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始到1848年，普鲁士共有将近29万户较富裕的世袭农民以现金或租息，解除了封建义务，约7万余户不富裕农民通过割地解除了封建义务，后者称“调整农户”。两者相加达36万余户，富裕农户远超过不富裕农户。他们总计赎买了1700万天人工劳役、600万天车马劳役，折合资金达1850万塔勒。1857年3月6日政府颁布《宣告丧失权利法令》，规定1858年12月31日后，农民再无权申请赎买封建义务。至此，那些长期无力赎买封建义务的小农和佃农，逐渐变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农业生产者已经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历时半个世纪的改革，对普鲁士的农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自由离开庄园，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构成了一支潜在的自由劳动力大军，这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最大破坏。第二，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财产（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中的少数人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营和扩大地产，成为农村的资产者——富农。第三，容克贵族的土地由封建领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且通过农民割让土地，地产不断扩大。在易北河以东，容克几乎无例外地把自己的地产合并成大庄园，雇佣农村“自由”的劳动力——长工和日工，来进行耕作。1854年颁布的《雇农法》规定，雇工和主人的合同一经签订，不得中途退耕或罢耕，从法律上保证了容克庄园的劳动力。此外，通过赎买封建义务，容克获得巨额赎金和现款，1815年至1847年容克所获赎金已达1854.5万塔勒，1850年3月，依据《赎免法》又获得1950万塔勒。这笔巨款既可改善农业经营，也可投资工商业，无疑加速了容克的资本主义化。容克在改革中靠牺牲农民所得到的土地总计420万摩尔根，经过1848年以后的调整，他们的土地进一步连成一片，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随着工业革命开始后对粮食和工业原料需求的增长，容克纷纷把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到19世纪后期，在欧洲几乎找不到比容克更好的农场主，比东部庄园更好的农场。它们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典范，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
在普鲁士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德意志其他地区也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实行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改革。在德意志西南部，巴登的农奴制改革比较彻底。1818年首先从立法上废除了新获地区的农奴制；1820年取消人身赋税，并开始赎买劳役税；1831年无偿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年允许农民赎买地主的封建劳役；1848年废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残余。在符腾堡、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30年代以后均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巴伐利亚在19世纪初已开始宣布解放农民，但只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才推动了赎免的全面展开。奥地利在1846年颁布敕令提出改革计划，1848年9月7日通过立法宣布解放农民。总之，到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几乎所有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对农民的解放，这时候距离开始解放和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农业改革是在全德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改变封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它的完成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与劳动者的分离，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化的容克贵族通过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制度，并借助新的科技手段，使农业生产力进入新的重要发展时期。表现之一为中世纪的三圃制被“改良的三圃制”（即在原来休耕的土地上种植三叶草、萝卜、马铃薯等）和轮种制所取代，这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增加了牲畜的饲料来源。从1800年至1850年，休耕地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从33%减少至15%，增产谷物约1.2亿吨，畜牧业的条件也大为改善。休耕地的减少也与化肥的应用密切相关。科学研究的进展使人们了解到土壤的化学成分和植物生长中矿物质所起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土壤肥力制造化肥提供了条件。1840年，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1803—1873）发表《化学及其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创立了农业化学，并直接推动了化学肥料的研制生产。1855年德国建成第一座过磷酸肥料工厂。1860年，由于在施塔斯富特发现丰富的磷矿，磷肥开始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整个19世纪，德国成为化肥生产潜力最大的国家。化肥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休耕地的不断减少，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能力。德国的农业开始由粗放型逐步转向集约型。
农业生产力变革的另一表现，是农具的改进和逐步走向机械化。1819年，在霍恩海姆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农具厂，开始仿制英国的犁和农具。此后，在柏林（1847年）、莱比锡（1851年）、乌尔姆（1854年），都出现类似的农业机具厂。1861年马·艾特设计了第一具可供使用的蒸汽犁，以后又出现了模仿英美式样的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分离机、污水泵和离心泵。到19世纪末，中等规模的农场使用农业机械已十分普遍。
