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在政治方面，它充分体现了“政必须教、由教及政”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传统中国政治理论。古代中国的学校，本身也是官吏养成之地，其一个主要目的即造成有良好训练的官吏。而教育和政治在制度上的连接，正落实在科举制之上。
科举制的功用并不止于此。周作人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这一跨越时空的维系物，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字语言礼俗”。[1]的确，从先秦到清末西潮大举入侵之前，两千多年来形式上的“书同文”也就是一种共通的全国性思想言说（discourse）。正是科举制使其制度化为一种统一的全国性思想意识市场，它恰起着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在近代西方的维系作用，是传统中国社会能维持基本稳定的重要支柱。除了这种社会的思想聚合作用，科举考试的最高一层在京城举行，与科举密切关联的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也都设于京师。这些制度，又在不同程度上起着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使京师集政治中心与全国性的思想论说中心于一体。
同时，科举制逐渐成为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的主要途径。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故科举制同时也在行动和制度上落实了中国传统的“布衣卿相”梦想（这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其重要正类“美国梦”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适应了以耕读为业的士阶层的社会需要。
进而言之，科举制还具有“通上下”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人员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概言之，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2]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制度，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后果。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提出：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这里自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比如新型的金融业、工商业等的出现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3]
本文主要依据晚清山西一位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简单考察分析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对一个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及其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并进而通过这位乡绅之眼观察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四民社会解体前后的一些现象，希望能从感性层面增进我们对这一社会剧变的认识和了解。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凤，1857—1942）所著《退想斋日记》。[4]从1890年到1942年，刘氏记日记凡51年，现存41年，本文特别注重废科举前后那二十年间的记载。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5]；故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刘家世居太原县，刘大鹏本人在科举制废除前后一二十年间则在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任塾师。太原是山西的首县，太谷则是富甲山西的商业集中地区，刘氏一生所居均属于中国内地经济条件较好且信息较流通的区域。他眼中山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了近代中国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
刘大鹏生于咸丰七年，少历同治“中兴”时期，成年后目睹光宣时的日渐衰落，与其大多数同龄士人一样，总有今不如昔之感。他回忆中同治年间时“吾乡到处皆家给人足，气象甚觉丰隆。”光绪三四年间山西遭到大凶荒，“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贫不能支。”从此境况就未能恢复。刘氏所在地区的衰落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所居之乡，因“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家无余粮，平时或比一般务农之家稍好，唯特别不耐荒年。光绪初年的大荒，“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能饿死一人。”[6]鸦片是山西变穷的另一大原因，据刘氏观察，清季时吸鸦片者已达“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一二”。这个数字或许不那么准确，但吸鸦片者众应是无疑的。后来种鸦片者也日多，因其利厚。不过，种鸦片者与造纸者在家无余粮方面正相同，仍不耐荒年。一遇荒年粮价猛涨，便有饿死之虞。[7]
像多数传统的士一样，刘氏以观风觇国为己任。他注意到，秋成报赛是山西一直实行的古礼，“年谷顺成而始为之”。道光年间晋祠镇一带举办抬搁送神者共十三村，中间因太平天国事停顿，后又办，但到光绪七年（1881），同一区域有财力举办抬搁者仅六村，已不及前半。故刘氏“于此见农家之景况，较前远甚”。[8]农村如此，商业也比以前衰落许多。刘氏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每年都询问商人景况比上年如何，而答复皆曰“不若去年”。到1893年时他听到“一年不如一年之言，于今已五年矣”。[9]故刘氏的确看见“世道衰微”、今不如昔的迹象。此后整个日记中类似的记载不断重复出现。
