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这三条道路汇集到一个交叉点上，要求我们从哲学思维的运动过程考察哲学。换言之，哲学不是一堆知识的集合，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功能的运动过程。哲学思维的功能首先就是辩证综合功能。所谓辩证的综合，是包含着反思的综合性思维，这是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这一思维的具体发挥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哲学通过自身的反思和综合产生的是更高层次的知识和原则。
哲学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马克思语），即用更高层次的有序性原则把科学和实践及其不同层次连贯起来，从而对科学、实践发展的方向、联系点、突破口作出总体上的预见。科学的分化一方面缩小了哲学对象的地盘，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哲学思维的空间，并更加突出了哲学思维的作用。哲学不是“李尔王”，不会“一无所有”。
历史哲学：在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点上
在西方思想史上，历史哲学以维科的《新科学》为其“独立宣言”，至今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史行程。然而，自伏尔泰明确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以来，不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对此理解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当代西方著名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名著《历史哲学导论》中首次把西方历史哲学划分为两大派别，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这种划分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也为我们综述西方哲学历史提供了可以依据的线索。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形式。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哲学是对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它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本身”，其任务就在于发现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黑格尔确立了历史规律的权威性，并表现出力图使历史哲学科学化的企图。对于这一点，应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由于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的实现和展开，因而又把历史规律变成了超历史的“绝对计划”，从而又延滞了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对于历史学家、哲学家既有诱力，又有压力，总之具有威力，正是科学的威力促使一大批历史学家、哲学家企图把历史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企图把自然规律的观念直接引入历史领域，或者按照自然规律的特征去理解历史规律。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但他没有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原封不动地移入历史领域。在黑格尔看来，与自然规律所具有的重复性不同，历史规律只具有合于逻辑进展的特征。因此，历史哲学的方法只能是逻辑的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在这里是不适用的。
思辨历史哲学研究的重心是历史本身的演变规律，批判历史哲学对此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奢望概括整个历史过程或表达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的真理，整个儿是一片形而上学的迷雾”（科恩语）。在批判的历史哲学看来，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因为人们是通过历史知识去认识“客观”历史的。问题在于，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学家一定价值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又来源于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需要和环境，“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克罗齐语）。因此，不存在客观历史，至少不能认识客观历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寻客观的历史规律岂不是无意义的“废话”。实际上，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柯林伍德语），其任务就是确定历史科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在批判的历史哲学看来，历史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主观行动，因此，逻辑的抽象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都无法把握人的历史。柯林伍德甚至认为，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哲学中是一种“瘟疫性的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是科学，历史不需要解释而需要理解，这个理解的过程就是使自己融入历史的精神之流，以“体验”的方法对以往的历史学家的意识进行“再一次经历”，从而“捕捉个别”，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历史哲学的方法只能是“体验”。批判历史哲学重视历史认识活动的特殊性，本身无可非议，但它却片面地夸大了这种特殊性，制造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对立。
思辨历史哲学与分析历史哲学的见解，虽然各执一端，但又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见解，这就是，历史哲学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融，是哲学与历史学这两门学科共同研究同一个对象，同时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从当代知识结构来看，历史哲学实际上是在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接合部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
一般来说，交叉学科有三种形态：一是线性交叉学科，即把某个学科的原理成功地运用于另一个学科；二是结构性交叉学科，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以新的形式相结合所形成的学科；三是约束性交叉学科，即围绕着某个具体问题，多种学科相互配合进行研究。我以为，历史哲学属于结构性的交叉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这两门学科以一种新的形式相结合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它集哲学与历史学这两门学科的知识与功能（不是全部）于一身，同时又在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点和共振带上作出新的努力，实现新的职能。
在我看来，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对历史本身演变规律的探讨和对历史认识活动的特点的探讨。不同的历史哲学或者以前者为重心，提供历史本体论，或者以后者为己任，提供历史认识论。如果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历史本体论的世纪，那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则是历史认识论的时代。当今，这两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人们在历史本体论“复活”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之所以出现这种合流的趋势，是因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只是由于不同时代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别和不同的需要，才把研究重心或者放在历史本体论上，或者放在历史认识论上。本体论必然要对认识论起一种导向作用，如果历史认识论不同时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性质，其理论必然失去现实的前提和依据；同时，本体论的确立又有赖于认识论的支撑，如果历史本体论不同时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因此，历史哲学的当代形态应当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职能，既探讨历史本身的运动规律，又对历史知识或历史认识活动进行批判。
批判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
1907年，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即历史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批判历史哲学的真正主题。按照批判历史哲学的观点，人们是通过历史知识去认识历史的，因此，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是批判历史哲学的基本前提，而一旦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就会唤起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认识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就会合乎逻辑地变成历史认识的自我批判。
批判历史哲学之所以与思辨历史哲学不同，并不在于二者使用的方法不同，而是因为二者探讨的问题不同。按照思辨历史哲学的观点，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本身”。在批判历史哲学看来，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其任务就在于“反思历史思维”，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从而确定历史学科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这表明，批判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而是历史认识是什么。
这样，批判历史哲学就在历史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具体地说，从对历史本身性质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转移到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变成了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因此，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成熟，而绝不意味着它的没落。
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是一项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如果对历史本体的探讨不同对历史认识的分析相结合，那么，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批判历史哲学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无道理，它促使人们自觉意识到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认识客观历史。对此，我们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批判历史哲学是脱离了历史本体来考察历史认识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按照批判历史哲学的观点，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人们是按照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历史的。“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克罗齐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批判历史哲学认定，一切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只是以历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规律，历史本质上是史学意识。在历史认识中，人的主观意向是决定性的东西，它决定着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行为就是建立历史客体的行为。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所谓的历史哲学在考察历史认识时，竟把其前提——客观历史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
历史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能获得。批判历史哲学的失败就在于它无力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它企图从纯形式的立场，即脱离历史认识的客观内容来“反思历史思维”，其结果使自己成为对思辨历史哲学的片面反动，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批判历史哲学的长处与短处、成功与失败，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从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高度重建历史哲学是现时代的“绝对命令”。如果历史认识论不同时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性质，它就不能成为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科学理论；如果历史本体论不同时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从当代知识结构看，它就不属于哲学学科，而且其结论也是独断的、不可靠的。
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恩格斯语），它着重探讨的的确是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带有凝重的历史本体论色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又为科学地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并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没有对这个问题详加探讨和展开。
我注意到，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越来越突出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同时又使探讨历史认识论问题具有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结合历史的变化、时代的特点，根据认识的发展水平和当代知识结构，调整自己的理论视角，使以萌芽形式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并从成熟、发达的形式上予以研究，从而揭示历史认识的独特结构及其内在规律。历史认识活动与历史本身运动之间内在交织、相互作用，虽不严格同时，但大体同步地走着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应扬弃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之分，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职能。
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
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历史有没有一个本来的真实面目？人们能否透过历史研究认识历史的真实面目？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日益活跃，在文学和文化理论中盛行之后，也浸透到了历史学中。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一样，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意味着知识的不确定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往建立在神学或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认识，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受到强烈的质疑。一股失望的潮流席卷全球，许多人失去了确定性的信念，觉得现在转瞬即逝，过去难以琢磨，未来更是无法预料。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客观性问题的质疑，是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途径展开的：
一是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起来，认为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符号的纯粹事实，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领域，它的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亦即语言的网络之中。在德里达看来，历史事实永远被语言覆盖着，语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规范的影响掩盖着。人类不可避免地陷于语言的牢笼之中，没有任何理由把历史研究与语言研究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写作必须运用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