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齐马特”时期社会改革的另外一项重要成果，是使得抨击政府的人此时有了可供发表意见的新渠道——报纸。由私人独立经营报纸，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出现的，此后在各个地区一直发展比较迅速。这实际上是克里米亚战后年代蓬勃兴起的奥斯曼文学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帝国西方化牢固生根的一个领域。诗歌、戏剧、小说乃至报纸文章的西方化形式，开始引起奥斯曼帝国知识阶层人士的广泛兴趣。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本问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受这种西方化形式影响的、颇有见地的奥斯曼文学作品。有些作家深信，较之帝国官方崇尚的和谐却失之浮华的典雅之风，简洁更为可取。他们搞文学创作过程中，尽量采用奥斯曼语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缩短文句，简化拼写，使自己的文章更容易为读者所了解和读懂。有些大胆的作家甚至建议抛弃阿拉伯字母，认为它们根本就不适用于来表达奥斯曼语言。因此，他们积极主张改用拉丁字母来替代阿拉伯字母。在题材方面，特别是在一些介绍所谓“实用知识”的文章中，西方化的影响也明显可见。例如出现了一些论述儿童教育、医学保健、政治经济学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西方化的影响也见之于探究民族、政府与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思想模式上。例如，欧洲的一般人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古老制度和社会结构是极不文明而又糟糕透顶的，只有尽可能迅速地采用欧洲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得奥斯曼帝国取得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和资格。这种看法，是欧洲各国政府以及他们的使馆曾经多次向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强调提出的，现在终于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地接受了，或者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默认。他们这些人深深地体会到欧洲的强大、富有和进步以及相形之下自己国家的落后、贫穷和虚弱。他们的这种态度，曾经由作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知识界杰出的人物之一齐亚，在他的一首诗里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我走遍了异教者的各个地方，
我看到了城市和大厦；
我徘徊于伊斯兰的境内，
我看见的只是一片废墟。
奥斯曼曾经是那样自负为天下无敌和永世优越，以致因此而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和一味踌躇满志，然而，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屈辱，确实给他们带来了震动，不得不面对现实去进行反思。
在“坦齐马特”时代，书籍出版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帝国境内表达意见的主要工具则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报刊杂志。在这些领域，尤其是在新闻领域中一马当先的，是一批自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在40岁以下，大多数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上流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点外语，了解西方的情况，都曾经受雇于帝国政府，有些人还在翻译局干过差事。他们的共同点除了爱好文学艺术之外，就是都不喜欢奥斯曼帝国腐败无能的官僚集团的上层人物，称他们为贪得无厌的暴君。他们鼓吹在帝国实行“立宪政府”，但由于奥斯曼青年党人在报纸上经常发表对帝国政府的攻击性文章，并密谋起事，他们遭到了官方的无情镇压。于是许多人逃到西方国家，并继续出版报纸，通过外国人办的邮局把报纸偷偷运回奥斯曼帝国境内，广泛地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出版的最有影响的报纸《自由报》，猛烈地抨击帝国政府腐败无能，指责他们没有能够制止住西方列强对帝国内部事务的干预；给予了帝国某些省区越来越多的自治权；给予了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太多的特权；无视帝国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规和社会文化。
5.奥斯曼青年党人崛起
在“坦齐马特”时期成长起来的奥斯曼青年党人，绝不是一些墨守成规的守旧派人物，他们反复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科学知识、发展现代教育的必要性。不过，他们往往喜欢回过头看，从所谓的“伊斯兰民主传统”中去寻找论据，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立宪的根本依据。在他们看来，立宪制度就是某种能对政府权力起到限制作用的代表大会。在奥斯曼青年党人中间，最有影响、最受人尊重的代表人物是纳米克，他是一位对理想充满激情的新闻工作者兼剧作家。他一生中多次被迫害流放，但他的政治信仰始终如一。他的政治主张被人们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人的灵魂。他主张成立代表全体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张立法与行政两权分立。他说：“主权属于人民，而所有这些都只能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付诸实现。”他在流放回国后写道：“我们唯一真正的宪法，是伊斯兰法典。”并且再次重申：“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国家的政治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由于经常猛烈地抨击帝国政府，纳米克在1878年帝国宪法失败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肮脏的专制迫害下，被作为重犯囚禁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将近6个月，随后被放逐到荒凉的希俄斯，在那里又被拘禁了两年。后来，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好转，他被任命了一个爱琴海群岛上的极不重要的政府职务，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888年12月2日，纳米克在一种忧惧绝望的心情中病逝。在临终的那个晚上，他收到了一份帝国政府的命令，禁止出版和继续写作他当时正在撰写的奥斯曼帝国通史。
奥斯曼青年党人，是在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历史时期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他们阐述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后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视他们为精神上的先驱。他们最大的思想影响是促进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虽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对中亚突厥族的祖先有着浓厚的兴趣，热切地希望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但他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复向人们思想灌输的，是对先辈创建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不渝，以及捍卫国家主权，平息分裂叛乱的热切愿望。这种具有深厚情感的奥斯曼爱国主义，包含了未来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的种子。它也表明了奥斯曼人正开始经历西方早已完成的历史变迁，这就是人们对某个社区或统治王朝象征物的赤胆忠心，正在被对神圣国土以及人民主权的忠诚不渝所代替。然而，这种思想境界的历史变迁，直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稳固建立以后，才得以最后完成。
