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十四：您是如何步入股市的？
答：1927年，我结束了在亚历山大先生身边实习的日子后，就开始了在阿蒙根证券公司的工作。我还记得我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第一天的情景。一个人和我打招呼，对我说：“年轻人，您叫什么？我在这儿没见过您。”
“我叫安德烈·科斯托拉尼。在阿蒙根证券公司工作。”“很好。”他说，“您的上司是我的好朋友，我以后会向您解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是愚蠢的脑袋多于证券，还是证券多于愚蠢的脑袋。”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精辟的定义。
我作为独立的交易员很快在实际的股票市场开始工作了。我必须有自己的客户，把业务扩展到阿蒙根证券公司之外。我从客户的业务中获取佣金，就像今天全世界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的方式一样。只是在德国有所不同。德国银行或储蓄所的股票交易员拿固定工资。其有利的一面在于，他们不必像他们的美国同事们那样必须不断地创造营业额。另一方面，为委托人提供咨询服务时也不必那么紧张，因为，反正他们从客户那儿得不到钱。德国的这套体系也在慢慢地变。一些银行下面的子公司的咨询员已经是按劳取酬了。在大银行董事会上，人们长时间地讨论这件事，“佣金”也是一部分收入。然后，德国的股东们很快也像美国人那样，去他们的经纪人那儿，问他们：“经纪人先生，我该怎么办？”答复像是被用手枪逼出来的一样：“没错，买黄金，您买呀！”客户说：“我不知道，我本想是要抛出黄金的。”
“抛售吗？”那位经纪人问道，“那，卖出去也行。”这个经纪人可爱得像个傻瓜，决不能把女儿嫁给他。
作为交易经纪人，我总在寻找一条既能让顾客获利，我也能得到足够回扣的折中的办法。我的客户们就这么成了我的固定顾客，他们为我提供新的主意。我甚至有这样的客户：他们只是我的名誉客户。他们在我这儿的交易特别少，我从他们那儿得不到回扣，但他们的名字被列在我的客户名单上，这就是个最好的双方受益的好方法。不久，我就拥有了可提取佣金的客户，他们委托给我大量的业务，我以此维持生计。我觉得对我来说股票交易并不难。最后，和招揽顾客的绝对大师亚历山大先生在一起时，我也是不可轻视的了。不久，我又换了个地方，去了费迪南德·利普曼公司。
一位年轻时候的布达佩斯的朋友汉斯·卡尼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他到巴黎的时间稍晚些。
我们一起合租一套公寓。在布达佩斯时，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但我们并没有上同一所学校，因为他信的是新教。我们在一次去塞莫灵的假期旅行途中结识，很快，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汉斯出生于一个很好的家庭，他父亲和他祖父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父亲是一个大银行的股东，而且还是一个很棒的钢琴家。特别是他的祖父给我的印象最深。当他打电话自报家门的时候，他不仅要说出自己的姓名——莫利兹·汉斯——还要说成水手。他得到允许可以在多瑙河上行船，所以，人们都叫他水手汉斯。汉斯的母亲是有名的美人，可惜，婚姻不长久。后来，她又嫁给了奥地利的一个大工业企业家。当她觉得自己应该香销玉殒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她就自杀了。汉斯的姐姐今天还住在维也纳，她还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我总是想起汉斯。他是个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的小伙子，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腼腆。在股票交易生意里，欺诈性的小动作和高额回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他却从不染指，也对此不能理解。汉斯是个很优秀的红马夹。他还教我如何操作。我们偶尔也在巴黎做几笔，不是为了业务，而是为了交更多的朋友。他是一个绝佳的交易员。他总是心神笃定，从不感情用事。也几乎从未失过手，或者因为什么精神紧张而给谁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他的桥牌打得也好。一个人的爱好很能反映和培养一个人的性格。我的朋友莫利兹·汉斯是我见过的棋艺最高的人。他的纸牌也比我打得好，因为我越来越着迷于股票。
遗憾的是后来汉斯病得很厉害。他信仰犹太教，和我的一样，但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一一不得已中途更改，他改信了新教，我信了天主教——但在希特勒看来我们还是犹太人。
