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类现象，我们应当看到，这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对于第二类现象，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基本观点；对于第三类现象，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深入探讨、充分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有所论述但又未详尽论证的观点，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譬如，结合新的实际问题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详尽论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的思想。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并认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恩格斯语）。社会发展规律指向的历史结局，从总体上来说在其整个演化过程终结之前是不可能提前出现的，任何社会发展规律都是在历史的具体演进中逐渐地和愈来愈深刻地发生作用的。这表明，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不应是凝固不变的，而应随着历史的具体演进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我们应在历史的具体演进中，结合新的实际问题辩证地认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譬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问题。因此，我们应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实际问题，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使之具有新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用新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所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我们无需“乡愁”或“乡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并非仅仅属于德国和西欧。所以，“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恩格斯语）可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反映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多地吸收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
恩格斯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明确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语），从而向中国人“靠拢”，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必然包含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难以中国化。所以，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的思想资源，对之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在当前的讨论中，这种观点被一些学者归纳为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对，他们又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成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绝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为气、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共产主义社会变成大同社会……只能是语言游戏。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用中国式的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传统文化，吸取其精粹，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落到实处，就离不开人民大众，需要大众化。为此，就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语）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与特点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是少数文化贵族和社会精英的事情，而是人民大众追求民族解放、寻求自由个性的伟大社会变迁。“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语）。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特性”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或者说中国化与大众化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主义不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中国化，而固守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以之去“化”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任务是救亡图存、振兴发展，寻求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时代作用，正是由于它隶属于现代文明。只要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显得荒谬之至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合理性。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儒家学说的某些规则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面，并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具有某些现代价值，而且儒家学说与它极力维护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也就越凸现。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哲学形态或文化形态中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也必然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儒家学说的继承。
但是，儒家学说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从先秦经两汉再到宋明的演变过程中，它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否定个人利益、否定个人独立性、否定人的个性的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也与中国古代宗法人伦密切相关，并赋予了宗法人伦的“人道”以“天道”的神圣光环。
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衰败一道走向没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并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构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尊孔读经复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每个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实际，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期望在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之上，嫁接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社会；我们也不能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以及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期望依靠“返本开新”，重新诠释传统文化来解决。我们不可能在经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恪守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体”与“用”的问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马克思主义为“用”，或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都是形而上学。把“体”与“用”看成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可以任意选择的关系，只能转变为“体”“用”任意搭配的游戏。
面对传统文化，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的问题。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实际，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实际，而不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这三项重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必然为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只有立足这一实际，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真正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在，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从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使其具有“民族形式”。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简单地等同起来。从创立者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相反，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植根于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
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