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可以说是这两种哲学的论战。科学派是西化派，强调要以现代西方科学为基础来建立科学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而要发扬人文主义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新儒学家们大抵主张后一种观点，反对把哲学看成科学。熊十力先生就说哲学与科学，知识与非知识，宜各划范围，分其种类，别其方法。他还说哲学与科学的出发点与对象及领域和方法根本不同，哲学是超利害的，故其出发点不同于科学；它所穷究的是宇宙真理，不是对部分的研究，故其对象不同于科学。冯友兰先生也是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说哲学的功用，根本不在于增加人的对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哲学的功用，根本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的积极的知识，它只可能使人有更高的境界。现代新儒家们都强调哲学的形上追求，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而不强调哲学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
在我们看来，人文主义与唯科学主义都是片面的。前者可爱。因为它是讲关于人与人的本性，关于人应该如何以人的态度对待人，的确沁人心脾，使人感到温暖。可这种哲学关于人以及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是非科学的、不可信的。千百年来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从来没有人实行过也无法实行。至于唯科学主义，把人和关于人的一切都化为类似数学中的点、线、面，可以按纯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把人变为没有情欲、没有激情、没有思想的物体，的确是冰冷冷的，绝不可爱。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在它的哲学中把科学与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承认客观规律，又考虑到人自身的要求和发展。它在世界观上强调重视规律，强调实事求是；在价值观上，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亿万劳动者的利益，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且把这两者非常完善地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既可爱又可信的哲学。
哲学中的有限与无限、整体与部分
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哲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呢？难道人们接触的不都是有限的部分的世界吗？把整体的和无限的世界作为哲学对象，实际上是把人类实践根本没有接触的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旧的哲学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把人类实践范围的世界作为对象。
这种说法对不对？有一点道理，但不正确。人当然不能超出人的实践范围之外去认识事物。可这只适用于实证科学。对于哲学来说，它必须提供比实证科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通过概括科学成就，从个别进到一般，从有限进到无限，从暂时进到永恒。我们不能把实践范围之内的世界与实践范围之外的世界，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对立起来。分割就意味着把暂时还未进入人的实践的世界交给宗教和唯心主义。多少世代以来，无限的世界、现存的可直接感受的世界之外的世界都是宗教和唯心主义的猖獗之地。我们凭什么谈论实践范围之外的世界，凭的就是已有的实践经验，因为长期的世世代代的实践证明，任何时候在已达到的认识范围之外仍然有个世界，从本性来看它与已知世界是一样的，这就是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我们是从已知来推断未知的——未知世界依然是物质的，是辩证运动的，是可以认识的。这就从有限进到无限，从个别进到一般，从暂时进到永恒。恩格斯说：“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1]
没有整体观念，没有无限观念，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谓整体观念，是说不要把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实践之内的世界和实践之外的世界、部分世界和整体世界对立起来。哈肯说，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他看来，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久未获得足够的考虑。普里高津也说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把世界作为整体来把握，思考它的本性和一般规律，这正是哲学的优势。所谓无限观念，不仅是世界无限、认识无限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从具体的可变的事物中把握一般的东西。
承认地球在人类以前存在，承认实践范围之外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而且意义大得很。第一，不坚持这一点，就不可能做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就会为宗教和唯心主义留下地盘；第二，就不可能发挥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用。人的认识是从未知进到已知、又从已知到未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当研究未知领域时，科学家们不可能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可能没有关于世界的本性和规律的观念。哲学来源于自然科学，但又超前于自然科学。这种超前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关于世界（无论已知还是未知）的统一性、辩证性、规律性的基本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普遍规律是只适用于已知世界还是包括未知世界，是只适用于部分世界还是整个世界，这可是个大原则问题。形式上看好像是争论无限性整体性这种抽象的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关系到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摒弃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这是关于哲学对象中整体与部分、有限与无限争论的实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41页。
解释技术、意境和科学世界观
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境界说强调哲学不能增加任何具体知识，而只是为人提供一个境界，更高的境界，例如，天人合一就是一种境界。说哲学不增加具体知识当然对，这只是就哲学与具体科学相比较而言。如果就哲学自身说，它也是一种知识，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知识。知识范围本来有大有小，不能说哲学就不是知识，只能说它不是实证知识。如果根本不是知识，那哲学就会变为胡说。
解释说认为哲学只是对世界、对对象的解释技术。例如怀特海在《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中说，“一个人的信念总和，我们称之为哲学。因此哲学是一种复杂的技巧，一种特殊种类的动物——人——借此而使自己适应于他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和环列于他周围的宇宙”，所以“哲学是作为一种解释的技术，作为一种使世界易于理解并因此而使与人密切相关的世界给人带来利益的方法”。我们姑且不说哲学不仅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仅就解释世界而言，就有解释正确与否的问题。是把世界解释得符合主体的愿望和目的，还是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解释世界，使主体的目的和需求能符合客观世界呢？这就关系到哲学的本质问题。如果哲学不能正确反映世界，就不可能解释世界。解释不单纯是技巧问题，首先是科学性问题。
