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中豪杰：风流女皇施新政
然而女沙皇的宝座并不稳固，它犹如置放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随时都有被颠覆淹没的危险。并非所有的贵族官吏近卫军都拥戴她，有人企图拥立被前任女沙皇推翻的伊凡六世为帝，也有人企图拥立8岁的皇太子保罗为帝。由于前任沙皇叶丽萨维塔女皇和彼得三世的骄奢淫逸——据说叶丽萨维塔女皇仅服装就有1.5万套，一套服装从来不穿第二遍——以及参加七年战争（1756—1763），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恶化，每年财政赤字达700万卢布，军队已8个月没有领到薪饷。商品货币经济的潜流开始侵蚀封建农奴制度的堤坝，但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压榨有增无减，封建农奴制度顽强阻挡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人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反抗的加剧。18世纪50—60年代，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后仅一年的时间里，全国23个省中就有11个省爆发了农民起义。宫廷的权力斗争、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时刻威胁着新女皇的地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认为，她很可能昙花一现。普鲁士人预言，彼得三世被废黜，将是新一轮宫廷政变的开端。新女皇该如何动作呢？
新女皇不愧为饱读经书、深谋远虑的女中豪杰，面对困境，从容自若。她首先对参与政变、辅佐有功的人员论功行赏，分别赐予巨款和农奴，以建立自己稳固的统治支柱。她一共给这些人赏赐了1.8万农奴和18.6万卢布，使积极参与政变的近卫军军官变成了贵族、农奴主。为解决财政困难，她带头放弃沙皇的个人预算，取缔某些私人企业的垄断权，建立税收制，提高某些税率，成立证券发行银行，发行公债。为了维护和扩大贵族地主的利益，巩固和扩大沙皇统治的阶级基础，她允许贵族地主抢占俄国新占领的或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向国家缴纳少额现金后即可归为己有。于是，大批贵族地主涌向伏尔加河流域和黑海北岸，抢占那里的土地，赶走当地少数民族，迁来农奴，在那里建立起农奴制度。在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争夺土地和农民的斗争中，她为了支持人数众多的世俗封建主，重新颁布敕令，没收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然后把这些土地和农民赏赐给贵族，贵族地主为此而欢呼喝彩。对于农民起义，她毫不留情，派军镇压。这一系列措施使她赢得了贵族地主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叶卡特琳娜二世真是一个奇特非凡的女人，她对政治和治国理政有着强烈的兴趣。在她看来，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在露天里进行的自然而又快活的活动。因此她不知疲倦，事必躬亲，常常是每天早晨5点起床，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主持御前会议和杜马会议，审批公文，有时甚至亲自起草公文，且速度之快，令誊写者吃惊。对于写给她的请愿书，她都一一过目。她这样做所为何故？她在读书笔记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所孜孜以求的是，但愿上帝托付给我的这个国家兴旺昌盛……国荣我亦荣。”
就是说，她把个人命运和她所喜爱的俄罗斯帝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俄国繁荣昌盛，她不仅可享受荣华富贵，还可流芳百世；俄国衰弱腐败，她的英名也将受损。她与她所钟爱的俄罗斯帝国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她的英名，她事必躬亲，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国政，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之一。
当时，在欧洲各国宫廷中风行“开明专制”，即“开明君主专制”。这种政治主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提出来的，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通过“开明君主专制”，建立“君主和哲学家的结合”来实现理想的君主立宪制度。欧洲各国君主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为了维护贵族阶级的特权利益，纷纷打起了“开明君主专制”的招牌。叶卡特琳娜二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尤感兴趣，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登基后自然便附会风雅，也开始实行“开明专制”。
