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的主旨是探讨野心对人性的腐蚀和危害作用，肯定、宣扬人文主义的仁爱原则。剧中的麦克白，原本是一个拯救了国家、功勋卓著、大有作为的将领，本性中有着勇敢、善良的一面，但听到女巫的预言后，他野心膨胀、权欲沸腾。在内心，个人的野心、恶的一面与善良展开冲突。起初，他有野心，但又想通过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他为此犹豫不决。最后，在女巫预言的影响诱惑和妻子的怂恿下，他终于被野心征服，人性原则被毁弃、践踏，在野心驱使下杀死了国王。伴随着谋杀，道德上他也杀死了自己。他夺取王位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精神的烦恼，孤独、空虚的良心的煎熬，但他又不愿改弦更辙，改变自己的生活，而是为维护取得的王位权势，作恶到底，滥杀异己，最终成为一个道德堕落、惨无人道、众叛亲离的暴君，最终死在麦克德夫正义的刀下。麦克白之死既不同于奥赛罗，在临终之前神思清明的悔悟，也非李尔王在饱经苦难之后的道德净化、人性的复归，而是毫无希望的堕落与毁灭。通过他内心善恶交战、人性泯灭的过程，作者批判了野心的腐蚀作用。麦克白的悲剧就是野心使英雄毁灭的悲剧。
麦克白夫人也是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一个心毒手辣、心如铁石、野心包天的邪恶女人的典型。她比麦克白野心更大，更为残忍狠毒，缺乏道德观念。她说丈夫“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有野心，但“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斥责丈夫是“懦夫”，自称可以在自己的幼儿看着自己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在麦克白犯罪的过程中，她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这样一个女人在谋杀国王以后，心灵却得不到片刻的安宁，终于精神失常，发疯而死。
剧作着力描写麦克白夫妇的内心冲突，心理描写十分深刻。另外细节描写也非常成功，麦克白夫妇杀人后一再出现敲门声，不仅写出主人公当时惊慌紧张的精神状态，而且把观众一起带入到谋杀犯的内心世界。这一细节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心理，受到评论家的赞赏。曾经有人写文章专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另外，鬼魂、女巫的出现也渲染了悲剧的恐怖气氛。
《雅典的泰门》取材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并参照当时一个无名氏的名为《泰门》的剧本写成。故事主要情节是叙述雅典的贵族泰门因热心好客而破产，他向朋友们求援，遭到拒绝，大家对他冷眼相向，门外逼债人络绎不绝，最后他成为厌世者。不久他又恢复往日的排场，大宴宾客，旧时的朋友，又都老着脸皮赴宴。他当着他们的面，批评世态炎凉，然后挖苦斥骂“揭开吧，狗子们，舔你们的盆子吧”。只见盘中盛满清水，泰门一边骂一边把水泼在众宾客脸上。泰门咒骂城市，憎恨人类，最后远离城市，独自隐居在洞穴中，挖野草充饥，无意中挖到黄金，这时他说出一段十分有名的话：“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要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富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最后他遇到一个被元老放逐的将军，把金子赠给他，让他率大军毁灭雅典，他还把金子散发给找他的人，并向他们表示自己厌恶憎恨人类的思想。最后他死在海滨的洞穴中，死前留下一篇表达厌世思想的墓志铭。
这部悲剧，情节简单，但寓意深刻，它诅咒黄金对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腐蚀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曾引用它，说明货币的本质以及对人心灵的腐蚀作用。从此剧可以看出作者人文主义理想的破灭和在残酷现实面前流露出来的悲观情绪。
（三）晚期创作（1607—1612），即传奇剧时期。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2）、《亨利八世》（1612）。这一时期封建王朝进一步暴露出专制的本来面目，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冲突愈加尖锐。人文主义的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远，莎士比亚在找不到社会出路的情况下，转向传奇剧创作。这些作品仍然保持了人文主义信念，对黑暗社会有一定揭露，但是作者先前作品中锐利的批判锋芒已不复存在，表现更多的是宽恕和解的精神，寄希望于道德感化及未来年轻一代，把人文主义理想通过梦幻形式表现出来，作品带有浓厚的传奇浪漫色彩。
