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门先生的意思，《杨朱篇》里既非尽真，也非全伪。这个论断还是较为公允的，因为其中的“为我”说，后人即便假造，恐也是造不来，至少不能保证象现在这样相合无间；而其余内容，非但文字风格与先秦不类，且思想上亦非先秦时代所应有，当属魏晋人曲解杨朱，假借杨朱之名，硬将其拉凑成篇，编排组合使然。
关于《杨朱篇》里的“为我”说，我们俟至下一节论述杨朱的思想时再作讨论。这里，我们先就其“享乐”“纵欲”主张作一考察和探讨，便知它何以是魏晋思潮的某种曲折反映。
《杨朱篇》指出：“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迪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
……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偶偶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照《杨朱篇》编著者的意思，人活百岁要算是寿命的最高时限了，活至百岁的，一千人中挑不出一个。即便一个人能活至百岁，他处于孩提和衰老的时间就几乎占据了其中的一半，而夜里睡眠消耗和白天醒觉耽搁的时间又占去了所剩的一半，另外，平时疾痛哀苦、亡失忧惧又占去了一半剩下的时间。这样，满打满算，仅剩的十几年，实际上亦无一时能悠然自得者。总之，人的生命极其有限，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快乐之时更是少得可怜。因此，编著者认为，人生的目的没有别的，即在于“乐生”，“逸身”，在于追求感性官能的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一句话，“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抓住有限的人生最大限度地去谋求快乐的满足，不必顾及死后的荣辱和虚名。
《杨朱篇》又指出：“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矜一叫‘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在《杨朱篇》编著者看来，人的生存是有差异的，人的死亡却是相同的。活着象尧、舜一样贤明，死后是一堆腐骨；活着象桀、纣一样残暴，死后也是一堆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尽管天下的美誉皆归于虞舜、夏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怨恶皆归于夏桀、殷纣。然而，彼四圣辛苦一生直至死亡，未能享受过一天的欢乐；彼二凶欢乐一世直至命终，恣情纵色，舒适安逸，为所欲为，获得了感性官能的最大满足。四圣和二凶其死虽同，其生则异，一为苦，一为乐。编著者于是主张“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提倡一种享乐主义或快乐主义的人生观。那么，是什么东西影响人的快乐的满足呢？是礼义、名法、是非、荣禄等等，归结起来，也就是所谓名利观念和纲常礼教。正是名利心的作怪和纲常礼教的束缚，使人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使人的快乐和欲望得不到有效的满足。编著者强调，这些东西毋宁就是“重囚累梏”，就是人性的大敌。要想穷尽当年之欢乐，这一切都在打碎和破除之列。
编著者进而借管仲之口，通过其养生之道的提出，使这样一种享乐主义或快乐主义的人生观得以更充分更清晰的表述：“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日：‘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日：‘其目奈何？’
夷吾日：‘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绿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这里提出养生之道“八字诀”或两条原则：“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所谓“肆之”，即放纵、放任的意思，具体而言，就是放纵情欲，任其自然发展；所谓“勿壅勿阏”，即不要阻碍、不要遏制，也即对情欲的外化和发泄不得有所限制。前者是在积极的意义上说的，后者是在消极的层面上说的。编著者强调，若是违背了这两条养生原则，必将导致“阏聪”、“阏明”、“瘀颤”、“阏智”、“阏适”、“阏性”的不良后果。
大凡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生和形成都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杨朱篇》所表现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也不例外。众所周知，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动荡的时代，又是一个极解放的时代。就政治而言，战祸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存生活朝不保夕，以至生灵涂炭，纲纪紊乱；就思想界而言，则是黄老流行，经学衰落，名教与自然的矛盾空前突出。人们由于受到此种时代环境的刺激，而放弃旧有理想的追求，厌弃现世，把世间的所谓名利、富贵、礼法等等看成一堆废物，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此种思想和观念表现在生活态度上，便是放纵情意，刻意追求感性肉体官能的享受和满足。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此种思想空气和生活态度。这个时期的一些诗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等，可以说正是此种思想观念和生活信条的真实反映。我们从前述《杨朱篇》所表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看出，它与此种人生信念亦正若合符节，我们不能因其以“杨朱”名篇，而糊里糊涂地将其强加到杨朱其人的身上，先秦各书并没有此种“享乐”“纵欲”观念，杨朱的“为我”说和魏晋人的“纵欲”说不是因为《列子·杨朱篇》的捏合就可以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
三、杨朱的思想
