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考察的开始，我们表明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远非要建造一个新的哲学。相反，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相比较，他们两人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密切的历史联系。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在它的内容上是一些新观念的产物，而这些新观念必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作为其物质状况的产物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出来。但是，它依靠它和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联系，创造出了自己特殊的科学形式（这一形式使它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从形式上看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中。自然，这种（形式上的）哲学根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因此不得不是具有独立形式并将进一步发展的哲学。至少，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8]在这里，我们应当记得，对他们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但是，全部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相等同的意义，仍然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像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那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国家，而且他们也历史地和唯物主义地把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并因此宣布废除国家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同样，他们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在这里，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与拉萨尔主义和所有早期和晚期的形形色色的“粗陋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法学家和其他人的意识形态的谎言”之间有严重的矛盾。后者基本上从未超越“资产阶级的水平”，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见解。
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彻底的阐述，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的明确论述出发。他们认为：他们的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仅要取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同时要取代全部哲学。最根本的是，不要搞混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这种态度的基本意义，把整个争论看作是纯粹词句上的。这里的意思是指，有人会认为恩格斯只是对在黑格尔术语中作为“科学的哲学方面”的某些认识论原则给予了新的名称，这些原则实质上是被保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变体之中的。[9]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尤其是在较后的恩格斯那里，有一些论述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哲学自身没有由于只是废除它的名称而被废除，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10]在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严肃考察中，必须不考虑这种纯粹术语学的观点。问题毋宁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在19世纪40年代，但也在后来的许多场合讲述的废除哲学的话。这一废除过程应当如何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来完成？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是对于谁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一废除哲学应当被看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次思想上的行动而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吗？它的完成应当被认为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呢，还是对于全体无产阶级，或者对于全人类来说的呢？[11]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理解为（像国家的废除一样）一个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通过各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展开的革命过程？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废除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
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问题被这样提出来，那么，很清楚，我们所涉及的不是对很久已解决了的问题的无意义的和空洞的反思。相反地，这一问题仍然有最大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重要性。的确，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现阶段，这是特别具有决定意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循规蹈矩几十年，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至多只有对于阶级斗争实践来说总是不重要的问题。这一立场现在显得极为含糊——按照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这两个问题之间的正相对应的情况，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那样，后一个问题“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很少注意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废除国家和废除哲学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忽视是否也有某种联系？这个问题可以更确切地提出来。列宁对机会主义者贬低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的严厉批评，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是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忽视相关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上，还有这种关联吗？换言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的忽视也与“他们一般很少注意革命问题”这一事实有关吗？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中最大的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作更详尽的分析。在最近十多年里，这危机已把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了三个敌对的阵营。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长期的纯粹进化的发展时期结束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危机阶段的日益增长着的迹象。很明显，追随者们的极其平庸的和残缺不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适当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对他们之外的一系列问题的任何明确的见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在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出来。自从1848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以来，这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上从来没有被严肃地提出过。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第一、二次俄国革命，还有同盟国在1918年的崩溃再次把它具体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在诸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的最后消亡”这些目标和转变的主要问题上，都存在着不一致。相反地，只要所有这些问题以一种具体的、不可避免的方式被提出，至少立即会出现三种都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的理论见解。然而，在战前，这三种倾向的最杰出的代表——伦纳、考茨基和列宁——不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被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长达几十年，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阵营内，已经存在着明显的危机；它采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冲突的形式。但是，随着在这些新问题上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出现，很清楚，这次明显的危机不过是贯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路线自身的更深刻得多的裂缝的一个暂时的和虚幻的表现而已。在这个裂缝的一边，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改良主义，它不久便或多或少地与早先的修正主义混合了。在另一边，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代表在恢复纯粹的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斗口号下，发动了一个既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旧改良主义也反对“中派”的新改良主义的斗争。
这一危机在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喷发出来。但是，把它仅仅归结为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贫困和被降低到第二国际的正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水平负责任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怯懦，或者缺乏革命坚定性，却是一个极其肤浅的和非辩证的历史过程观——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和非唯物主义的，甚至也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然而，设想列宁、考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大论战仅仅是倾向于通过忠实地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恢复马克思主义，这也将是同等肤浅和非辩证的。[12]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运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引入历史研究中去分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从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种辩证方法。但是，进行这种分析的唯一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因而是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应该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的进一步发展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它的时代的必然产物（黑格尔）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最早产生以来，它的每一个变化、发展和修改。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力图理解它们一般表达的历史—社会过程的总体对它们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沦落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根源。我们也可以辨明今天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恢复“马克思的真正学说”的热情的然而明显意识形态上的努力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那么，我们就能够区分出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来所经历过的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根据这个时代的具体的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是要这样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843年前后，与观念历史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相对应。它结束于1848年的革命——对应于《共产党宣言》。第二阶段开始于1848年6月战斗中巴黎无产阶级被血腥镇压和由此发生的“在一个疯狂的工业活动、道德沦丧和政治反动时期中”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的美梦破灭，就像马克思在他的《1864年的开幕词》中机智地描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不涉及整个工人阶级的社会历史，而只关注与无产阶级的一般阶级历史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发展。因此，如果忽略一切不太重要的分界线（第一国际的建立和失败、巴黎公社的插曲、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之间的斗争、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工会、第二国际的建立）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二个阶段大体上延续到19世纪末。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未来。
按这种方式来安排，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就呈现出下面的图景：在整个后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它的最初的面貌自然在实质上没有变化，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它没有全然保持不变。尽管有所有这些对哲学的否定，但是这个理论的最初形态却是完完全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的。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做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