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美国体育就是橄榄球运动。在他们看来，运动场是证明自己领袖才能的地方。橄榄球有时显得很野蛮，1904年美国有21人在橄榄球赛中丧生。1905年，媒体刊登了一位运动员死亡的照片：他的脸被打得完全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这张照片让全国震惊，不少大学由此退出橄榄球比赛。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信国家需要那些有勇气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对抗心灵和身体的敌人的男子汉！他把学校校长邀请到白宫，召开改革橄榄球的会议，强调橄榄球运动所蕴涵的美国精神。橄榄球运动由此蒸蒸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学教育虽然越来越注重知识训练，但体育仍然是教育之本，大学申请的竞争中，体育还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这大概也构成了中美教育的重要分途。”[3]
西方传统上是个尚武的社会，当今的美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体育由此成为教育的一个核心。看看美国的统治阶层，从政治家、将军、企业领袖，到媒体“大腕”、大学教授，运动健将到处都是。不喜欢体育的反而成了怪人。相比之下，读书只是私人的事情。读书好常常会给人一种与世隔绝、自私自利的印象。某些读书刻苦、功课甚好的人之所以可能被人鄙视，许多人不屑与之为伍，就是因为读书容易使人只追求私利而忽视公共服务。
2．日本的意志力教育：武士道精神
日本教育显示出三个特色：一是武士道精神（日本的“相扑”运动亦隐含了这种精神），重视意志力训练。二是认可等级秩序以及追求完美的A型性格和敬业精神。三是“耻感”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开放心态。
日本人的第一个特点是崇尚“意志力”，鄙视“懦夫”和“病夫”。日本家长和学校普遍重视“大冬天穿短裤”式的冬季长跑以及磨炼孩子毅力的冬令营、夏令营活动。日本文化界流传各种版本的重“精神”、轻“物质”的故事。
日本人的第二个特点是认可等级秩序，强调“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尽管日本近年来西方化了，它依然是个贵族社会。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日本人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不仅等级差别要经常以适当的礼仪来确认（虽然这是极重要的），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4]与“等级制”以及“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相关的是追求完美的敬业精神。网上流传的《我从日本邮局取回了什么》（讲日本邮局职员如何敬业的故事）[5]以及鲁迅的《藤野先生》所叙述的日本人在工作中的敬业状态绝非个案。也有人把这种性格称为“A型性格”：追求完美，谨慎、重细节和技艺、守秩序，有团队精神。[6]
日本人的第三个特点是“耻感文化”和开放精神。表面看来，日本人是“矛盾”的：既有菊花的审美追求，又有武士道的“刀郎”精神；既彬彬有礼，又很蛮横、倔傲；既无比顽固，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既性格温顺，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既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既勇敢成性，又怯懦。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既顾虑自己的面子，又具有真诚的良心；既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既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既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7]但总体而言，这个民族的“耻感”文化和“岛国”的危机感使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开放而学习一切先进的文化。现代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势头，主要因为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因为明治政府派出了“岩仓使节团”。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开始实行维新。为向欧美学习，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了48人组成的以岩仓为首的政府使节团（史称“岩仓使节团”），赴欧美12国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他们在提交的考察报告中，用“始惊、次醉、终狂”三个词来概括他们的访问感受。“始惊”就是他们到了欧美，看到了西方发达的文物制度，最初感到吃惊；“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这种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终狂”就是回国之后，最终下决心疯狂地向西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动与成就，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日本人在考察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所体验的“始惊、次醉、终狂”的感受，对后来日本的崛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了中国，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参加夏令营。在这场夏令营的较量中，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的差距让国人震惊：“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儿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日本孩子的吼声在草原上震荡。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日方队长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77名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天空蓝不蓝？”“蓝！”“你们还来不来？”“来！”这几声狂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中国人。[8]
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以“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名义逼迫或诱导学生无休止地学习书本知识。人们对知识教育不是没有争议和批判，但争议和批判的要点只在于：高考究竟应该考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力”，还是对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殊不知，无论是知识的记忆，还是知识的创造性应用，都不足以构成人才的核心要素。人才的关键要素不是知识，而是意志力（德行）和体力。
中国学生的意志力和体力薄弱，外国学生的意志力和体力发达，这正是中外教育的关键差异。如果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参加远足夏令营，日本学生往往会坚持到底，中国学生很可能中途退场。如果让中国学生和俄罗斯学生踢足球，中国学生的意志力和体力能够和俄罗斯学生较量吗？
