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时期
在学习上，假如说，我还多少有点成就，在研究院，确是颇重要的一章。
25年，我考清华历史科官费留美，同时又考研究院国学门。留美我考第二名备取（正取曾友豪），研究院也考了前十名。研究院主任吴宓，学术杂志总编辑，中英文俱极佳，清华留美生。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都是历史学泰山北斗、震古烁今的人物。还有擅长音韵学的赵元任，现已九十高龄，尚健在，在美讲学。李济之擅长人类学、考古学，俱一时精选。住清华的大楼一层。清华风景幽美，图书丰富，经费充足，藏修息游，极其舒适。研究生可以在图书馆借书二十册，不足，可以向北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调，并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购买，这给学员创造了学习条件。
梁任公师，是当代名宿，所著书籍如《饮冰室全集》（丛书）、《历史研究法》、《要藉解题》、《讲演集》、《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尽人皆知，多半是学员们拜读过的。王国维师，可是新出的彗星，其名当年尚非显赫。其名著《观堂集林》成为人人必读之著，人手一部，朝夕钻研。读一篇，爱一篇，不忍释手。其所著有关甲骨、钟鼎之书，极名贵。专业方面，各人有各人的题目，有自己必谈文书，共同研习的东西，梁师开《历史研究法补篇》、《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又为大学部同学，开中国文化史课，大学部师生，听者极众，往往至数百人、千人。文化史发讲义。前述三科，梁师每次自拟：大纲，开讲，而令我为之笔记、整理，随堂分发。前后两年，各成数十万言。儒家哲学中，宋朱陆、明王阳明极详。清代学术思想，梁师自著有《诸学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另有专著。在文化史、学术史方面，前后所讲，洋洋大观，皆成体系。
我有心将其早年及当年著作，综合起来，作为中国学术史通论，一则因其范围博大，再则因为我亦因于人事鞅掌，所习所教，皆不专，未能着手，至今引为遗憾。至于文化史，梁师自拟四十篇，因病，讲完都邑篇而辍。后人无此学识，无此精力，不敢继承，当留之后代了。
王静安师，在研究院讲学甚勤，两年之中，每周两次，有时三次，开班讲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计先后讲《说文》，从后序讲起，再讲部首较详，以后所讲，则各轻重详略不同。又讲《书经》（古史新证），今文则逐篇逐句讲去，旁征博引，除群经、说文，旁及钟鼎甲骨，有时因一句一字，敷陈十分钟，主要讲自己的发明和独特见解，陈辞滥套皆略，又讲《仪礼》，认《周礼》是伪书，而《礼记》是孔门弟子所作，故不讲。又后讲钟鼎文，皆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之类的铭文拓本。最后讲古史新证，具体地综合地讲其在甲骨、钟鼎研究心得，结合唐虞夏商周五代帝王、名臣、都邑、地望、明堂、寝庙等等。
皆壬子东渡归来，在上海哈同大学讲学，前后十年之收获。一生心得，俱见于此。但王师晚年，并不专治钟鼎、甲骨、群经、诸子，似乎说治学精华，业已搜索无余，而转其锋芒，从事古佚书、四裔碑铭、元史、西北地理之研究。所治非所讲，所讲非所治，后生小子，无从窥其奥妙。只得据“所见如此，所闻如此，所传如此”之旨加以推敲而已，王师早年著作虽多，而以《观堂集林》为最精粹。晚年著作，尽收入于王忠悫公遗书中。惟所常读之书，悉有眉批，无法一一列举，沙金、散宝、佚类甚多。其他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诸大师亦讲课，而以带研究生时为多，非我所学专业，不敢妄为介绍、评论。同学中，高材甚多，互相研究，互相学习，彼此帮助甚大。王师死年五十一岁，梁师死时五十六岁，正在壮年。其门弟子活到七十、八十者甚多，但只能得其一体。
长寿非奇才，奇才不长寿，可惜。
清华研究院，共招生四班，前后七十余人，各有专长，自成一家。事隔五十余年，今没者达三分之一。存者，半数不知下落。十余人皆列学术界前茅。
如徐中舒，擅长甲骨、钟鼎学。在川大。谢国桢，擅长明清史，在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力，擅长音韵学，在北大。姜亮夫，擅长楚辞、古典文学及敦煌学，在杭大。王静如，擅长西夏文，在社会科学院。高晋生（亨），擅长小学及周秦诸子，在山东大学。蒋天枢，擅长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在复旦大学。戴家祥，擅长契文金文学，在华东师大。朱芳圃，擅长甲骨考古之学，在河南师大。诸人皆属中国史第一流学者。我三十以后，不再治中国史，自应忝列中国史学者行列未座。顾自幼诵经、诵史、治小学、习诗文。在清华研究院时期，收获甚丰硕，不敢尽弃所学，有时亦有所写作，以志不忘。十年以来，同学凋谢甚速，如陆侃如，死于“文革”后。刘节，专搞唐书，死于圈点二十四史之后。姚名达，专治近代史学史，死于抗日救国之役。陈守实，治明史，死不过十年。罗根泽死于南京大学。其更早者，有刘盼遂，以经学、小学著名，死于“文革”中。吴其昌，长于史学、小学，死于嘉定“武大”。其余皆不甚记及，其流亡转徒散失者更多，追念前尘，历历在目，后死亦复何益。十年之后，吾侪完结了。
住清华研究院的好处：
第一，知道中国典章、文物、思想、学术之由来及其范围。第二，掌握历史资料，纸上的及地下的所在及其内容。第三，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登堂入室，探其宝库。第四，学习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第五，继承了乾嘉以来三百年学术的成就，而从事发扬光大的伟业、第六，接收所谓新学说、新方法，在经史子集之外，别辟溪径。这六点，是值得推荐的。
