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1776—1822）是这一时期德国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比较复杂，一方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丑恶做了无情揭露和尖刻讽刺；另一方面他的作品风格怪诞，具有浓厚的阴暗神秘气氛。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收在《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1814—1815）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两部集子里。《斯居德丽小姐》（1819）和《侏儒查赫斯》（1819）是霍夫曼最重要的讽刺作品。前者写一个制作首饰的名匠为一种无法克制的占有欲所驱使，经常谋杀他富有的顾客，夺回已出售的首饰。后者被认为是作者的代表作。写一个农妇生的畸形侏儒，靠魔女的帮助头上长了三根奇异的金发，凭金发的魔力能用他人的优秀品质和行为来装扮自己，以此获得荣誉，居然当上了部长。后来他因骗人伎俩被人戳穿而彻底垮台。故事虽然怪诞离奇，所揭示的意义却很深刻。这是对当时德国病态社会的尖刻讽刺，突出揭露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招摇撞骗、不择手段的恶行。霍夫曼对后世作家如巴尔扎克、果戈理，特别是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产生过很大影响。
沙米索（1781—1838）是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兼小说家。他的抒情表现了诗人拥护希腊人民独立斗争和同情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进步倾向。小说《彼得·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是他的代表作，叙述史雷米尔用他的影子换取了魔鬼的一个取之不尽的钱袋，但因失掉了影子而受到世人的歧视和嘲笑，他痛苦悔恨，后来抛弃了钱袋，逃离人世，周游世界，才重新得到内心的平静。小说通过虚构的离奇故事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他的创作充满了神秘、怪诞的色彩。
海涅（1797—1856）是德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他的早期诗作《诗歌集》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诗集包括《青春的苦恼》（1821）、《抒情插曲》（1823）、《还乡集》（1824）、《北海集》（1825）等组诗。这些诗多以个人不幸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带有忧伤情调，但并不悲观，不少诗篇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这些诗感情真挚，风格朴素，语言简洁，富有民歌特色。1824—1828年间，诗人在祖国各地和国外旅行，加深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写了4部散文旅行札记。第1部《哈尔茨山游记》（1826）抨击了封建专制下德国的丑恶现状，抒发了诗人对祖国自然风光的热爱和对劳动者的同情。40年代，海涅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峰。包括《等着吧》（1844）、《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等著名诗篇的《时代的诗》，辛辣嘲讽和有力抨击了一切反动势力，预言了封建专制的必然灭亡，发出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号召。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是海涅最重要的政治抒情长诗，以诗人1843年汉堡之行的见闻为基础写成。长诗对德国的关税同盟、检查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现状作了无情揭露和辛辣嘲讽。诗作特别对普鲁士的封建统治进行了尖锐抨击。普鲁士与俄国结成反革命同盟，镇压革命运动，摧残进步思想，分裂德意志。诗人对其恨之入骨，把它比作一只丑恶的鸟，号召人民对准它射击。诗人把腐朽、分裂的德意志联盟的36个封建小邦国比作“三十六个粪坑”，并指出必须用暴力来清除这些腐朽发臭的“粪坑”。另外，长诗对教会僧侣、御用文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反动的浪漫主义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抨击反动势力、嘲讽丑恶现象的同时，诗人热情号召和预言了革命。针对消极浪漫主义的绝望曲调，诗人唱出了一支宣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歌”。针对分裂落后的德国，诗人指出“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来治疗德国的“重病沉疴”，必须用革命来变革社会。他预见皇帝早已过时，“没有你们我们也要解放自己”。他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身上：“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新一代正在生长”。长诗是海涅创作的顶峰，体现了诗人的艺术风格，夸张的讽刺，丰富的想象，形象的比喻，民间文学的传统，抒情与叙事相结合。
（二）英国文学
英国浪漫主义是在渐进而平和的背景下，经过18世纪下半叶漫长的酝酿逐渐由一些新的观念演变而形成的。因此英国浪漫主义具有一种“从属于本土传统和恢复本土传统的意义。”在英国浪漫主义发展过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断裂，也没有激烈的革命。在拜伦等人的诗中，依然徘徊着往昔和传统的影子，而在司各特和简·奥斯丁的小说中，则存有19世纪早期现实主义的激流。英国浪漫主义者没有自己的刊物、纲领或系统的理论。华兹华斯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序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宣言。
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湖畔派”。该派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三位诗人组成。他们曾居住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写了许多赞美湖区风光的诗作，故被称为“湖畔派”。他们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喜欢描写大自然和宗法制农村生活，描写的大都是脱离现实的题材。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合写的《抒情歌谣集》是“湖畔派”的代表作。华兹华斯写的《抒情歌谣集》序言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划时代的宣言。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享有“桂冠诗人”（1843）之誉。1788年去剑桥大学读书，接受启蒙主义思想教育，并开始诗歌创作。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诗人自由民主的精神，他的早期诗歌洋溢着进步的思想和革命的激情。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宗教精神的复兴对他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革命的血腥与暴力使华兹华斯从支持革命转向失望，诗人“人与自然同化”的泛神论思想得以形成。1795年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西回到北方湖区，隐居在多塞特郡乡间，过着离群索居的隐逸生活。