同时，刘大鹏更有一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感，颇能体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的心态。他于光绪四年（1878）进学（取秀才），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后三次会试不第，科举制即被废除。民国年间他一直以清遗民自居，直到“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他才逐渐从内心里认同于民国（也就是说，直到这时他才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刘氏以传统的士自居，终其生也基本保持着士的心态（如果告诉他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他多半不会承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在科举废除后也终不得不像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实际是很不自由地随社会变动之波浮动）：从塾师到小学教员、校长、县议会议长都做过，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但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下面就借刘氏之眼与口，着重探讨他这种生不逢时心态的社会渊源。
注释
[1]周作人：《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32～33页，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
[2]以上讨论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3期。
[3]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4]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以下凡引此书，一般都注出其写作时日，以突出材料的时代感；凡正文中已说明时间或无须准确年月日的泛引，则仅注出页数。
[5]如他于1892年8月15日记自己俭而孝，特别说明记下来并非“夸示于人”，可知其日记确是要示人的。
[6]《退想斋日记》，1892年8月13日，1893年2月7日、12月11日，6～7、17～18、26页。
[7]《退想斋日记》，1892年10月4日，1893年7月8日，11～13、21～22页。
[8]《退想斋日记》，1892年11月6日，15～16页。
[9]《退想斋日记》，1893年2月7日，17～18页。
内篇：科举制与耕读之路断绝前后的乡村社会
刘氏家居太原县赤桥村，“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但刘家“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父亲大人在外经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业），母亲大人在内整理”。[1]可知刘家的主要经济收入，还是来自在外经商的父亲。与近世许多耕读之家一样，“读”是包括经济考虑在内的发展方向，“耕”在经济上逐渐仅为一道糊口的最后防线；“耕读”相连恐怕更多的意义还在其传统的象征性一面，略有今日美国人讲究的“政治正确”[2]的味道。自诩“耕读之家”者其主要收入实来自经商，虽然大半以商为生却要坚持耕读的方向以正名，都提示着宋代以降四民社会中士、农、商这最主要的三民（“工”的人数既少，影响也不算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刘父虽为商，刘氏自己仍像多数儒生一样看不起商人。但他确曾遇到好几个“深于学问”的商贾，甚感“渔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同时，他也注意到有些读书人“惟求词章之工，不求义理之精”，虽儒冠儒服而行为不检，“反为老农大商所嗤笑”。[3]可见士商之间，差距确在缩小（但农商之间矛盾似有增强的迹象）。[4]在西潮入侵之前，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变迁至少已有数百年的进程[5]，是研究西潮冲击引起的近代中国社会变动时不可忽视的层面。
由于刘家“究竟不甚宽绰有余”，刘大鹏自己年长后也不得不与“舌耕”者为伍，像大多数未能做官的读书人一样走上教书之路。刘氏在中举之前，已出任塾师。但中举后地位变化，对塾师这一身份认同就颇不能释然，每慨叹其不得不为此“糊口”之业，曾一度想辞馆回家“躬耕事亲”。他以为，“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有人“或谓教学足以传道”，刘氏觉得这恐怕也是未能入仕者的掩饰之辞，盖其未见“道之传者几何也”。正因为如此，他看不起一般以教书为终生计之人，认为他们没有远大志向，“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每年多得几两脩金，馔食好些”而已。[6]
的确，一般塾师的待遇并不太好。刘氏曾遇到一个业商失败而任塾师者，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脩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稍好者，一年所得“除却饮食杂费”，还可“落二十余千钱”。此类人考虑的，已不再是糊口，但仍“所入不敌所出”。[7]刘氏自己的收入待遇，要好得多。他的东家“家资数十万，家中并无一吸鸦片烟者，且极勤俭”，待刘氏颇厚，供馔食之外，束脩还有银一百两（据其日记，每两至少合千钱），并曾主动增加到一百二十两，但因未事先对他言明，结果刘氏以为有轻视意，“坚辞不受”。[8]
以求馆或求好馆为目的之读书人，其用心自然主要不在“传道”之上。但对身处晚清的刘氏而言，圣道之不传，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和冲击。还在废科举之前，读书已不如以前那么被看重。本来读书为仕进之正途，而学校也就是官吏培养之地。刘大鹏指出：“书院为作育人才之地”，而此中养成的人才，是为了“贡之朝廷之上，为舟楫、为盐梅；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9]但部分因为清代可以通过捐纳得功名，仕进之途已多元化。靠捐纳得来的功名虽不被视为正途且只能补低级官职，对许多未中进士的中下层儒生来说，低级官职也正是他们所期望者。同时，随着清代统治时期的延伸，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却未能补实缺的士人积累渐多，入仕之路已比从前要拥挤得多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在发生转变，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或者与刘氏所居在太谷商业区有关，此情形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地区有可比性，尚待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