六.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留学，是我的“有意栽花”，而曲折险阻，困难重重。住清华研究院，对我说是“无心插柳”。然而前者“困难多收获少”，后者“风雨顺成果多”。天地间的事，往往出人意外。1931年，英国政府把它所得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特设庚子赔款委员会，董理其事。议决在全国按照十种科目，各招收一人，赴英留学。历史学一名，我报了考，以第一名作为正取，杨人梗以第二名作为备取。
果然，十年苦学，不负辛勤，终于获选。
到了伦敦之后，学校由个人选择。我选了剑桥。牛律、剑桥，是全世界著名大学，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人材辈出。牛津以文学胜，剑桥以科学胜。历史、经济，剑桥领先；政治、法律，牛津领先。剑桥的史学大师，在当年有古茨（Gooch），田波烈（Tenpery）、荷兰罗斯（Hoilad Rose）皆近代史名家。英国的欧战史料丛刊，就由他们编纂（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war），名震全球。研究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有两部最丰富、最原始、最精密的大书。其一是英国欧战史料丛刊，简称B.W.D.（British War Document的缩写）。另一部为Die Gross Politics，简称为D.G.P。治近代史而不知这两部书，是外行；著论文而不引用这两部书，是肤浅。当然还有各国档案，各国外交家日记、回忆录，皆在必须参考之列，那是第一手材料，如其仅仅看过、用过一些教科书、通俗本、简易小册子，当然不能列于著作之林，只能说是文抄公。
在异国读书，单单为了毕业，为了学位，那只是小伙子的事。比较成熟的留学生，应当先有全部的了解，然后作专业的研究。当知道全部学科的成就，专家有那些人，全国有那些著作，著名教授是谁，各人的专长是什么，图书馆、档案馆的情况如何。我在欧洲几年，各大国、各著名大学，都拜访过、考察过，当然不大深入。一般说来，德法各有优劣，莫斯科最次，英国最佳。由于没有受过兵祸，故典章、文物、保留最全，人才最多，图书最富，档案最完好。英国教授，一般能通六、七国语言，希腊拉丁不算外，对于法、德、西、俄诸国语言，大概了解。大陆教授，一般办不到。教授地位崇高，一系通常只有一两个。有时资本家捐款，特设讲座，称为某种基金奖座教授。副教授是美国产物，叫Assciate Professer，英国无此称呼。讲师称。Reader，个别学校有Teacher之称。比之我国，似乎教授、副教授太多一些，有些贬值。英国各大学，从来没受到大破坏。长期漫漫发展，所以成绩卓越。英国还有一个特殊法令，出版界，不论公司或私人，每出一本书必须向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各送一册。
所以书多而全，便于查考研充，法、德、俄、意各大学皆不如。牛津、剑桥、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政治经济学院，皆属私立，由学者教授，自己创立，自己管理，教授所以不跳槽，爱校心切，学校和教师、学生，是一家人。牛津人称OxOnion，剑桥人称Cantab，终身不改。
就历史一科来说，政治经济学院（Eondon School）的webster专长维雅纳时代，Robiuson是十九世纪史，Powen长于经济史。剑桥大学的Gooch专长近代史、德法关系史。Iyem.Perley专长欧战前后的历史及南欧各国史。Hollaad Robinson专长海军史、拿破仑时代史。Clalpham专长经济史。我的导师，就是田波烈与荷兰罗斯。由于剑桥历史家很多，导师亦不少，集体创作精神极为发达，所以出了几部大部头书，如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史、剑桥近代史、大英帝国史、大英外交史、印度史，皆彪然巨帙，每部达数巨册至十余巨册以上。
每册百万余字。
个人私见，以为欧洲历史学者，以英国为多，英国又以剑桥为最，顾池、田波烈、荷兰罗斯，皆近代史、外交史的泰山北斗，所以我的专业是英国史和近代外交史。近代外交史上，三国同盟、三国协商，为探究最深、争论最烈题目。我在剑桥初拟研究英德同盟，为抄材料到档案馆、到外交部，皆无所得，本师荷兰罗斯，帮助我到殖民部，看见张伯伦的秘密记录，真相才得大白。因为顾、田二氏所编英国欧战资料丛刊，没有介绍讨论这重公案，是外交史上一个大漏洞。而德国方面，材料甚多，所以又转学到柏林大学。跟踪追料，理所当然。在德国柏林大学，跟着老师哈同（Prof Havtung）。哈精法文，而不通英文。勉强读书，匆匆结束，混一个D.Phil而结业。第二次欧战爆发，既不能返英国，又不能留德国，只得回来。返国后，又遇抗日战争，迁延八年，流离转徙，席不暇暖，灶不得黔，未能安心著作，有愧国家培育之德，于心歉然。
在英德两国，住得较久。去法国多次，共有半年。到俄国一月。参观、考察，忙忙碌碌地走马观花。总括起来，有这样的印象，理工科我是外行，就文科说，英国，尤其是牛津、剑桥学生的质量与教授的知识领域，超过其它各国。
他们多数从两个著名中学Eton和Harrow毕业，根底深厚。中学学希腊、拉丁文，等于中国人的读经、治小学。以后再学习近代各国语言，无障碍，能速成。
大学毕业后，专门从事研究和教学，人人都有一、二十年的功夫，又不改行，所以造诣深。中国学者，远远不如；德、法、俄、意诸国，亦大有逊色。谁说科班出身不如半路出家，那是外行人的意见。学习是需要积蓄、锻炼、长期磨砺的。
对于我国学制改革和四个现代化，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本不在位，不谋政之言，我只提出，多加考虑，多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