《暴风雨》是莎翁传奇剧的代表作品。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勾结那不勒斯国王篡夺了爵位，他带着3岁的女儿米兰达和魔术书流落到一个荒岛上，用魔法释放了被禁锢的一群精灵供他驱使。12年后，他预知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王乘船经过这里，便唤起风暴，打沉船只，让船上的人漂流到岛上。国王的儿子腓迪南和米兰达一见钟情。普洛斯彼罗凭借魔术，通过幻景让安东尼奥和国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过自新。全剧以大团圆结局，一场暴风雨归于平静。剧作虽然批判了自私与阴谋，但主要是宣扬了道德感化、改恶从善的思想。普洛斯彼罗用魔术不仅制服了自然界的恶势力，也惩罚和教育了社会上的恶人，使他自新，弃恶从善，得到宽恕。魔术的实质是人文主义思想。作者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通过感化和教育，人有改恶从善的可能。剧中的荒岛是作者的理想世界，这里虽荒远偏僻、人迹罕至，但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落难人最好的去处。一切矛盾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切恶人都可以在这里变善。这样的田园环境显然是虚构的，却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理想，渗透着一种真挚的情感追求。该剧的结构方式为：由“和谐”到“分裂”再到“和谐”。在作者看来，通过“宽恕和解”的精神，生活中的矛盾和仇恨就可能得到消除，代之以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这种结构方式，既体现出“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又蕴涵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希望。
二、《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也是莎士比亚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莎翁的思想艺术成就。剧本的故事取材于12世纪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马狄库斯的《丹麦史》，以后又见于法国作家贝尔福莱的《悲剧故事集》（1570）。莎士比亚创作该剧前，剧坛曾上演过同一题材的剧本（已失传），一般认为《哈姆雷特》剧是根据它改编。莎翁对这部以复仇为主题的剧本进行改编时，把他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如善恶、生死、人性的坚强与软弱等渗入故事，从而使之成为一部反映人类精神的悲剧。
主人公哈姆雷特是一位丹麦王子，他在德国人文主义新文化中心威登堡大学求学，获悉父王死讯，回国奔丧，母亲仓促改嫁新王克劳狄斯。父王的鬼魂告诉王子，自己是被新王所害，并嘱咐他为父复仇。奸王克劳狄斯表面上很关心王子，许他为王位的继承者，暗中却派人监视他，利用王子的恋人奥菲利娅来试探他。为证实鬼魂的话，哈姆雷特布置演出《捕鼠机》，戏未终场，国王被害的情节刺痛了克劳狄斯的隐私，使其仓皇离去。至此双方都摸透了真情，斗争明朗化。奸王安排王后与王子谈话，让大臣波洛涅斯偷听。哈姆雷特发现帷幕后有人，拔剑刺去，误杀了奥菲利娅的父亲。克劳狄斯打发哈姆雷特去英国，企图借英王之手杀害王子。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从国外赶回为父复仇，他煽动不满的群众叛乱，冲进王宫。哈姆雷特在途中识破诡计，巧改信件，返了回来。克劳狄斯一计未成又施一计，挑起了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之间的一场决斗，并准备了毒酒、毒剑，一心要将王子置于死地。哈姆雷特在决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莎士比亚把戏剧看作是“时代缩影”。他在《哈姆雷特》中借戏子的口指出：“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剧作借用中世纪丹麦的故事，深刻表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的社会现实。作者把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改编成一曲人文主义者的悲歌，通过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和反动的封建王权之间的斗争。剧中的哈姆雷特已不是传说中为父复仇的王子，而是一位企图“重整乾坤”、拯救社会的人文主义者。他所面对的敌人克劳狄斯不只是杀害父王的凶手，而且是反动封建王权的首脑。在奸王的周围聚集着一伙奸诈丑恶的朝臣，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趋炎附势，老于世故，随风使舵，为取新王的恩宠、巩固自己的权势，他事事插手，甚至不惜把女儿当作诱饵，刺探哈姆雷特心中的秘密；年轻廷臣罗森克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卖友求荣，甘心充当国王谋害哈姆雷特的帮凶。在他们的反动统治下，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外敌压境，民情激愤。整个国家内忧外患，黑云压城。哈姆雷特认识到，“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指的正是当时的时代，这里所说的“丹麦”指的正是当时的英国。
剧本通过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热情赞颂哈姆雷特反封建暴政的斗争，揭露批判以克劳狄斯为首的封建专制王朝，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文主义理想与英国社会现实之间难以调和解决的矛盾。剧作最后，哈姆雷特虽与敌人同归于尽，远未完成“重整乾坤”的任务，但他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给后人以鼓舞斗志的力量。
哈姆雷特是莎翁笔下著名的三大复杂典型之一（另两个是夏洛克、福斯塔夫），也是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大典型之一。在这一人物及李尔身上，莎翁对人性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