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吃少穿的五六十年代，魏家和砂山地区大部分家庭一样，也是别无长物的。但承继祖上和偶尔购入的竖版线装书和横版简体字书也攒了不少。每到晚上，识文断字的魏家老小都要各取所需地随意阅读，从来没人出去跑张家串李家地飞短流长。父亲魏景林眼睛不好，不大敢看书，便总是无声地手捧茶壶端坐一隅。母亲李忠敏则不光在家务之余津津有味地遍读群书，还能栩栩如生地把书上的故事讲给尚不会读书的孩子们，把书的魅力以及知识带给她这个人的魅力源源不断地展示出来。
1960年，在那个全国都陷入填不饱肚子的饥饿年代里，10岁的魏书生也开始了他最初的精神饥饿，为了买回那套他渴望已久的《西游记》，他头一次花去了积攒多时的一元三角钱“巨款”。当他独自买书的狂喜过去以后，不免有些恐慌，毕竟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呀。可父亲母亲不仅没批评他，还为他掌握了买书这个学习的重要步骤而奖励了他一顿有干粮的饱饭。魏书生逛书店的习惯，从那时起一直保持至今。
在魏书生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和他发过脾气，从来不对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发号施令指责训斥，凡事都是讲道理，和孩子们商量着处理他们遇到的问题。按魏家家谱排下来，魏书生属于“贤”字辈，并且是“贤”字辈中的长孙，因此魏书生出生后老人们给他起名魏贤生。后来，当魏书生该上小学时，当李忠敏知道儿子已经懂事了，可以有自己自主的选择时，她便把魏书生叫到了面前。她说：“孩子，他们愿意你叫魏贤生，可我想让你叫魏书生，我想让你名字里有‘书’，让你一辈子离不开书，你的意见呢？”魏书生已经听惯了母亲用商量的口吻与他说话，他也习惯了即便与母亲意见相左，他也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对母亲说：“我也想叫魏书生，我也想一辈子不离开书。”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68年魏书生去盘锦农村成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是一个改名大流行的混乱时代，街道名、店铺名、农村公社名、城里工厂名，全都被改得红彤彤火辣辣的，男女老少们把改名更姓当成了“忠于”和“紧跟”的标志。于是先后有人建议魏书生改名魏东、魏彪或魏国、魏军、魏党生，魏书生坚持自己的意见仍叫魏书生，母亲李忠敏给予了支持。
书生爱书，幼年魏书生在家庭熏陶下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抓到什么书看什么书，什么书都能让他看得废寝忘食。从开卷有益的角度说，这些早期的广泛阅读，拓展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训练了他的自学能力，为他后来的治学打下了基础，使得他从小学到中学，不管数理化还是文史地还是音体美，各科成绩都能名列前茅，能从从容容地当好班级的学习委员。但这一阶段，毕竟他的阅读还只是少年人的吞咽式阅读，囫囵吞枣，生吞活剥……
他的阅读真正进入为我所用的理性阶段，也就是伴随着阅读进入到一个对自我、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剖析质疑批判阶段，则开始于1965年他15岁时。那一年，魏书生是怎样与哲学相遇的，连他自己也记不准确了，他能记得的是春天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手头出现了两本哲学书籍，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一本是大开本的高校教材《哲学讲义》。他首先漫不经心地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可让他无法想象的是，一读之下他竟感到了心醉神迷，而在以前，对他这个喜欢练武术的年轻人来说，只有武侠小说才能产生如此的效力。他立刻一鼓作气地把《哲学讲义》也读完了，这一回，他觉得哲学对他是真有魅力了，其魅力甚至超过了武侠小说，能够使他在迷醉之后得到清醒，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大彻大悟……魏书生对《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哲学讲义》反复阅读，又到各处去收罗其他与之相关的书籍，进而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读中共针对苏共所发表的“九评”。在这样一个大面积的阅读思考过程中，他发现，他最大的收获并非是对一个专门的学科产生了热爱，而是在找到哲学的同时，他更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意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思想。
