晋统治者不仅下诏宣“孝”，而且亲自讲《孝经》。在“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下，一切都纳入“孝”的轨道。关于父母的概念，除了自然血亲之外，当然还包括继母及拟制血亲。所以，魏晋统治者一再重申“继母如母”，将对继母尽孝的行为从礼制上的提倡转向法律上的规定。这也证明了魏晋时期继母地位的提高：继母可以不慈，可以肆意扑责继子，继子却不可以反抗或告发继母，只能是“恭谨有加”，才能得到当时社会的赞赏，否则将以不孝罪重处。另外，魏晋时期将“孝”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许多士族子弟为谋取功利沽名钓誉，将行孝极尽夸张地演绎。从这出发就不难理解“六岁丧继母而哭泣如成人”的情况了，他们的目的是获取“中表异之”，为以后的仕途铺路。
其次，从魏晋士族阶层的家族观念来看。自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以来，高门大族就把持了仕途的特权，由此形成了选官上重门第之风，一些家族因此累世公卿，逐渐掌握了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大权。这样，出身门第决定了一个人的前途，士庶之间以及士族内部门第高低的界限十分严格。文化上士族用礼法来标榜自己的高贵身份，而“孝”是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必然大力提倡孝道。同时，由于魏晋社会的动荡不安、战争频繁、政权更迭，人们更加感到时世的无常，由此对家族关系产生强烈的依赖。而士族阶层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累世特权，他们为了保证这种特权不因时代的动荡变迁而没落丧失，必然十分重视家族内部的团结，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孝道”作为协调家庭内部矛盾维护家庭稳定的工具。就西晋初年的显赫家族傅玄一家而言，就是“孝”的典范。傅玄子傅咸“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又傅玄的侄子傅宣“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正因为魏晋世家大族对“孝”的极端重视，才使行孝在当时蔚为风尚。
最后，从继母的实际地位来考察。魏晋时期，严格尊卑贵贱，以致“士庶不婚”。因此，在士族阶层内部，即使“继室”，娶的也大多是出身高门的女子，所以继母的地位往往比较高。如果“继室”的门第出身比“正室”还高，那么，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名分就比较高，就没有礼制规定“继室”原则上不能膺越正室名分的限制了。另外，魏晋时期妻妾的界限也泾渭分明，是不准乱妻妾位的。所以妻死或被逐出，妾也难以代正室治理家事。正如颜之推所说的“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唐代官员褚遂良也说“永嘉以来，王途不竞，在于河北，风俗顿乘，以嫡庶若奴，妻遇妾而如婢”。由此可见，妾是不可以上升到妻的地位的，“续室”都必须“重娶”而来，故继母的实际地位提高了。
综上所述，在魏晋“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下，士族子弟以“孝”作为维护“累世公卿”特权及追求名利的手段，加上继母出身比较高，继母子之间的关系已完全融入了“孝道”之中，所以继母子之间的关系由冲突转入和谐的状态是必然的。
先秦儒家把复仇当作是一种权利和责任。但从国家和法律的立场看，复仇蔑视法律权威，侵犯国家司法权，因此，法家从维护君权出发，主张生杀予夺权属于国家，反对复仇。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势力较为强大，孝道伦理已经上升到一种高度，所以复仇的风气很盛。一般来说，血亲复仇是儒礼所崇尚的，但是法律却是禁止的。如果家国一体的格局瓦解，国家权力集中，必然会导致对复仇的禁止；相反，如果宗族强大，皇权衰微，就不能有效地利用国家政权对复仇进行扼制。这一时期，统治者虽然也颁行过一些禁止复仇的法令，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宽宥，甚至褒扬复仇占据了主流。
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青州袁谭残余势力的时候，就下令不得报私仇，目的是促进当地社会的安定。魏文帝黄初四年（233）又下诏全国如果发生复仇案件就要诛灭九族。统治者屡屡下达命令，禁止复仇，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复仇之风的严重程度。魏律规定政府出于捍卫“孝道”，允许复仇合法化；但为防止冤冤相报，又对复仇的范围作了限制，即只有在凶狠地斗杀了仇人，凶手在被劫捕而逃亡时，被杀者的子弟才可以追杀逃亡的凶手；但如果经过大赦或者是过失杀人，则不许复仇。
法律虽然明文有禁，但由于魏晋南朝时期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加之“孝道”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民间怨杀复仇几乎无一不赦，几近明罚暗纵，甚至对国法应该严惩的也加以宽宥。由于复仇者不仅不受法律制裁，还常常得到社会舆论的褒美，甚至有人还凭借此举大获声名，以至飞黄腾达，仕途顺畅，于是视“复仇”为“义举”而行之者大有人在，这种恶劣风气，不能不说是“孝道”恶性发展的结果。
苏峻之乱时，江播曾协助韩晃攻破宣城，杀死了桓彝。桓彝之子桓温年仅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咸和六年（331）桓温十八岁，恰遇江播病死，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居丧。桓温诡称是吊唁的宾客，混进江家，将江播的三个儿子全都杀死。此事不仅无人追究，相反，还被时人所称颂，桓温此后受到朝廷重用，成为显赫的高官。又如晋废帝太和年间，吴兴人王谈的父亲被邻人窦度所杀。当时王谈年仅十五岁，待他长到十八岁就秘密买了插刃，假装耕耘，暗地守候在窦度的船经常出入的桥上，当窦度行于桥下不备之时，“以插斩之”。太守孔严“义其孝男，列上宥之”。
还有的亲手杀死仇人之后，还以灭其家族为快。如王敦的心腹沈充，兵败逃回吴兴，误入他的旧部下吴儒家。吴儒为封侯取赏，杀死了沈充。沈充的儿子沈劲因系叛党之子，依法当连坐受诛，然而乡人钱举把他藏匿起来，一直到遇赦获释。后来沈劲“竟灭吴氏”。后来由于在洛阳抵御慕容悟的进犯而捐躯，沈劲还获得了忠义之名。
南齐时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连环报复案。朱谦之的父亲朱昭之将其妻假葬于田侧，不料，却被族人朱幼方放火烧死。谦之虽小，但听姐姐秘密告知真情后，一直将此仇铭记在心。长大后，朱谦之不婚娶，一心报仇。永明年间，他终于找到机会，亲手杀掉了朱幼方，然后到官府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