她首先要建立“君主和哲学家的结合”。当她听说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只出版了七卷法国政府就禁止再出时，便邀请狄德罗来圣彼得堡继续印刷出版他的《百科全书》。同时她还邀请《百科全书》的另一位编纂者达兰贝尔来俄国继续完成《百科全书》的编纂，并给皇太子保罗大公讲授科学、文学和哲学，答应给他两万卢布的薪俸、一座皇宫和大使头衔。遗憾的是这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尚不了解、不信任女皇，婉言谢绝了。狄德罗只是在11年后的1773年才下定决心启程来俄。其时他已年过花甲，身体衰弱，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时而咳嗽，时而腹泻，走走停停，耗时近半年，才来到遥远而寒冷的俄国。但此时女沙皇实行“开明专制”的兴趣已经减弱。尽管狄德罗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给女沙皇提出一系列看起来颇为合理的建议，但女沙皇却觉得幼稚可笑。她礼貌地答道：“狄德罗先生，我非常高兴地聆听了体现您伟大思想的高见，不过，用您谈的这些大道理——我都非常理解，可以写一些好书，用来实践，却会把事情搞坏。在您的改良计划中，您忘掉了我们两人地位的差别：您只是在纸上工作，纸是逆来顺受、千篇一律、柔软灵活的，既不妨碍您的思路，也不抵拒您的笔锋。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要在一个怕痒疼、爱发火的人身上工作。”
狄德罗在圣彼得堡住了几个月，女皇对他的唠叨渐渐厌倦，对他出版新《百科全书》一事也没有明确表态。他的建议提了一大箩，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都被女皇扔在了一边，俄罗斯依然如故。狄德罗也渐感无趣，1774年3月，春暖花开之际，这位老哲学家带着女皇赠送的一枚戒指、一件皮衣和3000卢布，告别了女皇，踏上了归途。
女皇同哲学家伏尔泰的“结合”颇具诗情画意。1763年秋，年届古稀的伏尔泰托人给女皇捎来一首诗，诗中写道：
呵！叶卡特琳娜！
能目睹您的丰功盛烈，
聆听您的谆谆教诲者，
他才是三生有幸！
受人爱戴，又为人君上，
唯您能独擅此雄才！
尤其是前一个特点，
更使我衷心崇拜！
您的睿智，
使圣贤也惊诧感慨，
圣贤得识您后，
也甘把下风拜。
捧读这位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大学者——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献诗，女沙皇万分激动，立即提笔回信，信中说道：“自从1746年我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师友。在那以前，我读的只是小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您的著作。从那以后，我不断地读您的著作，再不想看别人的了，别人的书同您的比起来不仅逊色许多，而且对人启迪不大。但是，到哪里去找您的书呢？”
从此，两人建立了长达15年的通讯联系，直到1778年伏尔泰逝世。女沙皇在信中听取对改革俄国政治的意见，当然也免不了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和公正裁判的拥护者，把俄国说成是“没有一个农民当他想吃鸡的时候是吃不到鸡的”。伏尔泰在信中把女沙皇捧为“北方上空一颗最璀璨的星”、“他心中理想的君主”。女沙皇还通过伏尔泰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开办了一家广告社，为女沙皇歌功颂德，为农奴制的俄国涂脂抹粉。
由于从小受路德教的影响，也由于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叶卡特琳娜二世确实思想比较开明。她崇尚自由，认为“自由乃万物之灵魂，如无自由，则万物皆为死物。我愿众人服从法律，但并不要做奴隶”。她主张“待人温和仁慈、和蔼可亲、富于同情、豁达大度，在身居高位后，仍应深入下层体察民情，这既无损于你的尊严，又不减少他们的尊敬”。因此，她对臣下一般都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少有专制君主的威严。她主持的御前会议常常是气氛融和，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这使一些曾亲临其境的外国外交官赞叹不已。她明确告诉新上任的总监察长：“朕喜欢听真情实况，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朕禀奏。只要你一心忧国，你还可以大胆地同朕争论……朕不喜欢阿谀奉承，也不希望你这样做。”她对身边的侍从很少训斥，甚至不愿辞掉一个她不喜欢的厨师。一天晚上，她在书房按铃找侍从发信，长时不见人来。来到前厅一看，几个侍从正在打牌。此时，她并没有大动肝火，而是叫起一个侍从，低声告诉他去发信，然后自己坐下来顶替他打牌。她常常安步当车，前往杜马或教堂。一次，她被大批鸣冤叫屈者团团围住，此时，警察对人群挥起了皮鞭，女皇却伸出双臂保护了他们。此事使鸣冤者感激涕零，他们四处传颂，一时成为美谈。