魏书生属于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青年时期的求学机遇的那一代。1966年，魏书生初中毕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失去了升入高中读书的机会。两年后的1968年，沈阳市第32中学数百名已经毕业和尚未毕业的初中学生，坐完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马车，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一窝端到盘锦地区新建农场插队落户来了。魏书生，就是这数百名身不由己的青年中的一个。和他同龄的人大部分为时代的放逐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一生的命运都因极“左”理论和“上山下乡”的号召而改变。但在插队落户的最初，他们还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命运，依然抱负远大，心高气盛。有人想当音乐家，还带着小提琴；有人想当外交家，带着英语词典；有人想当画家，带着画笔颜料……
很快，农村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生活条件，就给了这群雄心勃勃的青年当头一棒，使他们从梦想中清醒过来。魏书生这样回忆：
“早上三点半，中午‘喊着’饭，晚上看不见，都在地里干，年终一结算，天天吃不饱饭。不是一天两天吃不饱，是持之以恒地吃不饱。每人平均每顿两个窝窝头，一碗盐水白菜汤。”
饿得头昏眼花，有时还要挑一两百斤的担子，走二三里路，随时可能昏倒。
能吃上一顿有油星的病号饭，能赶上一次不用出工的雨天睡个好觉，这成了知青们翘首以待的隆重节日。
可魏书生却能天天过节。
魏书生凭什么可以天天过节呢？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魏书生的那些节日，并非来自吃病号饭或找借号旷工，而是他不论多忙多累，在田间地头煤油灯下，总能抽出读书的时间；对他来说，读书是最为幸福的事情，一读书，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过了节一样。
综观魏书生幼年时期，尽管当时政治环境特殊、物质生活困乏、知识不受重视，但魏书生在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依然爱上了读书，尤其家庭民主和睦的生长环境，孕育了魏书生开朗、向上的个性。后来的青年时期，魏书生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插队农户，但仍然苦中作乐，坚持读书，在读书中获得精神的满足，这既是幼年生活培养的结果，也是幼年开朗向上个性的延续和成长。
2.“文化大革命”逆境心志弥坚
魏书生只在一线劳动了10个月。
1969年7月16日，魏书生来到陈家大队的红旗小学报到上班了，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1969年7月的盘山县校建农场红旗小学，始终只是一所破败的普通农村学校。教室不足10间，教工不足10人，除了黑板粉笔和一些破桌烂椅，基本上没有教学用具。可就是这个既在尘世之中又似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却成了魏书生的临时天堂。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别说北京，别说沈阳，别说盘锦等外边的世界了，就连一里地外的知青点那个小小的世界，都被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卖友求荣的、铤而走险的什么都有。可魏书生，却能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地过着他无忧无虑的孩子头生活。
那时他简单地认为，干好教师工作的标志，只不过是让学生听你的话，好好听课好好写作业，减少打架骂人和其他的是是非非。为了能让学生听话，他也喊也叫也发脾气，是因为喊叫和发脾气都收效甚微，而通过借鉴母亲对他和弟妹们的教育方式，他才形成了和风细雨的恳谈式解决矛盾的风格。为了能让学生好好听课好好写作业，他也曾把“有文化的劳动者”、“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一类的大道理挂在嘴边，可说着说着他自己也觉太大而无当了，他才总结出了他的商量教学法及从培养学生爱好兴趣细微处着手的其他工作方法。为了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把有限的工资收入几乎都花在了学生身上，买足球，买军棋，一头汗两腿泥地和学生打成一片。为了使学生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他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大部分交给了学生，给他们以“评书连播”的形式讲《红岩》的故事、《烈火金刚》的故事，和他们一起出墙报、做手工、布置教室、开展文体活动。在这样做的时候，魏书生很满足，他的多才多艺吸引了学生，他的真情感染了学生。而学生，不光学习成绩得到了普遍提高，在品德上、眼界上，甚至在身体的协调性和反应能力上，也都有了长足进步。