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著作不是系统的论文，而是格言警句的汇总，常有相互矛盾之处，但他的思想能使自己的读者入迷。造成轰动效应的是他那横扫19世纪文明和价值观的势头，也包括对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和非理性的古典酒神精神的推崇和提倡。否定和批判现存的道德观念和精神信条，是贯穿于尼采全部成熟著作的主题。为此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并对启蒙时代以来科学与理性的发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认为，基督教是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弱者对强者的一场革命，它以来世说瓦解了人类控制世界的意志，以其教义中的罪过感束缚了人类本能和天性的正常发挥。它否定生命，钳制人类意志的自由表现，使谦卑和自我压抑成为美德，使骄傲成为邪恶，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生命的本能，窒息了生命的火花。而生命的火花，作为人类本质的内在欲望，必须重新燃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是人类自己的创造，随着上帝和基督教价值观之死，将带来人类的解放。人类可以超越虚无主义价值观，恢复生命活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成为自己的主人。尼采还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败、颓废，归结为理智才能过分发展，而意志和本能受到侵害的产物。他反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理智的强调，认为只有人的本能欲望才是生命的真正力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抑制了人类的意志，也摧毁了闪烁着文化创造精神和点燃生活激情的自发的生命活力。为了战胜令人窒息的现代文明带来的单调与平庸，他呼吁一种没有基督教负罪感，能够以强力证实自己存在的理想“超人”的出现。超人不为社会所强加的任何限制所束缚，具有旺盛的强力意志和健全的生命本能，是充满古典的酒神精神的欢乐生活的真正享受者。
尼采的“超人”概念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他借助超人概念来否定旧的传统，试图为理性抑制下衰弱、退化的人类精神，提供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理想类型。超人与非超人的界限是生命意志的强弱，而不是种族或出身的差异，但他的学说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糟粕。他对优生学的盛赞和对生存竞争规律的宣扬，都表现出露骨的种族主义倾向。他针对西方文明的弊端所展开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估，削弱了西方文明的理性基础，对生命哲学、文化哲学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都有较大影响。由于尼采哲学的复杂性、矛盾性，20世纪资产阶级文化思潮中的进步流派和反动流派，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启示。他思想中的消极成分曾为***主义者利用，其中权力意志、超人等概念曾为**分子歪曲，他们自视为尼采超人的化身，把尼采颂扬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但尼采既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者，也不是反犹主义者，他对新帝国持批判态度，甚至反对把德国置于俾斯麦的领导之下。此外，他对德国民族的评价整体上比较低，认为德国人的心理是病态的，对自己的邪恶毫无意识，是一个危险的民族。相反，他认为“与一个犹太人接触是一种愉快”，承认“犹太人是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健壮、最坚强、最纯洁的民族”。这些都体现了他与**势力之间的重要差别。
尼采的哲学以极为复杂的内涵，反映了危机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人生态度，为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毫不妥协地正视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由于没有提出解决现代社会病症的建设性观点，他对西方价值观极端而猛烈的诋毁以及对权力意志的颂扬，为暴力和非理性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波，在19世纪后期德国的音乐文化创作中得到明显的回应。在帝国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位音乐家占有显要地位，令人困惑不解。他以戏剧为题材所独创的音乐剧，以不可遏制的激情所表达的奇妙的、动人心魄的象征意义，使他的音乐成为德意志民族命运的象征，对德国精神文化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位独具特色的音乐奇才就是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1813年5月22日，瓦格纳诞生于莱比锡一个有教养的警官家庭，但父亲在他出生6个月后就去世了。继父路德维希·盖耶尔是一位颇有才艺的演员，同戏曲界、音乐界名流广有交往。耳濡目染，幼年的瓦格纳就同音乐艺术有着不解之缘。18岁时，瓦格纳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两年后，在一次音乐会上，他第一次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深受感动，从此他放弃学业立志要做一名音乐家。其后的6年，他先师从教堂司乐魏利格学习乐理，以后辗转于外省几个剧院充当音乐指挥，逐步积累了丰富的舞台演奏经验。1836年，他完成了最初两部歌剧的创作。1839年，他带着名作《黎恩济》前往巴黎谋求发展，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在生活上陷入困境。绝望之际，他接到德累斯顿歌剧院打算上演《黎恩济》的消息，于是满怀深情地回到祖国。这出反映罗马人反暴政斗争的历史歌剧首演成功，为他的事业带来了前景和希望。从此他开始走上歌剧革新的道路，决心用新的音乐成就改造旧歌剧的传统。
1843年，新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德累斯顿首演，这成为瓦格纳走向革新道路的起点。在这部歌剧中，他首次以特殊的技巧，展示了音乐与歌剧的综合，把一种源于德国民间的原始乐曲发展为全剧的主题，使歌剧演变为以音乐为主旋律的交响曲。以后随着名作《唐豪赛》、《罗恩格林》的上演，瓦格纳的创作在40年代达到高峰。他试图以交响乐恢复古希腊悲剧宏伟场景的努力，把音乐剧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这时，欧洲1848年革命爆发了。瓦格纳因同情革命，甚至煽动军队起义，遭到政府的通缉。他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总结了他的艺术改革思想，并开始写作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另外两部出色的作品：《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三部乐剧体裁不同，但都以史诗般的艺术效果，展示了瓦格纳惊人的音乐才华。由于巴伐利亚年轻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赞助，乐剧演出后，为瓦格纳赢得空前的声名。他开始被视为一位开辟了音乐中新的英雄时代、以新的音乐形式恢复古希腊酒神文化精神的先驱。保罗·亨利·朗格指出：“瓦格纳的英雄人物和瓦格纳的音乐不只是产生了一个自然热情的世界，而且是用神话——宗教的虚构掩盖了这些人的热情的世界……”