奥斯曼党人的思想很明显是派生出来的，而且很容易看出他们获得这种思想的根源是什么。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政治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理论基础，甚至他们对于“坦齐马特”各项改革政策的许多具体性批评，也都受到了欧洲观察家评论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往往也显得混乱、幼稚和不成熟。例如，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落后，简单地归咎于帝国政府大臣们的办事无能和欧洲商人们的贪得无厌，或者当他们从另外的克里木战区示意图尺度来讨论法律、权力和民主等问题的时候，所表现的情况也都是如此。然而，尽管他们在社会观察力方面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和不正确之处，但还是比同时代的其他奥斯曼人看得更深远。他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解，甚至比“坦齐马特”的缔造者还要更加深刻。他们的许多新的、富有意义的思想，对于随后各个历史时期奥斯曼人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在1839至1871年间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平衡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虽然帝国的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奥斯曼帝国开展的吸引欧洲有技术的农民开拓殖民地的种种努力也均告失败。农民身上的捐税负担未见有丝毫的减轻。虽然帝国政府两次宣布废除纳税农庄制，但事实上却是废而不除，因为直接征税制既没有增加岁入，也没有减少横征暴敛的弊端。1858年的一项帝国政府法令，试图调整土地使用权，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所有权的合法凭证往往落到了大地主的手里，实际的农田耕种者则依然两手空空。此外，公路、铁路、桥梁以及公共建筑等现代设施的发展程度，各省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由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所以，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只是建立了一些小型的制造加工业工厂。特别是因为欧洲列强签署的通商条约，把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关税限制在了8%之内，使得欧洲货物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从而严重影响了奥斯曼帝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在“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未丧失一寸疆土，反倒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获得了一些领土。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却始终没能够把奥斯曼帝国的各个社会断层凝聚成一个牢固的整体。相反，奥斯曼帝国在某些环节上因欧洲列强的干涉和民族主义病毒的侵蚀而越发变得松散了。例如，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世袭统治下，取得了特殊的独立地位。1860年，黎巴嫩地区一连发生了几起屠杀事件，招致了法国的干预，结果只得允许黎巴嫩建立自治政府。对于也门地区的控制，帝国中央政府也日见困难。突尼斯虽然表示矢志效忠素丹，但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摆脱法国的控制和威胁。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取得了完全的自治权。而在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被奥斯曼帝国称之为“忠诚教区”的亚美尼亚人中间，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也日益明显，而且来势更加凶猛。尽管“坦齐马特”时期产生的奥斯曼主义这一概念，在平等对待全体臣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从来都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过。在近代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奥斯曼主义这一目标也许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们为了挽救日渐衰落、分崩离析的帝国，却不得不勉为其难。一些历史学家们曾经认为，如果在那个时代，要是没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支持，并强烈地干涉帝国的内部事务，奥斯曼主义说不定会取得成功，但是奥斯曼帝国并非生存在国际关系的真空之中。
1869年，“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两位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富阿德逝世。1871年9月，另一位重要的领导人阿利也在卧病三个月后死去。奥斯曼帝国重要的改革派人士的相继去世，尤其是他们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模仿学习者的法兰西，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造成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朝野中的威信下降，帝国改革派的威望也随之降低。因此，在一片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坦齐马特”的改革家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历史，再没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比“坦齐马特”时期更招人评论的了。对于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既受到了当时奥斯曼帝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也受到了近代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满和指责。或被认为改革是浅薄而过于仓促的西化，或认为还不够雷厉风行。也有的政治家则把“坦齐马特”时期誉为“播种时节”，是新的观念和制度得以萌动发芽的季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坦齐马特”这一历史时期，此后的奥斯曼帝国宪政时期，以及共和国时期的改革家们，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非常有哲理的。因为基本的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如果要想继续立足于现代世界的民族之林，除了实行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之外别无选择。
处在19世纪，一个铁路和电报时代的世界里，奥斯曼帝国古老的封建结构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根本无法保存的，事实上，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很少容它有选择的自由。奥斯曼帝国要么使自己现代化，要么自行灭亡。
此外，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派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各种反对改革的力量，尽管最终未能得逞，却表现得极其凶恶和异常猖獗，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尽管如此，帝国的改革家们还是做了不少事情。他们凭着对奥斯曼帝国社会进步和改革忠诚不渝的信念和理想，确实使得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旧的社会制度已经遭受到了彻底破坏，以致要想使奥斯曼帝国采取一种简单地返回老路上去的政策，全面恢复旧有的制度和传统，都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从而为日后奥斯曼帝国更加彻底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