杨朱没有著作流传下来，我们讨论杨朱的思想，主要依据《孟子》、《苟子》、《韩非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等书所保存的片断资料。同时，《列子·杨朱篇》所载杨朱的“为我”说和其对名实关系的看法，亦大体可信，容资参考。
杨朱算得上一个具有自己独立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为我主义；全性保真；名家因素。下面我们分别对此作出论析。
为我主义。为我的主张乃杨朱思想的中坚所在，它构成杨朱之所以为杨朱者。孟子在批评杨朱的学说时指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吕氏春秋》的编著者在概括杨朱的学说宗旨时也指出：“陽生贵已。”“为我”、“贵已”都是同样的意思，都在于肯定和突出个我（自我）价值的独立性和至上性。
从理论上说，人的价值不外由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构成，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得到统一的。在思想史上，人们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大体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或类型：一种情况或类型是，突出和强调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人价值，忽略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义务，认为人的自我价值完全依赖于个人而不必通过社会即可得以实现；第二种情况或类型是，轻视和抹煞人的自我价值，突出和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不是把人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而是把人理想化为一个不具丝毫私心杂念的纯粹的“社会人”；与前两种情况或类型不同，第三种情况或类型是，意识到人的价值既有个人价值或自我价值的一面，又有社会价值或群体价值的一面，力图实现这两方面价值的有机统一，认为人通过主观的努力和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其群体价值的同时，人的自我价值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实现或体现。杨朱的思想大体上可以归结为第一种情况或类型。
从前面的引文我们看到，孟子着实将杨朱、墨翟大骂了一通，他加之于墨翟的罪名是“兼爱”，加之于杨朱的罪名是“为我”。应该说，孟子抨击杨、墨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儒家推崇“仁道”，“仁道”既讲爱己，又讲爱他，而爱他是有远近、亲疏之分的，即所谓“爱有差等”；墨家讲“兼爱”，“兼爱”纯粹是从利他主义出发的，它反对爱有等级，主张“爱无差等”；杨朱讲“为我”，“为我”是否完全排斥“为他”或“利他”，可以讨论，但“为我”的出发点或着眼点在“我”却毋庸争辩。杨、墨的“为我”、“兼爱”主张与儒家的“仁道”显系格格不入。孟子作为杨、墨的论敌，他要维护孔子儒家的“仁道”原则，出于当时儒家学说生存发展的考虑，当然要对杨、墨尤要是杨的“为我”说大打出手了。不过，我们从孟子对杨、墨的抨击之词——所谓“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也可以看出，他的批评指责确实有失儒者的君子风度。
尽管孟子概括杨朱的思想为“为我”，比较准确地抓住了杨朱学说的特征所在，但他对“为我”的理解和诠释却不无偏失之处，至少是犯了逻辑上以偏概全和理论讨论中主观武断的错误。请看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照孟子的解释，杨朱的“为我”毋宁就是一种绝对的纯粹的自私行为。“为我”是否只具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一层意思，韩非子就有不同的看法。《韩非子·显学》对“为我”的解释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照韩非的解释，“为我”不只具有重视自我价值和个人利益的意思，同时，它还涵藏有不妨碍他人、不占别人和社会之便宜的意思。换句话说，“为我”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既是自利，又是自爱和自治，是这两方面意思的统一。在我们看，韩非的解释似较孟子的解释公允而客观。
对杨朱的“为我”主张作出更为全面的解释和发挥的，则是《列子·杨朱篇》的记述。《杨朱篇》载：“杨朱日：‘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日：‘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日：‘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日：‘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日：‘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日：‘为之。’孟孙阳日：‘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日：‘一毛微乎肌肤，肌肤微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日：‘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
按照此段记述，杨朱的“为我”的完整涵义乃是由“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两方面意思构成。孟子只见其前一层涵义，未见其后一层涵义，进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攻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也”，致使杨朱蒙受数千年的不白之冤，实乃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全性保真。全性保真乃养生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性、生古字通用，全性即全生也，《吕氏春秋》常常全性、全生混用不分，即其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