哲学包括解释，包括境界，但不能归结为解释和境界。哲学不具有技艺性、可直接操作性的功能。把哲学公式化为一个解释程序、步骤、定理，这就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哲学中包含境界，哲学体系的性质和水平，就是人的思维达到的境界。不同的哲学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认识和处理不同，这种不同中就包含着不同的世界图景、人生目的、价值追求、审美情趣，也就是说包含着不同的境界。可要使这种境界不变为痴人说梦，不变为太虚幻境，就要脚踏实地，这个“实地”就是世界自身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排斥境界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力求知天、（掌握世界一般规律）知人（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并把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摆在首位。这个境界高不高？马克思主义要求把一般原理作为理论和方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之中就包含对世界的解释。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应有之义，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解释与境界都以科学世界观为前提。否定哲学是世界观，把解释或境界作为哲学的本质，永远超不出唯心主义的眼界。
哲学可以活人也可以杀人
哲学的作用有多大？我说大可以救国救民，小可以救人活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救国救民之学。这是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相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可以祸国殃民。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损失与物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对个人而言，哲学是安身立命之学。好可救人，孬可杀人。乐观主义哲学，可以使人直面人生，面对困难，鼓足勇气，无所畏惧。“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等，都是这种放眼未来、充满希望的乐观情绪。
悲观主义哲学，使人抑郁厌世，充满绝望情绪，成就不了事业，健康不了身体，享受不了人生。你看《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睹明月伤情，见落花流泪，如何能不夭亡。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也是发人深省的。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使学术界震惊。王国维之死成为一大疑案，殉情之说很流行，但知情者认为并非如此。王国维之死因素很多，据有的学者说，其中一大原因是他的哲学是悲观主义哲学。王国维从青年时代起就熟读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他也对人说自己30岁以后总郁郁不乐，人生问题始终浮在心上。看起来王国维之死与他信奉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哲学有关，他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影响下，终于以自沉了结生命。哲学可以活人可以杀人，我们究竟接受哪种哲学应该慎之又慎。
哲学与人生
人生问题历来是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哲学更是如此。道家要人成为真人，儒家要人成为圣人。儒家经典千言万语归总是一句话，为人指出一条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路。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是儒家的信条。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的功能“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还说“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强调哲学的人生观职能是对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人生观只是哲学的重要方面而不是唯一的内容，实际上没有脱离世界观、历史观的人生观。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任何对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出发点的。对人生问题的哲学解决非常明显地表现了一个哲学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因此人生观的教育不能就人生谈人生，这是浅层次的，应该深入到世界观、历史观的领域。
人生观其实也可说是人死观。讲到人如何生、生的意义，当然离不开死、死的意义。所谓有的死重于泰山，有的死轻于鸿毛，讲的就是死的意义问题。这个死的意义就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英雄与懦夫、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往往决定于面对死亡时的态度。***、***、***，英名长存，都是表现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中国古训临难毋苟免，讲的是气节，也是对待死亡的哲学。
死有两种：自然死亡与非自然死亡。而非自然死亡中最壮烈、最感人的是为事业而献身，如死在敌人的刑场或战场。
能正确对待自然死亡的，是哲学家；能正确对待以身就死的，是革命家。哲学家中议论死亡的著作不少，多指第一种死亡。中国《庄子》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对待死。外国不少著作中也谈及死亡。西塞罗说：“一个哲学家的全部生活乃是冥思他的死亡。”蒙田在《人生随笔》中说：“死亡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其必要性并不亚于生活。”他还认为猝死是最幸福的，因为他没有死亡的恐惧：“最少经予思的死亡是最安逸和最幸福的死亡。”
我们不仅要以哲学家的通达顺从对待第一种死亡，还应该以革命家的气概顺从民心对待第二种死亡。持前一种态度是智者，持后一种态度是勇者。
人生观问题，对待死亡的态度问题，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把人看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人生如梦，过眼烟云，随生随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只能或遁入空门，或及时行乐。但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发展是无限的，世界并不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个体的生命价值，在于他能以短促的生命，为人类为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这就是个人对人类的贡献。恩格斯说：“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1]人生的意义存在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之中。人只有正确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对究竟应如何度过有限的一生做出积极的结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535～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