当一个教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收到这么好的教育效果，的确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1971年秋天，魏书生有了一个返城成为沈阳的辽宁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机会，可此时的他，已经越来越舍不得这两年半阴差阳错地落到他头上的教师工作了。所有的人都坚决劝他离开，他觉得固执己见，对不起所有关心他的人，才同意返回沈阳。却不料，命运又一次以阴差阳错的方式为中国教育界留住了一位奇才——有人夺走了他的名额，把他安排到盘锦电机厂当工人。回沈阳，回到父母弟妹身边，进一个文化工作单位，这可以说是他离开红旗小学的唯一理由，可现在这一切却转眼落空了。既然这唯一的理由不存在了，他为什么还要离开被他视若父母的两位张校长呢？为什么还要离开被他视若儿女、兄妹的学生呢？他思前想后，在盘锦电机厂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去找了厂领导，表示他还要回到陈家大队当民办教师去，并且扛着背包就真的回来了。
两位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学生、家长的“驱赶”，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信奉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来说，对自己违背组织决定这一行为的反省。他在学校只住了一宿，就又踏上了陈家去盘锦的那条泥泞的道路。三天里，他一次坐马车，两次徒步，行走丈量了三遍这沟沟坎坎的20公里泥土路。待他止步回头，用心打点一番这三个20公里上的步印辙痕时，他看到，他心中那个微小而又宏大的理想，经过这一番变故，反倒更加不可动摇了。于是，在成了电机厂的一名职工之后不久，他按组织程序向厂领导递交了第一份调动工作的申请报告……
到工厂后，魏书生没下车间，而是直接被放到了政工组——一个在那种政治时代里任何人都要对之毕恭毕敬的要害部门。结果，整个工厂所有文秘宣传方面的工作，眨眼间就全被他一人包了，而且干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每天都要参与研究制订工厂大政方针，在办公楼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居然还无师自通地也成了生产能手，成了个优秀的技术工人。魏书生下车间，还不是形式上的走过场，而是一人干两人的活，他成了全工厂工作效率最高的人。在后来魏书生的教学实践中，提高学习效率是他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在他的日记里，“效率”这个词是他时至今日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他对虚掷光阴耿耿于怀，对人浮于事深恶痛绝，对出工不出力恨之入骨，这些都来自他在工厂里的切身感受……魏书生凭着他的人格魅力与工作实绩，不仅连获好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进厂不足两年的时间，经上级领导部门批准，被正式确定为了厂级领导接班人。
在这一过程中，魏书生虽然春风得意，但他仍然不能忘记他的理想，他的请调要求，照旧一次次地经由他的嘴和笔来到领导的耳畔和眼前……
魏书生从1971年11月至1978年2月，在盘锦电机厂工作了6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绝不算短的6年里，他以平均半个月一次的频率，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向领导申请150多次，要求从事教育工作，要求去学校做一名教师。在中国，即使到了现在，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高度，而在20多年前，其社会地位低下程度，更是举世罕见……
进工厂后，在两年的工余时间里，魏书生勤奋自学，写了总字数达30多万字的两本专著：《谈改造世界观》（1972年，未出版）、《谈工作方法》（1973年未出版）。在书中，他着重探讨了历史观、道德观、幸福观等问题，提倡克己利人，崇尚节欲奉献，强调精神力量，宣扬辩证唯物主义。此外，他还一直研究孔子的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深深影响了好学的魏书生，他的日记和作品中融入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思想，字里行间有着真诚的敬意。在那个“批林批孔”，阶级斗争之火熊熊燃烧的时代，这简直就等于是不打自招地给个别眼红他才干、妒忌他成绩的人送去了把柄……（他的）两部私人手稿，以及更加个人化的日记，还有非常客观的一分为二的关于孔子的议论评价，连同对革命宠儿张铁生之流的冷嘲热讽……一并被归纳成了他的“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关于政治经济的、关于内政外交的、关于军事教育的，计108条不赦之罪，顷刻间压到了他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