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立法的影响更为广泛。第一项社会保险议案是1883年的疾病保险法，它规定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负担2/3，受雇者承担1/3。这项法案从1885年至1903年，进行过4次修正，到1913年，约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1884年通过了意外灾难保险法，这项保险所需费用全部由雇主承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若工人死亡，家属可领取相当死者薪金约1/5的抚恤金。1889年又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负担。享受这一保险的年龄为65岁，在此年龄界限以内，如果工人残废，会得到一笔抚恤金；65岁以后，他可以领到养老金；如果在65岁以前死去，其家属可获得一笔年金。除此而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还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问题上对国家立法作了补充。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为先进的社会立法楷模。这些举措虽然使部分工人牺牲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如领取救济金者将失去选举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从长远看，它不自觉地顺应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干预的需求，并对帝国时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帝国的经济发展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也为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帝国建立到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因为在不足30年的时间内，德国令人惊异地走完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不仅由一个分散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而且成为对英、美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提出挑战的新兴力量。就其成就而言，也许只有现代日本的崛起可与之相媲美。
德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前奏出现于19世纪50、60年代，在这20年中，经济发展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整整一个世纪的总和。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达13.2%，超过了法国，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是，在统一以前，德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除了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等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外，德国还存在着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全国总人口中有2/3的居民长年居住在农村，在一千多万劳动力中，有600万人仍在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农业地区长年有近百万的德国人离开祖国，到国外去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在普鲁士东部的大庄园，由于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和沿用旧的经营方式，许多庄园主收益甚少，而且经常负债。他们不断地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给予财政援助。这些都说明，德国在当时仍未摆脱分散的农业国的消极影响，工业发展的成就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它的发展，由于国土分裂和农业滞后，尚未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
统一，是德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起点。
第一，政治统一的完成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为资产阶级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政策创造了条件。这些政策包括统一的经济法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统一的金本位币制的制定以及部分统一的邮政系统和国家中央银行的建立等。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金融机构事务的管理法等。1873年7月政府公布货币法，1875年1月规定帝国马克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随之又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帝国银行，从而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制度。1879年，国会通过保护关税法，大大提高了进口税率。关税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关税收入，而且使本国产品垄断了国内市场，保护了发展中的国内工商业，也稳定了容克地主的农业经济。这些举措彻底消除了统一前地方经济的分离状态，加速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和广泛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由于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法国支付的50亿法郎的赔款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这块煤铁产地，对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50亿法郎的赔款对德国扩大生产起了一种“输血”作用，直接引发了德国经济的“暴发”。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则获得了实际而又持久的资源优势。这块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与有着丰富的原煤储量的鲁尔矿区连成一片，成为德国发展重工业的一大重要基地。由于新的财力和新的资源的获得，这个新统一的国家取得了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决定性条件。
第三，军事工业的发展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从三次王朝战争，到维持欧洲大陆霸权，继而争夺世界霸权，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是普鲁士—德国的既定国策。1879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4.3亿马克，1899年上升到9.3亿马克，到1913年则猛增至21亿马克。巨大的军事支出刺激了克虏伯、施图姆等军火企业的飞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克虏伯军火工厂的雇员从7000人增至8万人。克虏伯大炮的声名不仅使它垄断了德国军队的供应，而且使它从全世界的军备竞赛中得到加工订货。在德国国内，军事工业不仅被视为国家利益所必需，而且被当作繁荣经济的主要手段受到颂扬。他们深信军备是使德国不断取得经济进步的条件。事实证明，军火工业的膨胀曾直接带动了相关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此外，服从于军事需要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给一系列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带来巨量的订货，推动了它们的发展。
