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贵、任晓燕
任晓燕（《百花园》杂志副主编，以下简称任）：2009年5月，你和其他四位小小说作家在中原郑州站在了小小说最高领奖台——摘取了“小小说金麻雀奖”。这一天的到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魏永贵（以下简称魏）：意味着我坚持二十多年的业余写作没有白费。
意味着我作为《百花园》杂志的学生，修成了“正果”。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我报名参加了《百花园》杂志函授辅导，我的学号是1515号。适逢杨晓敏先生从西藏军区转业，到百花园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成了杨总的函授学员。在函授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小说习作是《你呀》，在《百花园》“新人第一篇”栏目里第一次亮相的小小说是《树》，从此正式走上小小说创作之路。1998年《雪墙》一举夺得《小小说选刊》当年度的“全国小小说佳作奖”，之后创作的《先生》获“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遥远的村路》获“全国首届小小说金奖大赛金奖”。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郑州编辑老师的培养与厚爱。
任：在不同的场合，都听见你说过，小小说写作，改变了你的命运，你的人生轨迹也因为小小说发生了变化？
魏：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二十多年前师范毕业的我因为写作（主要是小小说）有了一定的成绩，被调往市政府做秘书。后来编纂地方志需要能写作的人，抽去编写了几年地方志。再后来县文联成立需要文学编辑，于是开始编杂志。1994年想改变一下环境的我从湖北到胶东威海求职，因为一摞小小说复印件，被《威海公安报》主编看中，后来就当了警察记者。小小说写作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然也吃过不少的苦头，少了许多安逸的日子，但它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我仍然要感谢。
任：你对小小说有怎样的理解？或者说你眼中优秀的小小说是什么样的？
魏：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我最初是读欧·亨利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我被欧·亨利的精巧所迷惑，被契诃夫的深刻与幽默所打动。虽然如今人们似乎不喜欢欧·亨利式的结尾，但我依然认为，在篇幅有限的文字里，你必须让你手下的作品精巧，必须“好读”。契诃夫小说的深刻与幽默只有正真理解的人才可以读懂，那些含着泪的微笑，那些普通入的忧伤，那些渗透着作者浪漫的情怀。所以，如果说我眼中的好小小说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应该是：精巧而深刻，好读甚至好玩儿，其中，语言一定要有趣。前辈大师汪曾祺先生的小小说名作《陈小手》之所以好，就是写得“有趣”，王奎山老师的作品也是这样。
任：我注意到，好几位评论家在读到你的小小说的时候，譬如《先生》《悬挂的人》以及最新作品《米满仓的想法》等，都很推崇你关注社会民生和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底层写作”。
魏：可以不矫情地说，我是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或者说我见证过不少普通人苦难的底层生活。同时，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并深刻地表达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必由之路。一个小小说作家，往大里说，要有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往小里说，要用良心写作。我欣赏杨晓敏先生的话：“好的小小说作品就应该敢于直面现实人生，直击人性善恶，但从艺术层面上说，好作品也不能只是一面镜子，或者一部摄像机，它应该融入作家更多的艺术想象，体现一种人文的或者浪漫的情怀，这恰恰是一篇好作品给读者带来思考之外附加的审美愉悦。”当然，写“底层”不能“板着面孔写”，冯辉先生评价我的新作《脸面》时说：“魏永贵的新作读来轻松有趣，但能够写出这样的佳作意味着作者对农民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和语言的熟悉，意味着作者思考农民问题的深入和表现乡村人物的艺术智慧，同时也意味着作者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深厚情感。”
任：还有一点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在不少作品叙述中大量运用“长句”，这种故意减少逗号运用的叙述尝试，在小小说创作领域堪称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被誉为别具一格的“魏氏叙事”风格。同时，你的作品浪漫抒情的风格也很浓厚。为什么有这样的特点？
魏：的确，如您所言，譬如《先生》《乡野的声音》《胖三》《米满仓的想法》等等，我都运用了这种“长句”。我以为之所以有这种选择，是“叙述情感”的需要。虽然作品是作家“刻意”的写作，但多少会被作品中的人物或情感所“引领”。小小说中的人物的命运往往“迫使”我激动，倾注深情，用一连串密实的起伏交错的词句，酣畅淋漓地表达、叙述，期望能给读者带来异常有力的心灵冲撞与情感宣泄，也是为了更好地显现小小说的艺术张力。我自己的体会是：凡是提笔就开始“长句”写作的，往往写得速度奇快、奇顺，有一气呵成、顺流而下的写作快感。写作，只有带着深情或者激情，怀有浪漫温情的情怀，有悲天悯人的一颗苦心，才能写出优秀的动人的作品。说到这一点，我在《空地的鲜花》《移植一棵树》《雪上的舞蹈》等诸篇中试着去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