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十六：在随后的几十年生涯里您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事业。您成了一名记者，32年来，您为经济报纸杂志写了大量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文章，在您的同龄人都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时候您并不服老，而是奔走各地，到处演讲，不遗余力地宣讲您的理论。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答：这一直是我心底里最热爱的职业。
我学的是哲学和艺术史，为的就是日后当一名小品文（散文）作家。我已经说过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一事无成了；后来我实际上是一直在致力于我心中的这个理想，并最终实现了我的梦想。到处给报纸投稿，成为自由撰稿人。在巴黎的时候我给很多报纸写稿子，比如布拉格的、罗马尼亚的、南斯拉夫的是用匈牙利文写的。不仅仅是写金融方面的内容，而是涉及所有关于巴黎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在巴黎的确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有世界影响的事件。匈牙利人对此很有兴趣。我也给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写稿子，不过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给我的表哥保罗斯当翻译，他是用匈牙利文写东西的，德语不如我，而奥地利人是说德语的。在战前我就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这一次是以图书的形式出现的。那本书叫做《苏伊士——一个公司的成长故事》。那家苏伊士公司是当时一家非常庞大的股份公司，以苏伊士运河经济担保公司的名义建于19世纪。在欧洲的伦敦和巴黎的股市上了市，资助运河地区的进一步建设。
在纽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为我的第二职业做准备了。我结交各个行业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并写一些宣传他们的文章。现存的一家晚报仍然把从股票经纪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让我们再回到巴黎的话题上来。我的另一本书也完稿了。叫做《美元之于巴黎》，是一部关于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书。其中谈到了我对确保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些观点；为了保证中东和平进程继续进行，美国需要向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提供财政支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把书的名字定为《美元之于巴黎》。我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中东和平取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利益协调。双方互惠互利才不至于爆发战争。
所以我总是说，一个好的股票交易商，不仅仅要关注新闻事件，而且还要留意大众对新闻的反应。我的书《美元之于巴黎》很畅销，多次再版印刷，原因就是我在其中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这太好了，这使我下决心继续干下去。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罗威尔·伯耐特碰到我时，对我说：“这本书写得很精彩，也很细腻，有的人会猜测您已经掌握了我们重要的外交策略秘密文件。”于是，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秘密”的协作关系，经常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联系。我甚至开始帮助他们做事了，在法国的很多城市做演讲，宣传他们的外交政策。让这本书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法国的外交部长后来的总理罗伯特．舒曼作的序。为了说清楚这件事情，我必须追溯到开始写书前的一些想法。写书的念头萌生于我的一次在南美的旅行。我的一个表弟叫乔治·科斯托拉尼，他前几年才去世，当时我做横穿大陆的旅行去探望他。我在那里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之中，曾经好几次踏入匈牙利的殖民地。
那儿的人经常咒骂美国人，我觉得要把这种美国不受欢迎的事实及其原因公布于众，我要把这种情况写出来。旅行一结束，我马上就坐到了打字机边上，整理思路，把个人的观点和所见所闻都写了出来。起初只想搞一个政治性的小册子，全部手工印刷，而且有一定的反美嫌疑。在书中，我以一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小册子一共是140页。我当时同几位MRP党的法国政治家的关系不错，就给了其中一位一本，他是罗伯特·舒曼的密友。
他认为我的书写得很有意思，就转给了当时的这位外交部长。这让我受益匪浅，当我把这本小册子搞成正式的书的时候，他给我写了后来事实证明非常重要的序言。我同一个经营不错的出版社有联系，向他们推荐了我自己的这本书；他们很快就答应了。后来《巴黎出版》的人问我，他们是不是可以刊登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其实，我不想一直不断地去关注什么外交政策，老是写这类东西。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大广告，使我名利双收。我的新的工作让我非常满意，在随后的几年里就一直给《巴黎出版》写稿子。《巴黎出版》是一份很大的晚报，可惜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的工作非常有意思，能和旅行结合起来。有一次我还跟随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团去了印度访问。我还写了很多关于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的文章，在美国宣传戴高乐的英明，促进美法友谊。因为在当时的法国有一股反美思潮。后来，法国总统戴高乐亲笔签名授予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我为《巴黎出版》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就退休了，因为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感觉很无聊。我的两个爱好——阅读和听音乐——也不足以打发掉所有的时光，我多少有点颓废。于是就去拜访我的老乡思聪迪教授，他在苏黎世，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几年前才去世。
我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心中的迷惑，他帮我做了一个著名的思聪迪测试；后来全世界的心理医生都使用他的这种测试方法。我们一同看了48张照片，我必须不停地告诉他我看那些照片时候的感受，哪些喜欢，哪些不喜欢。
然后他就反反复复地琢磨了一个小时，问我：“您家里谁是最有影响的人物？谁最爱发脾气？”“是我父亲。”我告诉他。“您有的时候也爱发脾气吗？”他又问。我说：“是的。”他给我分析说，我是能量过剩，不管什么反正必须做点事儿！我要是体力劳动者的话，他说他就会把我送到深山古峪去劈柴搬石头，为的消耗掉我身上的能量，因为我受过教育，所以就得做点别的事情了。他建议我写点东西。“创作，”我说，“对我来说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10年前我就写过一本书。可是我现在应该写点什么呢？”“您对什么感兴趣呢？”他问。我回答道：“两样东西，一个是音乐，它像宗教一样左右着我的灵魂；另一个就是股票。”“那您就选一个题目写吧。”这就是他的建议。
我回到家，独自一人左思右想：我不能写音乐的书，竞争性太强，我没有受过完整的音乐教育；但是对股票我却有真知灼见，我在股票经营上有很多实践经验，写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在《巴黎出版》的工作使我结交了很多出版和文学界的朋友，比如乔治·佩那德，他是法国一家大报社的社长；我和他一起去吃饭，席间和他聊起股票，最后向我说出了他的决定——当然也是我想得到的结果——
他说：“您所讲的引人人胜，非常有趣，您一定要把这些写成一本书。”两天后他和我签了一份合同，我的第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1961年，高沃兹出版社也在德国出版了这本书，题目是：《这就是股票》。
这本书于1960年在法国出版，题目是：《要是股票能说话》。扎格·盖特瑞把这本书改编变成了电影，用了不同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