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也是农业技术变革的重要内容。在德国，马铃薯和甜菜的引进种植、农业中的轮作制，对解决人口增长所需的粮食问题以及发展加工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马铃薯种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已经开始，至1815年已推广到德意志全境。19世纪中期其种植量已达各种作物的24%。由于产量高，它既是一般居民的食粮，也是酒精工业、淀粉工业的原料来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马铃薯的产量在19世纪增加了近5倍，成为劳动者和中下级官员最一般、最便宜的食品。甜菜种植兴起于大陆封锁时期，是甘蔗的代用品。30年代以后，随着制糖工业的发展，甜菜迎来了第二次种植高峰。易北河两岸、马格德堡以南直至萨克森是甜菜制糖业的栽培加工中心，以波森为首的东部各省居于领先地位。1850年至1867年，甜菜糖厂从150家增至300家，1866年至1870年，年加工产量平均达250万吨，并在以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成为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的重要支柱。
畜牧业随着农业的发展也有了重要进步。由于城市居民对肉、奶、奶制品需求量的不断扩大，牛、猪、羊和蛋禽类的饲养量在逐年增加。其中羊的饲养还因毛纺工业的兴起得到迅速发展。1816年至1849年，德国羊的饲养量从830万头骤增至1700万头，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羊毛生产国。马匹由于军事需要以及犁耕和部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直保持着扩大饲养的势头。从1816年至1849年，普鲁士境内的牲畜增长量分别为：牛34.25%，猪65.1%，羊97.2%，山羊307%，马26.6%。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德国林业资源丰富，与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各邦森林面积所占比例很大。1800年普鲁士在总面积500万公顷中森林占160万公顷，1820年为240万公顷；奥地利在总面积600万公顷中森林占200万公顷；巴伐利亚为80万公顷，黑森选侯国、汉诺威、符腾堡各有20万公顷，萨克森约15万公顷。由于教产还俗和农民森林收益权的改革，在普鲁士有将近15%的国家森林被出售和瓜分，致使农民的森林占有量迅速增加。到1858年私人森林已占到普鲁士森林总面积的59%，加上以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为主的城市森林30万公顷、农村乡镇森林60万公顷、国家控制的180万公顷，普鲁士成为中欧最大的森林占有国。由于木材丰富，使用木炭冶铁的时间在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如西里西亚，比其他地区更长。到1840年，德意志有1/3的鼓风炉仍然以木炭为燃料。除了冶铁，建筑业、矿山、铁道枕木、家具制造仍依赖林业资源。林业在6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提供能源的作用，但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并且是国家重要的收益来源。随着木材价格的上涨，普鲁士国家林业管理局的收益在1850年以后的20年间增加了50%—70%。林业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成为最重要的产业。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国家林业局分别拥有3.5万名和1.5万名专职林业工人，成为可与克虏伯公司一比高下的大型企业。
随着农、林、牧各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德意志还出现了许多官方的、半官方的或纯属民间的农业组织，它们对发展农业教育、推广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809年在巴伐利亚，1811年在普鲁士，1817年在符腾堡，先后出现了国家和私人创办的农业协会、模范农场、试验站等组织，通过举行展览会、建立“冬学”和咨询活动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发展。1842年在普鲁士，1848年在萨克森、黑森—达姆施塔特，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农业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农业中心”，指导和促进各省农业协会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它在土地制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变化，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三、北德意志经济一体化
德意志的工业化是在尚未完成政治统一的条件下，由各邦自发进行的。这个特点使工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乏统一市场的矛盾。在邻国实行高关税壁垒的形势下，“市场成为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学校”（斯大林）。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德意志出现了通过建立统一关税区，实现经济统一的同步进程。这个进程促进了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并为未来的政治统一创造了物质前提。普鲁士由于拥有全德最发达的工业区，加上它在全德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特殊的地理位置，最先对关税统一做出了反应。它为扩大关税区域所作的不懈努力，对统一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也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出身于符腾堡罗伊特林根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早年曾做过书记员、财政官员，1817年被杜宾根大学聘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等级议会议员。1841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欧洲大陆的运用提出挑战。他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关税，维护民族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晚发展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理论体系，对当时和以后德国奉行的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李斯特的重要贡献是区分了财富与生产力的界限，区分了个别商人与国家利益的界限。他特别强调通过征收具有“教育意义”的关税，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创造能力”和建立“工业伦理”的巨大社会意义，认为单纯的农业国，只靠农产品去交换英国的工业品，是永远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同时，一个国家只有有了工业能力，才能使农业具有商业性质，把农业从传统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手段主要是工业；由于自发的市场力量不能使发展趋向平衡，这就需要保护国内市场的国家政策，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因之李斯特把建立统一的关税体系视为发展民族工业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一个终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关税官员之中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工商业者试图与发达工业国（英国）进行平等贸易的可能性，始终是值得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