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困境中重生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南渡新加坡，协助其父亲经营米店。由于他勤学好问、苦心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米店的内外业务。更由他锐意进取，经营有道，使米店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发展了黄梨罐头厂、铁店等其他业务。到1899年，实有资产达三十五六万元，是他刚来新加坡时资产的3倍。
1897年，他母亲去世，他回家奔丧。等到1903年，他再度回到新加坡，等待他的却是一片凌乱萧条之景：外欠流动负债32万元，比他走之前时增加了20多万元；资产方面，并没有丝毫的增加，合计所有产业的经营状况，发现总共亏空了20万元。整个家族的产业处于破产的边缘。
而立之年的他挑起了振兴家族企业的重担。他把那些亏损严重的商店，或停业或顶出去，既能回流一部分资金，也能减少进一步亏损。另外，他还把黄梨厂拿出去招商，与外人合股承办，改名为日新公司。
此外，他还以自己的名义外出发展，开始了自主创业的历程。首先，他筹集了7000多元的资金，在新加坡10英里的井水港山地上创建了一家菠萝罐头厂，取名为“新利川”。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战略，不和实力雄厚的大洋行发生冲突，而是另辟蹊径，从杂装罐头人手，避开了正面的竞争。而且他注重信誉，管理有序，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在一年的时间里，获净利9000多元，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还有盈余。
然而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其损失惨重。而就在失火的前几个月，他的父亲又在厦门去世，两桩不幸的事情给陈嘉庚无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卖掉了部分产业换取了流动资金，另一方面，他又在新加坡附近买了两块地，分别种植菠萝和橡胶。同时，他在曼谷又建了一个菠萝厂，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菠萝资源，减低生产成本。经过一系列经营运作，在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两处橡胶园、四家菠萝厂，以及有四五十万元存款的百万富翁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拥有全新加坡菠萝业50％、熟米业60％的陈嘉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面临破产，由于新加坡的宗主国英国是参战国之一，把大批的船只用于繁忙的军运，并严格限定非军需品和日用品的运输，菠萝被作为奢侈品而不给运输，熟米也难以运往外地，这样，他厂里店里的货物堆积如山，期货合同不能履行，现金也无法回收，他的事业再一次陷人了低谷。
面对如此困境，他决定投入航运业，解决菠萝业和米业的运输问题。1915年，他租了两艘轮船，不久之后，由于经营很顺利，他又向香港政府租了两艘重量2000吨的轮船。这样，由于解决了运输问题，终于逐渐走出了困境，并且获得了新的发展。
一战结束以后，陈嘉庚看到了橡胶行业的潜力，于是就大力发展橡胶产业，建设了面积达3000亩的橡胶园，同时，他还拥有资本200多万元的橡胶厂，一时间，他的橡胶产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但就在此时，南洋橡胶的价格出现下跌趋势。原因是生胶发展过快，产品相对过剩，制造厂家的需求量和加工能力都有限。
1920年，陈嘉庚的三公司因胶价大跌，亏损30多万元。
但在橡胶业如此不利的形势下，陈嘉庚仍没动摇发展胶业的决心和信心。他看到生胶虽一时跌价，但前景无限。因此果断决定，承接经营不利而愿意出顶的胶厂。1922年，他亲自前往马来亚各埠考察，花30多万元先后买下了当地停业的9座小工厂，加以整理扩建后，这些小厂专门经营橡胶的加工与制造。同时，修整扩大原有的工厂。这样，陈嘉庚的胶厂每月可绞出各类胶片共3万余担，其生产能力已接近英国最大的厂家。
很快，转机来临。1922年11月1日，英政府颁布了限制橡胶生产的条例，此条例稳定了橡胶生产者经营橡胶的心理，胶价开始回升，橡胶业恢复了生机。后来他又发展了橡胶成品加工厂。1924年，一个集农、工、商为一体的橡胶托拉斯——陈嘉庚公司就这样形成了，这是一个包括橡胶种植业、加工制造业、成品销售业三大环节的新型大型企业。
192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繁荣，发达国家的汽车制造业发展迅猛，国际市场对橡胶的需求量激增，生胶及胶园的价格也随橡胶产品的价格很快上涨。陈嘉庚单凭橡胶业就获利近800万元（其中有胶园、生胶业、熟胶业的收入）。陈嘉庚公司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橡胶生产托拉斯，陈嘉庚本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
到1925年底，陈嘉庚已拥有橡胶园1.5万多英亩，及100多万平方尺的房地产；公司开设的大型机械化橡胶厂及菠萝、饼干、肥皂等各种轻工工厂达30多所。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打击，终于发展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南洋大实业家，其资产时达1200万元（合黄金百万两），成为千万富豪。
【感悟中华商魂】
在全球财富市场竞逐中，华商早以其智慧勤奋、容易与异族文化融洽相处的独特气质与阿拉伯商人、犹太商人并驾齐驱。他们匆匆的身影奔走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商业世界引人注目的一群。
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告诉我们，人群的差异性其实是由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的。在阿拉伯商人的精神世界中，伊斯兰理想是他们心灵的支撑和至高无上的人生信仰，宗教的习俗和原则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处事方式，造就了他们诚实守信的经商理念。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到处受排挤、驱逐，甚至屠戮，生存的压力让犹太人商人处处精打细算，78：22法则使其做生意得心应手，常胜不败。中国儒家的代表作《周易》构建了“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从古至今的中国商人都不同程度受到了这一儒家伦理观念的熏染浸润，从而在其经商过程中表现出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陈嘉庚在创业过程中遭遇了多次挫折，接手亏损严重的家族企业，面临着破产的威胁；意外火灾的发生，将其辛苦劳动的成果毁损大半；一战爆发、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其正处在发展中的产业面临崩盘的危险，还有亲人的过世、市场环境的突变等都使他数次濒临绝境，但他能身处险境而不气馁，在重重困难面前凭着百折不挠的精神，发现市场商机，挽狂澜于既倒，迅速崛起并取得的巨大成功，这种以“毅”为核心的“陈嘉庚精神”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商。
