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许多国家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改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于是，汇率的决定过程变得复杂起来，国际收支状况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对汇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各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扩军备战，纷纷滥发不兑现的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信用制度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出口贸易的萎缩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在一片混乱之中，很快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审视二战的发生，英、美、法下最后决心与纳粹德国对抗，除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疯狂扩张势力范围之外，还因为德国否定了英、美、法主导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货币体系，实施实物经济货币制度，在贸易和货币领域与当时的主流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大唱反调。
英、美、法三国掌控着全球贸易体系所需的主要黄金货币储备，而一战的战败国德国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如果服从当时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体系，德国必须依靠借贷和出口重振国民经济，而此时的国际市场在大危机冲击下已经陷于萎缩失序，破败不堪的德国经济几乎看不见复苏的希望。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为重振国家经济，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仍以黄金为本位，则一个垄断黄金的国家就能迫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屈服，前者所用的手段就是吸干后者的外汇来源，使它们必须靠借贷来维持生产。为此，希特勒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他的理论：“一个国家不应该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存，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只有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的黄金并无意义。”
希特勒政府决定：第一，拒绝接受国外借款；第二，以生产和物资作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非黄金本位；第三，以直接易货方式来获得输入品；第四，停止所谓“外汇自由交易”，不准许在货币方面进行赌博性的买卖；第五，德国自己控制货币的发行权。
如果德国的货币制度获得成功，其他缺乏黄金的国家纷起效仿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则不仅黄金丧失效力，而且无人借款求贷了，当时主导国际金融的西方列强将面临破产的危险。
希特勒的德国完全背离了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加之德国对欧洲市场的军事和政治双重控制，德国和英、美、法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战争成了最后的抉择。
希特勒构想中的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实施，德国就卷进了全面战争。他的以实物创造为核心，而不是以利润和金融为核心的另类经济货币体系，也随着第三帝国的灰飞烟灭而成为了历史。
往事历历。所谓兵者，国之大事；货币者，何尝不是国之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主导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建。
1944年建立了由黄金作保障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欧洲从废墟中加速复兴，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美好时光，至今为国际经济学界缅怀不已。一朝黄金梦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转进了没有国际条约定义的“无体系的体系”，实则不期而然地开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可以说，以美元为主体的世界货币体系，一度是人类社会发展长程中的优化选择，产生过驱动历史进步潮流的积极效果。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几乎也都是这个货币体系及其相应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然而，世界货币必定要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方可保障其公正性、可控性和稳定性。当今以一个强势国家的主权货币兼充世界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内在矛盾，或者说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持续性。本轮金融危机显示，其积弊痼疾不仅危害世界，也是美国足以摧毁自身强势地位的“经济海洛因”。后文将就此深入讨论，梳理脉络，探求根本解题之道。
专题一：中国货币变迁及其社会政治原因无论是使用金属货币还是纸币，中国都占了世界头筹。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大臣单穆公提出的“子母相权论”，也是公认的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理论。
然而，中国社会在汉代以后，陷入了滞进状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将孔子学说篡改为愚民伪儒，就此开始了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政治专制、精神黑暗时期。特别是宋明理学行世后，南宋以至明清之世每况愈下，自我意识、创新精神竞成绝响，几乎阻断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通途。虚有其表、腐朽落后的天朝大阁，一旦与蓬勃发展的西方碰撞，顿然一触即溃；鸦片战争后，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除了失败的元朝纸币外，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是金、银、铜以及纸币（有时用谷、帛）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中国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也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的交子是世界历史学家公认为第一个官方主办的真正纸币，有发行准备（钞本）、更新周期、防伪措施等一系列保障制度，但北宋和南宋继行的一系列纸币体制都一一失败了。
元朝全面推行银本位纸币体制，尽管制度规范详备，恶性溃败有过于前宋。明朝曾雄心勃勃地实施无发行准备的纸币，不久几成废纸，半途而废。
清政府不仅无力经营自己的纸币，连传统的金属货币体制也一直抱残守缺，停留在成色、规格混乱的银两交易，以及两千年不变的“天圆地方”通宝制铜钱水平上。结果是，外国银行的强势货币，包括优良银币和新潮纸币攻占了市场，“中国的币制”成了“错出而无统”，“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的制度”。
中国古代无论实行过渡性的兑换凭证或代用券，还是无本金的地道信用纸币，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了。应该看到，社会发展水平是其不成正果的决定性因素。
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近年来，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哪一代，从未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商业活动一时活跃的表象而已。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对于纸质通货的强烈而持续的需求，既没有银行金融业配套，造纸和印刷技术也不见长进。朝廷发行纸币的动因往往来自巨额铸币税的诱惑，动不动滥发纸币生财，把财政亏空转嫁到社会大众身上，好比饮鸩止渴。而中国式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一旦在绝对腐化的不归路上迅跑起来，必然加快信用破产和币制失败，并且反过来成为王朝垮台的催命剂。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动展开对外贸易，外商以大量银元换取巨额中国物质财富的同时，列强纷纷凭借特权在中国设立租界，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直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纸币可分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如汇丰、德华和花旗等银行，按中国货币单位发行了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和银两票，在长江流域颇为流行；一种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如俄国在中国东北发行的卢布票，日本于日俄战争时在中国东北强制实行的军用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金票，以及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华南地区发行的港币等等。据统计，当时外国银元、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和周边国家的纸币约占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