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这意味着整个历史过程是归根到底依赖于经济生产方式。这在法国、英国和荷兰不是那么新的理论，但在德国却是非常新的。在德国，社会结构总被视为当然的，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这是与路德的理论相一致的。社会学的分析为人们所避开了。19世纪的德国学者刚开始考虑社会学问题时，法国的社会学就已经非常发达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一部分从法国接受来，一部分从他对大部分欧洲人民的悲惨社会条件中观察得来。个人靠他自己而生存的观点是一种幻想。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基尔克果和施蒂纳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看到我们是社会集团的实在成员，要使我们脱离社会集团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批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因为他们都没有把个别的人看成社会结构的成员。需要对社会结构和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出分析。
三、马克思关于人的处境的观点（异化学说）
和基尔克果一样，马克思讲到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的疏远化的处境。他使用异化（alienation，德语Entfremdung）这个词不是从个人的观点，而是从社会出发。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的意思是绝对精神超越逻辑学阶段而进入自然界，变得远离了它自身，在基尔克果的哲学中，它意味着人的堕落，人通过跳跃，从无知转入知识和悲剧。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描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作为神学家谈到原罪时，例如，我们却不知道社会环境中的异化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地向人们讲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处境。马克思认为异化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处境是在非人化状态（dehumanization）之中。当他讲到人类的未来时，他讲到真实的人道主义。他寻求达到一种真实的人道主义的处境，在这里不仅仅是少数有文化者感到快乐；人道主义也不是占有文化商品。他寻求重新建立一种真实的人性去代替那种异化社会中的非人化状态。非人化状态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说，人已经变成生产与消费的巨大过程中的一个齿轮。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个人已变成一个事物、一个工具，或者是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个人为了生活必须出卖他自己。
这些描写包含着人在本质上不是物体，不是事物，而是一个人。人不是工具，而是最高的目标和目的。人不是商品而是每个事物所要达到的内在目的。人是内在意义和目的。马克思的非人化状态的描写或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特殊形式，与他从古典人道主义所继承来的东西完全对立。他认为这两者没有调和的余地。在历史现实中，只有非人化和异化。从这里出发产生改变环境的力量。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人民大众从他们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时，这些锁链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所产生的非人化的力量。因此，人的本质特征就失去了。人在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为生存条件所歪曲了。仅当这些条件被消除，我们才能知道人是如何真实存在的。基础教神学认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人的本质存在，因为本质的人已经在基督中生存的条件下出现了。
异化不仅指以阶级之间的分裂为特征的人的关系，而且指人与自然的关系。爱恋的因素已经去掉。自然界只是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并由于利用工具而制造出消费物品。自然界已不再是一个主体，我们也作为主体与爱恋联系在一起，并与自然界相结合，爱恋在自然界中是存在的内在力量，是通过自然而创造性地能动的存在的根据。在工业社会中，我们只把自然界作为材料，由它制造出买卖的事物。
四、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和他对宗教的攻击
对神学来说，意识形态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本身比马克思使用时还要早就出现了。例如，拿破仑用这个词指那些教授们，认为他们是意识形态家，而不是实践的政治家和将军。这个词的使用有一段历史，其含义到今天还是模糊的。意识形态可以是一个中立的词，只意味着一个人所提出的观念体系。每一个集团或阶级都有一个观念体系。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意味着观念的无意识产物，它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争取权力作辩护，因此，在阶级斗争中意识形态成为最危险的武器。这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产物，但可以用于有意识的方式。
马克思用“意识形态”一词作为武器。这可能是他用以反对教会与之结合的统治阶级的观念的最锐利武器。一切欧洲的巨大教会：正教教会、路德派教会、圣公会教会都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一方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从古典的中世纪时期就保持一种社会感受和社会分析的传统。
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用的另一个与意识形态的意义非常接近的词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我们说到个人的合理化，是说他用一些概念去为他用来加诸其他人的权力作辩护，或者用以为他们的某些快乐的放纵行动作辩护。合理化一词用于社会集团时就成为意识形态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概念，每个基督徒和每个教会总应该对他们用来为他们自己的传统的自我满足辩护的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每一教会都应对自己持怀疑态度，以免它所表述为真理的只是一种它的权力意志的表现。
马克思用意识形态这个观念去补充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他说，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在原则上是成功的，但他的批判不是建立在社会学的分析上。马克思说，一个超验东西的完满性（或天堂的完满性，或不死灵魂的圆满性）的宗教象征体系，不仅是每个人的希望，而且是统治阶级的发明，以便阻止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去寻求满足。他们的注意力应转移到来世的生活。这是著名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表述的。他只是意味着如果你有永恒满足的保证，你就不会以革命的方式为人们在世间的暂时满足而斗争了。