霍英东：逆境中不屈不挠
1922年，霍英东生于香港一个穷苦的水上人家。一家五口人住的是舢板，人称“船板客”。他们终年住在船上，靠打鱼、驳运为生，岸上则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7岁那年，父亲因患病无钱医治，而早早离开了人世。本来父亲在世时，生活已很困难，他去世后生活就更艰苦了。从此，母亲带着霍英东及一个9岁、一个5岁的女儿搬上了岸，凭借着霍母的艰苦努力，终于把孩子抚养长大。
霍英东从小聪颖，霍母深知，天资聪颖的孩子如不读书也是枉然，于是她把儿子送进一所免费的小学读书。1934年，霍英东12岁时小学毕业，母亲又把他送入皇仁书院，每月虽5元学费，但对她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霍英东后来回忆他的中学生活时这样说：“当时我在学校勤奋读书，课余时间帮助母亲记账、送发票，由于日夜奔忙和营养不良，一天下来已是筋疲力尽。”18岁那年，正赶上日军侵华，家中生活更加艰难了。面对这种情况，他不想再继续读书。
他认为自己是堂堂男子汉，应该挑起家庭重担，于是他辍学了。从此加入了苦力行列，为求生存而拼命挣扎着。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轮渡上当加煤工，后来又去日本人扩建的机场当苦力，每日有7角半报酬和半磅米。这样微薄的工资，连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都成问题，更没法工作了。他又应征去当铁匠，没多久也被辞退了。他到“太古”的实验室做过一阵试糖工作，虽表现不错，但因赚钱太少，后来辞职不干了苦力的生活没有使霍英东垮掉，也没有让他在路上拾到大钱。霍英东闯荡江湖没有闯出什么名堂，只好暂时帮助母亲管理自家开的一家小店。抗战胜利后，霍英东从战后混乱的局势中看到了机会，从竞拍战后物资、带队去寻找海人草，他对战后每一个可以带来财富的机会都不放过，直到他母亲对他的这种冒险行为无法忍受，再也不允许他经手账目。因此，他唯有用自己的积蓄买一艘拖船，开始了他自己的独立生涯。
霍英东经过艰苦的创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王国，成为香港有数的大富豪。但是，他的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经发表了倾向于新中国的言论，并且还间接参与了为新中国运送物资的商业活动，引起了港府对他的不满和偏见，为他以后的发展无端的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而且朝鲜战争时期的经历也得罪了美国政府，他的公司被美国政府列人黑名单。于是，英、美两国从星光行人手，联手向霍英东施加“政治迫害”。
首先，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人“黑名单”，明确宣布所有星光行的租客都不能买卖美国货，就连美国制造的那些收银机也在禁售之列。如此一来，对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极为不便，受影响最大的是那间保龄球场和顶好百货公司，结果陈泽富的保龄球场要改用澳洲的设备。美国领事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少租客或对星光行望而却步，或要求低价租用。霍英东决定以每英尺9毫钱的超低价租出。因为他算过，若以这个价钱把整幢星光行出租，只要熬过7年，就可赚回所有投资。
每英尺9毫钱的价钱一放出，果然吸引了不少商户来参观租用。谁知这时候香港电话公司给各个有意租用星光行的商户打电话，“忠告”他们：最好不要租星光行，如果租下来，拨通电话可能遥遥无期。
做生意的人哪敢和政府作对？并且，没有电话，生意如何做？结果，有意租用者个个慑于政府的压力，都不敢租用；连那些已经交了租金的商户也纷纷退租，连订金也不要了。偌大的星光行，一时间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在商场打滚多年、见惯风风浪浪的霍英东，面对英、美的“政治迫害”，也无计可施了。
霍英东和几个股东商量后，决定出售星光行。但当时正是香港地产市场处于历史低潮时期，投资者都因为香港前途不明朗而不敢贸然买楼，因而楼字有价无市。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恰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在地产市场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于是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只写一张promissory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迫害”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然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向他施压，则戏院的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他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
于是，霍英东先通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东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麻烦。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而置地买下星光行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市场也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记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竟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故也无人问津。的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落标竟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霍英东本来可以以较低价钱、轻而易举地取得海军船坞的发展权。但结果却出乎霍英东意料之外。港府最后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