这时他结识了柯勒律治，并决定以写作为生。受其影响，华兹华斯逐渐从以往对片断印象和零星情绪的描写，转向有哲理思想的诗歌创作。1798年，他们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华兹华斯1805年完成的自传体长诗《序曲》，如同一篇革命新诗的宣言。华兹华斯是自然的爱好者，自称是自然崇拜者。他最爱与自然神交，并从中吸取教益。他认为自然高于文明。他写诗吟咏众多的自然景物，有瀑布、流云、彩虹和星夜，有杜鹃、雏菊、蝴蝶和夜莺，主张以个人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为创作基础，强调“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人的内心是我歌唱的主要领域”。他还认为诗歌是直觉和想象的产物，比理性和逻辑更接近真理。华兹华斯没有确信不疑的基督教信仰，于是想通过令自然超自然化，使他理想主义者的灵魂得到安宁。与自然现象相比，其实他更感兴趣于自己的精神反映，试图在诗歌中重新创建一个“自然”，包纳他个人的理想和对世界的想象。于此，华兹华斯确立了他诗歌的基调：涉及感情的、悲剧式的、能引起快感、富含超越历史时段或历史语境的价值的。这些因素因为关联着一个更为庞大的“自然”，时至今日仍显得格外富有生机。在诗歌形式上，华兹华斯扬弃了新古典主义的英雄双行体，废止古僻生涩的诗歌用语，主张不拘形式，随意吟咏，意尽即止，从而振兴了民谣和无韵诗。在语言风格上，华兹华斯主张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事物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他还主张贮存对大自然的印象，在“宁静的沉思默想中”构思，开挖感情的宝藏，要像制作陈年佳酿那样，经过酿造、提炼、升华，吟咏为诗。《致云雀》《致蝴蝶》《致雏菊》等诗歌中的意象都被赋予了人的特点，成为诗人倾诉和寄托情感的对象，使诗人的心灵在自然中得到慰藉。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浪漫主义神学家。他的创作除了诗歌之外，还有大量有关文学、哲学、神学的论著，如《政治家手册》（1816）、《文学传记》（1817）、《帮助反思》（1825）等，这些著作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柯勒律治的诗想象奇特，代表了浪漫主义神秘、奇幻的一面，在技巧上则发掘了诗歌的音乐美。《古舟子咏》（1797）、《克里斯特贝尔》（1797—1801）和《忽必烈汗》（1789）是其重要作品。柯勒律治出身牧师家庭，就读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并且以当一名神职人员作为人生最初理想，他的文学创作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因而诗歌中处处散发着浓郁的宗教气息，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秘色彩正是其诗歌艺术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古舟子咏》是一首长达645行的叙事性长诗。诗歌通过老水手恩将仇报射杀海鸟后遭遇的可怕灾难以及后来忏悔得救的故事，探索了基督教的原罪说、博爱的基本教义，以及“罪与罚”的伦理道德，突出了劝善惩恶的主题及爱的力量。这是一个类似该隐杀弟而受到惩罚的故事，诗人将脆弱而又有罪，但在悔恨中获得力量和永生的人所经历的悲怆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国后期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拜伦、雪莱、济慈和司各特等人。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创作代表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是英国浪漫派重要诗人之一，是一个具有浓厚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认为诗人主要应运用想象去创造和丰富自己的作品，反映自己崇高的理想、澎湃的热情、杰出的才华、广博的知识。雪莱是乐观主义者，始终坚信善必战胜恶，光明必战胜黑暗，世界终将走向光明与幸福。代表作有长诗《麦布女王》（1813）、《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西风颂》（1819）和《云雀颂》（1820）等。其中，《西风颂》是一首最为著名的抒情诗，被誉为世界诗坛的一颗灿烂明珠。诗作热情赞美西风的威力，它既能横扫“枯死的落叶”，又能播下新生的种子，“给高山和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诗人借西风扫落叶来比喻革命力量扫荡反动势力，借西风传播种子来比喻革命思想的传播。诗的最后写道：“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充分表现了诗人寄希望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为诗辩护》是雪莱的文学理论著作，他在其中将想象对诗歌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想象是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艺术手段，“诗歌是想象的表现”。
约翰·济慈（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后期的主要代表。从9岁开始，济慈经历了多变而悲苦的生活。外祖父、父亲、母亲和小弟弟的相继去世，使他对死亡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不幸的经历，济慈的诗歌创作才充满了对美与真、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1821年2月23日济慈因肺炎在意大利罗马病逝。济慈的一生充满了劫难和痛苦，他终生追求美、爱和真，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其代表作有《夜莺颂》《秋颂》。他的诗歌具有明丽的色彩、生机勃勃的自然景物描写、瑰丽的想象、意味隽永的诗句以及浑然天成的优美意境，他的诗学思想提倡消泯自我，在冥想中接近真理，回到人的本真，达到一种宗教的境界。他的诗被认为完美地体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并被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出身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律师家庭。司各特以出版民歌开始了他的职业文学活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则主要基于他的历史小说创作。据说他本人曾坦言正因为拜伦出现在文坛上，他意识到不能与这位天才诗人争胜，才放弃了诗歌而在新的文学领域——历史小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历史小说，因而拥有了“欧洲历史小说之父”的美名。司各特是公认的欧洲历史小说的首创者，他一生著有9部长诗，27部长篇历史小说，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传记、历史和文学评论等。《清教徒》《中洛辛郡的心脏》等历史小说取材于苏格兰的历史和民间传说，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历史为题材的，包括《艾凡赫》（1819）、《十字军英雄记》（1825）等。《圣罗南之泉》（1824）是瓦尔特·司各特唯一关于自己生活时代的小说作品。
《艾凡赫》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撒克逊贵族后裔艾凡赫的冒险经历为线索，生动展示了12世纪末英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以罗宾汉为首的自由农民们的描写，深刻表现了他们对诺曼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斗争，表明了人民才是决定历史斗争胜负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