我并不认为这是真实的。这与基尔克果批判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教会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它是先知性宣讲（prophetic word）的激进主义，但是，这种相似的观念当然被运用于马克思本人和跟随着他的一切运动。因此，我们必须要问：这些胜利的革命运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什么？难道它们不也是新的争取权力的意志的表现吗？当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观念在苏俄所已经发生的事情时，我们就会立刻作出肯定的回答。俄国的统治阶级用从马克思继承来的意识形态去保持他们的权力，虽然，他们的观念只与马克思有一种间接的关系。他们在继续保持掌握的意志中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马克思没有从上而下地以垂直的批判方式去对待他们自己。在一切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中，我们都发现同样的情况，即没有从宗教道德出发的垂直的批判。在关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他们有许多真理，但他们不能把这些放在宗教与道德的垂直的批判之下，因为他们把它铲除掉了。没有人可以做得非常完全，但它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好。我们文化中的危险就是我们用不太激进和革命的方法去做刚才讲到的事情，但是在大众文化上则用更精致的和更复杂的方法。
欧洲的教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巨大裂缝发展了。教会是保持统治阶级的权力以反对劳动群众的意识形态的代表。这是一种悲剧的情况。在美国，这种悲剧在较小范围内发生是一件大事。但在欧洲，它引导到一切工人运动采取激进的反宗教和反基督教的态度，不仅共产党人如此。不是“坏的无神论者”——像宣传家们所称他们的——为这种状态负责。事实是，欧洲的教会、正教教会、路德派教会、圣公会教会没有社会敏感和方向，它们是指向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努力于文本上和教义上的精益求精，而把社会问题留给神意去主持了。沙皇的统治阶级、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英国的统治阶级也不去接触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活动。大不列颠的情况要更温和一些，因此，大不列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但是，情况还是非常相似的。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均可看见。一方面，有一种仅是人世生活上的完满的神学。上帝之国与没有阶级的社会，或者与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继续不断的社会改良相同一。另一方面，教会和他们的神学有一种从宗教道德上关心人世生活的方面。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它企图渡过裂缝。英国很早就有宗教社会主义运动（religious socialist movement），无论它是否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们自己，它们的思想是相同的。因此，在德国有了一个宗教社会主义运动，它是从瑞士的先知人物中传来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没有这一类的活动存在。
我记得当时的柏林几个工人居住区的大教堂的情况。工人们除受洗、结婚和丧礼之外，不进教堂。教堂对这些事件举行礼拜的仪式。但是工人们与教堂的内在关系并不存在。我对当时的一位典型的路德派牧师说，工人们不能听到基督的信息，你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件事。你不能希望他们走进教堂来。他的回答是他们在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听到教堂的钟声了，如果他们不来到教堂参加礼拜，他们会感到有罪。但是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事情，他们不知道任何事情。他们对宗教的传统象征没有关系。路德的态度是人们可以来到教堂听基督的信息。至少人们听到教堂的钟声，那就够了。如果他们不来，他们将为上帝所拒绝。幸运的是，这个态度已不再存在。但是这一类的态度使教会与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宗教社会主义就是企图去弥补这个裂缝。
五、马克思的政治存在主义
马克思的思想中的存在主义成分是十分浓厚的。他的真理概念与基尔克果的真理概念有相似之处。真理是对人的存在的真理，即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处境的真理。我们已经讲到，基尔克果把真理定义为充满热情去把握客观的不确定性。马克思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缝去为真理下定义。这就是说，真理必须与社会环境相联系。一个不包含在社会环境之中的哲学理论不是真实的。我们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杜威的理论中看到一些与此有关的观点。事实上，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使杜威在美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的因素之一，是他坚持一切知识必须与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活动相联系。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甚至是更为基本的。我们没有在生存状态下参与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关于人的处境的真理。在人的处境的现实性之外，就不可能把握真理。因此，在我们的历史时期，人们必须参与到无产阶级的处境中去，以便了解异化的深层情况。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一个错误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美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无产阶级成为弥赛亚，成为救世主。我们可以说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这样的奇妙的人们——马克思绝不相信这一点；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人们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因为他们站在历史的特殊地位上，历史把他们卷入阶级斗争之中，并通过这种斗争，一种新的实在可能成为现实存在的东西。马克思知道阶级分裂对阶级斗争的双方都产生了歪曲。人们被迫成为客体。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就非人化而言是在同一条船上。但无产阶级还有一个有利之处。他们经受了异化，因此，他们被迫进行反抗。在至福的意义上，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生存于阶级形势的极端否定的边缘。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种圣经的真理已被用于对社会形势的分析。当一个人说到无产阶级的拯救力量时，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是善的，而其他人是恶的，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是一个大生意人，一位资本家。但是，社会的结构把无产阶级放在最底层，他们感到需要革命。通过它的革命地位，无产阶级被认为是拯救力量。
六、马克思的先知因素
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著作中的救世因素，特别是在他的较早著作中，我们听到现代世俗先知的声音。他说的话与《旧约》中以色列先知的说话相似。马克思作为一位犹太人，是在犹太人的持续到至福一千年的批判主义的传统之中。他对他所目睹的社会现实的愤怒，有着旧约先知的某种愤怒心情。虽然它给一些宣传因素所歪曲，就像每个政治领袖经常碰到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他的整个著作中的先知因素。当先知们对以色列人说话，甚至当他们说到其他国家时，他的整个打击力量也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他们看到，他们所说的话没有转变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说上帝的愤怒会打击以色列，特别是耶利米知道这一点。然而，也存在着上帝的承诺，承诺不会落空，它会得到实现。因此，先知们有多余的人（the remnant）的感觉，这一小群人成为神的承诺的承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