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创深痛巨。其时，许多欧洲人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谓“西方没落”、“上帝死了”，悲观的论调渐起，弥漫欧洲大陆。与此相应，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自18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曾凯歌猛进，以至于人们尊理性为最高法庭，强调在理性面前，一切声言拥有时效性的东西，都必须为自己辩护。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欧洲释放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威力似乎是他们不能控制的，而他们对欧洲文明所创造的稳定与安全的信仰，也只是幻想而已。对于理性将要驱走残存的黑暗，消除愚昧与不公正并引导社会持续前进的希望也都落了空。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所谓“破碎的世界”，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具有的可怕的两面性”：它一方面带来了科学与经济生活中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却无情地铲除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将深入人心的宗教信仰斥为迷信，视人类情感为无益，“因而使生命丧失精神追求”，“世界失去魅力”，“使生命毫无意义”。[1]人们在借理性征服自然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发生了异化，成为了理性的奴隶。理性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不但没有出现，相反，现实中却充满着贫富对立与仇恨，乃至于发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人是什么？”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成了问题，人们感到孤独，失去了方向，又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之故，自19世纪末以来便陷入衰微的理性主义，进一步衰堕了。
战后欧洲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存在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它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强调所谓的“理性危机”，说到底，无非是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因之，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将人类社会引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此一取向的善果。一是反省现代性。[2]它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许多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大声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的范围，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的倾向，但是，柏格森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一种自我反省。[3]它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仍有自己的合理性。
应当说，早在20世纪初年，国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上述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重大变动，且于思潮的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东渐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研究却十分薄弱。[4]事实上，忽略了后者，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1]［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454～455页。
[2]对于现代性，学者见智见仁。安德鲁·芬伯格说：“它（现代性）显然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现代性是一种全球现象，在它把其普遍的理性主义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最先摧毁了欧洲的传统文化。”〔［美］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安东尼·吉登斯则谓：“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二者都强调，现代性是源于17世纪欧洲，与理性主义相联系的一种社会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模式。哈贝马斯则认为，西方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源泉，至少从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而反省现代性思潮则肇端于尼采：“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1、5、12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在一些学者眼里，现代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现代化的概念重叠。如艾恺就认为，现代化起源于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它可以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擅理性与役自然，都是手段，“实际上，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美］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他所谓的现代化，实等于现代性。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现代化则是体现现代性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陈嘉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本文所指的现代性，认同前一种意见。这与目前学术界的有关争论无涉，仅是考虑此种提法更适合于20世纪初年的语境而已。
[3]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340页。
[4]学术界对此迄无专文论列。美国学者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如其书名显示，它着眼全世界，于中国仅涉及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少数个人，未作系统研究。
一、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东渐
国人对于19世纪末以来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感悟，其最初见诸杂志者，据笔者所知，当是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是文作于1907年，次年发表在《河南》第7期，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世纪的欧洲文化，科学发达，物质昌盛，但却失之一偏，独尊科学，崇信“物质万能”，而贬抑了精神与情志。尼采诸人深思遐瞩，首揭其“伪与偏”，预示着20世纪的文化与19世纪之文化异趣，即“非物质”而“重个人”：“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1]鲁迅目光锐利，他显然已相当深刻地体察到了欧洲自19世纪末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现代思潮的变动。不过，是文没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铿为代表，正风靡欧洲的生命哲学的崛起。同时，由于《河南》是留日学生的刊物，难以进入其时的中国内地，故就传播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而言，此文的实际影响当是十分有限的。
20世纪初，在中国本土最早报导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的刊物，还当属著名的《东方杂志》。该杂志的《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强调说：20年间本杂志于新时代思想的介绍从未落后，“如各派的社会主义，本志在十余年前，即已有系统的译述；柏格森和欧根的哲学，也由本志最先翻译”。[2]此非虚言。早在欧战之前，即1913年，该刊就集中发表了杜亚泉、章锡琛、钱智修诸人著译的多篇文章，向国人颇为具体地初步报道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
是年2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首载章锡琛译自日本《万朝报》的文章：《新唯心论》。文章指出：欧洲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潮变动，科学藉煤铁工业而大昌，哲学上唯物论也取唯心论而代之。缘是，“科学的人生观即唯物的人生观”盛行，“一切归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终为物质”。虽科学进步，生产发展，但物欲横流，竞争日烈，信仰尽弃，人生日危。“我欲与过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现实生活，又足以使我绝望”，无怪乎欧洲自杀者日多，且不即于死，也不得不堕落。“呜呼，末世纪之悲惨，固若是哉”！所谓“唯物论”、“唯心论”，实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同时，文章也报道了欧洲生命哲学兴起的消息：“欧坎、俾尔先生，皆创新唯心论”，以与唯物论相颉颃，此乃“新时代之精神也”。是文虽属译作，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不仅提供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新思潮的代表。这是民初有助于时人了解欧洲反省现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开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还抨击了日本仿效“欧洲唯物论”所带来的危害，强调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旧时代以迫出新时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论之人生观为基础，而创造新日本”。这对于国人显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7月，本刊第10卷第1号复载有钱智修的《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对柏格森、倭铿的学说作了粗略介绍。同期杜亚泉的长文《精神救国论》（分3期连载），尤其值得重视。这不在于它对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论述更加具体，而在于如其文章题目所示，杜亚泉业已尖锐地直接提出反对“物质救国”论，而主张反省现代性了。他说，“新唯心论者，即唤起吾侪精神之福音也”。“吾国人诚能推阐新唯心论之妙义，实行新唯心论之训示，则物质竞争之流毒，当可渐次扫除，文明进化之社会，亦将从此出现矣。”[3]此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诸文，都在反复提醒人们关注“今日欧美社会内文明病之流行”。[4]杜亚泉曾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热心倡导者，但以此为转折点，却成为了批评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了。
欧战前的上述文章，多是转述日本学者的观点，报道内容较为泛泛，若雾里观花；加之大战未起，许多问题还不尖锐，故有关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并未真正引起时人的关注。欧战期间，此类信息有所增加，但因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此种情况也没有大的改变。1916年1月，民质（即章士钊）在《倭铿人生学大意》一文中说：自己十年间先后游英、日，发现两地学人于柏格森、倭铿的学说，皆趋之若鹜，迻译解说，纤悉靡遗。“及返观吾国，黉舍满国，子姓如林，有能知近世哲学为何物者乎？抑且有曾问斯学大师之名如倭铿、柏格森其人者乎？则由前，千无一人，由后百无一人。凡两哲之所著录，迄未见有以国语偶尔达之者焉。士不悦学一至于此，兹良足慨已。”[5]1917年，章士钊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神州学会”作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演讲，又感慨万千：“人言中国贫乏，大抵指民穷财尽而言。愚以为中国第一贫乏，莫如智识”。近十多年来，柏格森与倭铿的学说风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学生也无不知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名义。“而吾国则顽然无所知。不仅书籍无一本，杂志论文无一篇，即聚会言谈之中，亦绝少听见有人谈及。在上等有知识一部分之中，所谓倭铿，所谓柏格森，其名字曾否吹入耳里，尚为疑问。知识上毫无基础，一至于此！”[6]所言不免绝对，但大致反映了现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