第四，帝国时期的教育、科技发展成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是德国后来居上并呈跳跃式发展的基本原因。在德国，由于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70年代已基本完成近代教育革命的任务，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大为提高。全国的文盲率，1865年为5.5%，1881年为2.38%，1895年降至0.33%。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在60年代已达到100%，在此基础上，还通过调整中等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形成规模性的三级教育网。其中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德国工人在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以及工艺水平等方面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水平的新型劳动力大军。在高等教育方面，自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以来，教学与科研、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普遍模式。其中布勒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年）、慕尼黑大学（1862年）都依照柏林大学的模式来创建。此外，由于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一些大学还成为某一专业研究的人才基地。著名化学家所在的基森大学由于一个开放性的化学实验室的影响，被誉为化学家的摇篮，而哥廷根大学则成为数学家荟萃之地，以至于在有志于数理研究的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打起你的背包，上哥廷根去！”
由于德国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的密切结合，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出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的创新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这个时期的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在几何学上创立欧几里得定理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里曼（1826—1866）、卡尔·魏尔斯特拉斯（1815—1897），卓越的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1829—1896）、维克托·迈尔（1848—1897）、埃米尔·菲舍尔（1852—1919）、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最先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罗伯特·迈尔（1814—1878）和赫尔曼·赫尔姆霍茨（1821—1894），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兹（1857—1894），发现X射线的威廉·伦琴（1845—1923），提出量子理论的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创立了细胞理论的马蒂阿斯·施莱登（1804—1881）和特奥多尔·施旺（1810—1882），创造了现代化学治疗方法的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发现了结核杆菌和霍乱菌的罗伯特·科赫（1843—1910），以及发展了细胞病理学的鲁道夫·维尔肖（1821—1902）等一批群星灿烂的科学巨子，而且在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新成果。1866年工程师西门子制成第一台发电机，成为标志电气化时代来临的第一个重要发明。1876年奥托和朗根制造出第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启动了动力机械应用上的又一革命。以后，经工程师戴姆和狄塞尔分别用汽油和柴油所进行的革新，直接为汽车的发明创造了条件。1886年，由工程师本茨设计制造的世界第一辆汽车已行驶在慕尼黑的街道上。此外，在化学、光学、机械制造和军事工业领域，德国因一系列的创新成就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在化学工业方面，德国在20世纪初已拥有五千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化学家、工程师，几乎垄断了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4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是德国学者。这些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并超越英、法等国的最基本的原因。正如经济史专家卡洛·奇波拉所断言的：“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得更快。”
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增长速度快。从1874年至1890年，英、美、法、德四国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5.2%、2.1%、3.5%；1891年至1900年则变为1.6%、3.5%、2.6%、4.8%。虽然从两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来看，美国保持着最快的速度，但是德国的工业增长则显示了愈来愈快的态势，居于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领先地位。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指数由17.5上升至64.7（以1913年为100），增加了约2.7倍。1870年至191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3%增至16%，美国由23%增至35%，而英国则由32%降至14%，法国由10%降至7%。
其次，在德国的工业增长中，重、化工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70年至1900年德国的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原煤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1.49亿吨；生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852万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665万吨。虽然煤和铁仍然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钢则代表着新材料，是机器制造业的基础。1900年世界钢的年产量为2800万吨，德国占到23.75%，这是从90年代起，德国机器制造业发展特别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机器制造业中，电机制造和造船业的发展尤为突出。此外，它对铁路建设和军工生产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化学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化学工业包含了广泛而又多样的工业活动内容，并同科学的发展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1860年德国的化学工业几乎还是空白，到70年代以后，以威廉·霍夫曼为代表的一批化学家把英国人制造合成染料的技术传入德国后，化学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酸和碱等基本化学原料的产量增长了7倍，染料的产量增加了3倍，均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共有资本250万镑，雇佣工人1.8万名，职员1360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同期英国染料工业雇佣的化学专家仅30—40人，在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上，德国化学家已超过他们的英国同行。这是德国在这一新兴工业领域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1900年德国已占据世界染料市场90%的地位，并在人造橡胶、石油和硝酸盐、摄影器材以及新药品等与化学工业有关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