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体现其“开明专制”，于1767年组织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企图根据新的情况，用新的思想，编纂一部新的法典，来取代1649年制定的老法典。她亲自为委员会起草了圣谕，作为委员会立法应遵循的指导原则。这部圣谕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含22章、655条，主要抄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字里行间充满慈善、公正、爱国和理智等字眼。委员会的组成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除农奴外）的代表，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带来了共1441份申诉各阶层利益与愿望的委托书。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卡特琳娜二世被授予“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的称号，成为继彼得一世之后被授予“大帝”称号的第二个沙皇，也是俄国历史上被授予“大帝”称号的第三位，即最后一位君主。
当然，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是有鲜明阶级性的，“开明”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农奴主的专制。她认为：“治理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能用专制君主制，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迅速付诸实践，而且会为那些妄图使一个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活动提供土壤……”她首先维护的是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她颁布的一系列敕令中体现了她对贵族地主阶级的关怀。她扩大了贵族享有的特权，规定贵族阶级垄断白酒酿造权；贵族有权把他们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役；贵族服完兵役离开军队时都可以得到军官身份。她并不打算取消农奴制，只是建议把农奴以人相待。对农民骚动她则宣称要“采取严厉措施，以保护有产贵族的领地和财产”。这些都体现了她“开明专制”的阶级局限性。这也就注定了广大农奴的反抗不会停止，还将愈演愈烈。
四、政治瘟疫：普加乔夫掀狂澜
就在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兴致勃勃、不遗余力地实行其“开明专制”的时候，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普加乔夫起义。
叶美连·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1742年出生于顿河河畔齐莫维伊斯克镇一个贫穷的哥萨克家庭。说来也巧，17世纪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就出生在这里。普加乔夫自幼随父劳动，14岁时父亲去世，他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生活的磨难、四邻乡亲的苦痛、斯杰潘·拉辛的英雄传说，在他少年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或许他曾经憧憬过，长大要做斯杰潘·拉辛式的英雄，惩办那些为非作歹的贵族，让贫穷的哥萨克获得土地和自由。
17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年战争。在战争中他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却因丢了一匹马而遭到长官“无情的鞭打”。1762年，他返回顿河家中，和妻儿团聚。后来，他又应征参加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因作战勇敢而被晋升为少尉。不幸的是他患了瘰疬病，几乎因此丧命。病愈后他请求退役，但未获批准，于是他策划逃跑。逃而复抓，抓而复逃，几经周折，他最终逃出虎口，开始辗转流浪。
此时，普加乔夫已过而立之年。在他不长的人生经历中，已尝遍人间苦难，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哪里没有去过？什么苦没有吃过？我忍饥挨冻，究竟坐过几次牢，只有天知道。”他在辗转流浪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和愿望。当时，农奴的苦难更加深重，他们每周要为地主劳动3—6天，地主可随意把他们流放或投入监狱，农民对地主的任何申诉都要被判为诬告，受到终身流放的惩罚。巴什基尔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鞑靼人等非俄罗斯民族的处境更加悲惨，他们的土地、草原、林场被俄罗斯贵族地主和修道院霸占，还要缴纳各种贡税，服各种劳役，备受官吏、教会的欺凌。哥萨克的自治权利也日益遭到限制，贫苦哥萨克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正因为如此，各地的反抗不断发生，仅1762—1772年间，在俄国中部和彼得堡省发生的起义就达五十多次。普加乔夫于是决定揭竿而起，救民于水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