2011年10月24日，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少年迪纳摩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比赛，结果以0∶15惨败。俄罗斯的小球员的年龄都在11岁以下，而中国参赛的小学生是三至六年级的混编球队，所以中国孩子在身高上占有优势。但在比赛中，身材高大的中国学生跑了20分钟就气喘吁吁。[9]
3．中国式教育：少思考、少运动和少交往
中国教育唯一重视的是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相关的考试成绩。为了提高知识学习成绩，中国教师和中国家长逐步总结出三条经验。
一是多练习，少思考。多练习的原理是熟能生巧、温故而知新。因此，多练习甚至题海战术据说能够在短期内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教师和家长相信：学生只有把知识转化为答题技能，才有可能在考试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把知识转化为答题技能的最佳途径乃是反复操练，甚至像训练体操运动员那样需要必要的“过度训练”。相反，如果学生沉溺于思考，沉迷于创造，那么，这种思考和创造性活动不仅不能提高考试成绩，反而使考试成绩受到影响。孔子早就以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告诫学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后面这句话把“思”的害处说得很严重，几乎使他曾经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中的“思”成为多余的累赘。与之相应的教育假设和教育结论是：学习成绩与学生智力没什么关系，甚至，越聪明的学生，考试成绩可能越低。而在中国的选拔考试中，不聪明是可以容忍的，不能容忍的是知识记忆能力和考试答题能力的低下。
二是多安静，少运动。中国相信静能生慧、非宁静无以致远。即使因安静而导致身体不佳，也是值得期待的，因为知识学习的有效，恰恰不需要身体发达。相反，中国人相信，四肢发达者，一定头脑简单。中国教师和中国家长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似乎一直持警惕的态度。在中国的学习文化和考试文化中，如果某个学生身体长得过于结实，尤其是脑袋结实，往往会成为老师或同学的笑柄。脑袋结实似乎意味着脑子不灵活，不灵光，不通透。因此，中国教师和中国家长并不鼓励学生热爱运动。常见的现象是，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往往身体不健康或者有程度不同的神经质。中国小说里也不乏这样的身体有病的才子或才女，《红楼梦》里的才女往往身体不太好，比如林黛玉。与之相应的教育假设和教育结论是：学习成绩与学生身体没什么关系，甚至，越身体健康的学生，考试成绩可能越低；越有神经质的学生，考试成绩可能越好。这里面的原理可能是：神经质的学生比较敏感，而这种敏感的精神气质对知识学习是有益的。
三是多独处，少交往。这条经验与多安静、少运动比较接近，但它更强调学生的专心。中国教师和中国家长总结的经验是“专心致志”，“一心不能二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相反，如果学生热衷于交往，女孩像个交际花，男孩像个交际男，那么，他的知识学习和考试成绩就会严重受影响。尤其不能发展“恋爱关系”。中国教师和中国家长对“早恋”现象高度警惕。甚至，为了鼓励学生一心一意地学习，不少老师和家长鼓励孩子尽量不参与班级管理，不参与学生社团，不参与社会活动。比较突出的状态是，某些学生不仅不与他人交往，甚至有某种“自闭症”状态。这些自闭症患者虽然交往能力低下，但这个群体中往往有学习成绩优异者，而且，这些自闭症患者一旦学习成绩优异，就会让那些正常的学生望尘莫及。与之相应的教育假设和教育结论是：学习成绩与学生交往能力没什么关系。甚至，学生的交往能力越强，考试成绩可能越低；越有自闭倾向，考试成绩可能越好。
有一个关于中美教育考察团的故事一度在中国教育界流行。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该访问团回国后，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四段文字：（1）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2）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3）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4）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在报告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超级大国。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部分，也有四段文字：（1）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2）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的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3）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4）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在报告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百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翁，而中国还很少有学校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10]姑且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它所隐含的中国教育的危险与危机倒是真实的。
注释：
[1].美国电影《阿甘正传》被视为典型的美国反智教育的主题。
[2].薛涌：《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19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同上，216页。
[4].[美]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和阅读梁兆松的《我从日本邮局取回了什么》。
[6].相关解释参见[德]艾克曼著，陈婕译：《血型的秘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另参见续金健：《血型密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日]能见正比古著，陶粟娴等译：《血型与性格》，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日]铃木芳正著，于红雨等译：《血型性格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日]铃木芳正著，于红雨等译：《血型与儿童教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有关血型与性格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有争议，尚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
[7].[美]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孙云晓：《夏令营中的较量》，《读者》，1993（11）。
[9].张斌：《中俄少年足球赛中国0∶15惨败》，网络资料详见“新道家与自然教育学”。
[10].佚名：《保护好你孩子的天赋》，《读者》，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