瓦格纳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将音乐与戏剧的表现以尽可能紧密的形式连成一体，以一种“连绵不断的旋律”，取代传统的宣叙调和咏叹调，并按德国语言的音调形成独特的旋律轮廓，使旋律配合剧情的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整体。这种新型“音乐剧”具有鲜明交响性和德国气质。音乐主题和动机成为乐剧的角色，成为与剧中人物和情节相伴随的情感象征，使主题旋律产生的听觉效果与戏剧演出产生的视觉效果融为一体，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力量。
瓦格纳不是单纯的作曲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文学、诗歌和戏剧创作，认真学习过希腊文，钻研过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年轻时他也曾参与政治活动，是1848年革命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又因受戈比诺伯爵种族理论的影响，成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的宣传者，是反犹太运动的先锋。此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同青年尼采的交往，都从不同方面影响过他的思想。这些复杂的阅历和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以及一生中所经受的几起感情波折，都在他的乐剧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使他的作品既新奇多彩、变化万千，充满激情和诱人的幻想，又沉重、压抑，弥漫着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忧郁气氛。这些都使他成为世界音乐史上充满争议的风暴中心。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的乐曲是令人心醉、光彩夺目和新颖脱俗的；他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以令人迷醉、麻木、支离破碎的韵律败坏了文化和音乐艺术的纯正风气。尽管如此，他的音乐作品仍具有现代艺术的感人力量。人们可以批评他、攻击他，但不能否定他。由于他在音乐戏剧中的大胆革新，音乐已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
帝国时期，德国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与邻国相比虽稍显逊色，但也不乏反映时代精神的流派和杰作。由于世纪交替时期所出现的社会动荡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反映在人的思想，特别是作家思想深处的矛盾冲突必然会以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表现出来。其中格哈特·霍普特曼、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两兄弟的创作实践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格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年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他出身于西里西亚一个富有的店主家庭，青年时期曾在耶拿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通过参加青年文学团体，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文学社团青年诗人阿尔诺·霍尔茨的交往，决定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泰纳的环境论的影响，认为遗传和环境是决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要把人的生存原始关系毫无遗漏地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刻画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描写方式起源于法国，法国著名作家左拉（1840—1902）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828—1906）被视为自然主义的先驱。1880年11月22日，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柏林上演，给德国戏剧界带来清新之风，一时之间德国作家竞相仿效自然主义模式。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社会》杂志，大力宣传自然主义创作方式，介绍左拉、易卜生的作品。1889年，柏林新建的“自由舞台”剧院，以公演易卜生的剧本为开端，很受观众欢迎。同年10月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本《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上演，大获成功，成为作者的代表作。该剧通过刻画一青年与酒徒女儿恋爱的悲剧，真实地再现了德国当时社会生活的阴暗面，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取得了轰动一时的社会反响。
继《日出之前》之后，霍普特曼最负盛名的剧作是《织工》（1892年）。这是一部首次在德国文学中表现劳资冲突，反映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杰作。霍普特曼利用最原始的素材，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感人的悲剧场面。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主义，它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为霍普特曼带来了更高的声誉。
自然主义，从其大胆地暴露社会黑暗、打破现实沉闷空气、表露人的精神的痛苦等方面来看，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它缺乏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找不到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并否认艺术构思，这些减弱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是就霍普特曼一生的创作而论，他的成就是最主要的，除了47部剧本，还包括许多小说和诗歌。在文学风格上也经历了由自然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过渡，后来他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作为一个戏剧家，他后期的作品兼有自然主义主体和传统诗的主体相结合的特点。由于他在戏剧艺术领域丰硕、多样和出色的成就，19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90年代以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作家是来自卢卑克的亨利希·曼（1871—1950）和托马斯·曼（1875—1955）兄弟两人。他们出身于北方卢卑克城一个富商家庭。亨利希·曼曾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1893年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以后专门从事写作。主要代表作有《帝国》三部曲：《臣仆》（1918年）、《穷人》（1917年）和《首脑》（1925年）。其中《臣仆》是最具有影响的讽刺小说。他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狄得利希·赫斯林的成功刻画，塑造了一个胆小残忍、极端利己而又崇拜和害怕权力的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所持的批判态度。此外，作者还通过小说《垃圾教授》（1905年）、《小城》（1909年）等作品，对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