他没有去美国，而是仍然回到了中立的布达佩斯。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他被关了6个月的集中营。当我战后从美国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很快就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在瑞士的蒙塔纳治病。战前他就得了肺结核和肺翼肿大。在集中营被关押期间，他的健康肯定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由于我的股票交易投机赚了钱，能支付得起他在那儿一段长时间的治疗，然后，他和他漂亮的夫人一同回到了巴黎。战后我去了规模大一些的斯蒂尔公司，汉斯成了我工作的助手。从那时起，我一直资助他。让人难过的是，他不久就在尼萨病逝了；在那里，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我年轻时的伙伴怎么这么早就死去了呢？他是和我保持最后联系的朋友。我很悲伤，我不愿意打电话，我害怕听到说谁又不在人世了。
我和汉斯在巴黎度过的那段时光，我俩都觉得简直太美妙了。我俩可以互解思乡之苦。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转到那家费迪南德．利普曼公司时，汉斯已在那儿工作了。我开始业绩不错，但还没有大笔收入，因为，我必须建立我自己的客户网络。
巴黎奢华的生活总是令我有挫折感。刚开始只是看看，我就会满足。而现在就一定要深入其辛才行。当然我缺的还是钱。金钱对于我来说，似乎，突然间变得重要了，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成了获得幸福的一把钥匙。我把储蓄所里的钱都取了出来，不停地想着挣钱的事。
首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然后就单纯地剩下了“目标”——挣钱——和对所有其他东西都预料不足的“我”。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了。我不再对任何其他的东西感兴趣，只有“钱”能吸引我。我那时还是没有能力不花钱就混上女朋友。我梦想着装满了钞票的钱柜，我梦想着装满了钱的大麻袋。我反复地打量着，感觉着这些钱袋，我想能成功的。
这些渴望钱的观点自动地导致了我对知识追求的淡化。想买一部豪华汽车——当人们能买；当然从来都愿意买——的时候，才特别明白其前提条件是：口袋里有钱。有的人口袋里装了本支票，就觉得拥有了生活的全部乐趣，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拥有了。从这一方面来说，钱的价值升值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同样数量的钱，最终在所谓的现实面前又贬值了。现实，就是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钱能买到的一切。
巴黎的股票交易所整个被一种硕大无朋的氛围包围着。所有的人，无论是客户，还是交易员，谈论的只是他们各自的盈利。
每个人都宣称，他得到了最新的消息，吹嘘他在交易所赚了钱，他给他的顾客总是能提供最可靠的咨询，他的客户从没有赔过钱等等。人们宁愿相信，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了天才和先知先觉的预言家。所有的人都凭着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成果自吹自擂，每个人见人说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交易所来个新人，他就会整个被这种气氛弄蒙。人们根本就不谈艺术、政治或者像其他时候朋友圈里常谈的话题——女人。谈话就是围着钱转：人能挣多少钱；人该挣多少钱；什么时候该买入；什么时候该抛出。人们只是根据一个人拥有什么，数量是多少，他的顾客或者其他交易员给了他多少利益等来评价他。幸运的是——或者说一一遗憾的是，我慢慢地适应了这种氛围。
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点滴经验可言的，简单而健全的理智告诉我，所有的这些只能是虚假骗人的。通过逻辑、解释、思考和论证获得的交易奇迹，对我来说，似乎是简单而幼稚的，是全盘错误的。
我对金钱所持的观点是典型的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我把这个极其违反常规的观点提高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并成功地引发了全球性的对通过现金形式表达的货币的价值的贬低。
通过现金形式表达的价值是指为其他所有东西制定的一个价格。因为我在内心对金钱的价值看得过高，我才觉得每一件物品的价格包括股票在内都太高。这种观点只带来一个结果：当所有的人都在股票上追涨时，我偏偏不这么做，就要买跌。我看不起股票交易所里的那些人们，也导致了我真正对金钱的蔑视。我内心坚定，卖空投机我一定会大获全胜，幸灾乐祸地得到其他人恭手奉送却又毫无察觉的赔偿。
有钱的人输了，他的价值在下跌，我看跌投机，从中盈利，他和我之间的距离在相应缩短……这就是我当时每天唯一的想法。我只有一个愿望：全力以赴，投入股票市场，因为这是快速挣钱、甚至成为百万富翁的唯一的办法。
凭感觉，我开始做有把握的短线预约交易，因为我认为，我很快可以在更便宜地把它买入。
同时我的佣金生意也越做越好。我给我的顾客也用预订的方式。
1929年10月22日在最著名的、空前的股票危机中，纽约华尔街破产了。相关联的法律开始起了作用，不太迅速，但已经有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