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十多年前，章太炎师讲演，我所笔记的《国学概论》，将由创垦社重版时，我曾看了两种日文译本，武田熙的那一种，已经有了注解。我原想翻检《章氏丛书》，也作一回笺注工作；可是动起手来，非三五年不能完成，便用沪版付印算了。这一部《概论》，从沪版到渝版，已经刊了三十二版，港版也印了五回，最近还有几种翻印的版子，总在十万部，该算是最销行的一种。三育书店要我另写一种，供一般青年的课外读物。一开头，我就准备替章师的《国故论衡》作笺注，辅以《蓟汉微言》，一动手就知道这工作太不容易，因为我对佛家唯识宗没有根底，说得不好，会闹笑话的。二则我对语言文字音韵学，也不是专家。
《国故论衡》三卷，只有中卷可以作较好的注解，似乎也算不得完整的工作。因此，索性另起炉灶，跳出章师的圈子。
我初读古代经典，对经典当然不够领会，后来也算读得不少，却也不够来批评。近二十年，才借了新考证的光，懂得怎样实践“古为今用”的路子。因此，这回“述古”，是从“疑古”开头的，用批判的眼光来接受文化遗产，和新中国的学人同其步骤。我不是河水鬼，站在河岸上，要拖落年青一代去投河的。
我是要指点他们不要恋古、迷古、信古，要明白古代文化遗产，其中“国糟”多于“国粹”，吴稚晖、鲁迅他们劝人莫读古书，那才是金玉良言。
当我开始和年青人谈国故之初，他们离开科举式的会考，还有七八个月；如今，这一期的会考，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且看看这一期“国学常识测验题”，以及“中国文史试题”，显得那么冷僻，足证香港教育当局的顽旧，食古不化。我曾对几位朋友的儿子们说：年轻人应该起来说话，向教育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把全港中小学的文史教师集合在一起，把这一回试题，让他们下答案，假使这批文史教师都考试不及格的话，那么，教育当局应该滚蛋。他们不能不对这种科举式的会考负完全责任。这是我的建议，合理的建议。
有人问我：“你是怎么读古书的？”先父是清末最后一科的秀才，他从杭州应乡试回来，便受康梁维新运动的感召，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女人放脚学蚕桑了。先父幼年在私塾读书，只是跟着塾师念书读字，并不讲解。他对我们，便着重讲解以明文字意义为主。这是我们最受益之处。我三岁新春，便读了《大学》全篇，而且字字会写，句句会讲。这是我一生入门第一课。我不曾读过《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千家诗》，却会讲“大学之道”，也算翻出了“科举八股”的斤斗了。因此，六岁那年，就会写三四百字的文章，在乡间也算是“早慧”。我并没说“早慧”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
到如今，我已经记不起先父当年怎么对我讲解四书的了，因为乡间只有朱熹的《四书集注》，而他又是笃信程朱的学人，一定依朱熹的说法。我读了《大学》，接下来，并不叫我读《中庸》，也不是读《论语》，而是读《孟子》。幼年时期，我把《孟子》读得熟透，可以从任何节背起。接下去，先父叫我读《朱子小学》，便是《礼记》节本。这一来，就有了一个小问题。我们那三家村，只有我们姓曹的一家，和我同祖的曹族，远在二十五里外的金华洞井。因此，我们这一房，三百多年的祖先，我们都得依年节来祭祀。因此，我家的旧屋以外，就有那后进的堂楼，那儿有一排神位柜子。先父告诉我们：“柜中得依左昭右穆来安排。”我们每逢祀祖，如把神位的昭穆次序弄错了，就得挨先父一顿教训。
为什么孙要继祖，子不要继父？先父说是依《礼记》，《礼经》是这么说的，所以错不得。后来，我到杭州一师去读书，向单不庵师去请教，他也只说《周礼》如此，也说不出一种道理。我回家仔细向先父探问，他也只说祠堂里左昭右穆，就是这么一种成规。我敢说，在香港那些熟读四书五经自以为博古的遗老遗少们，直到今日，也未必有人懂得此中原由。因为，那些博古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摩尔根在原始民族中说过什么，所谓群婚制是怎么一回事、呢！
读古书，如四书五经一类，对于中国语文程度的提高，我是不十分相信的。
周氏兄弟鲁迅和知堂老人，他们都说，在他们幼年，死啃那些古书，并没什么好处。帮助他们开窍的，乃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是《聊斋志异》；他们一生受益的是杂学。我呢，六岁以后便开窍了，得益之处乃在替先父抄状子。先父在乡间，仿佛《四进士》中的宋士杰。读了那些状子，比较韩、柳、欧、苏的古文，不知好了多少倍。因此，那年，我也会写书信，写状子，还写姑母五十岁寿序。总而言之，用文言作文，在我是稀松的事，跟今日爬格子差不多。
就在十岁那年，有才小学来了一个文史教师朱芷春师，这对我的一生是极重要的转折点。我的家乡在金华山脚，和闻名海外的黄大仙是乡邻。而朱师是浦江城中人，刚在金华七师毕业。他有一回，从金华回来，昏夜在我家投宿，跟先父谈得很投机，答应毕业后到育才来教书。他在金华七师念书，他的老师给他看了一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他实在太爱好了，所以对我们这些年青小孩子来谈《读通鉴论》，每逢上历史课，他一定抄一段王船山的话在黑板上。我相信，我们同学之中，只有我勉强多少接受一点。上一代的读书人，大多受过吕东莱《东莱博议》的影响，而我呢，一脚就跨过了《东莱博议》，把吕东莱踢在一边了。谁也想不到，一个山谷间的十岁孩子，会成为王船山的门徒呢！
王船山的史论，绝不是专做翻案文章的怪论，他不是吕东莱，也不是袁了凡，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他决不人云亦云。吕东莱是浙东学派舶学人，但他的《东莱博议》乃是年轻时的窗课，弄弄笔头，思想还未成熟。用以和《读、通鉴论》相比，乃有天渊之别了。
打开窗子说亮话，我这个“非圣无法，离经背道”的孔门叛徒，虽不像吴虞那样只手打孔家店，却是宗道、“墨、名、法而轻儒家，在儒家，也是宗荀而非孟的人；我是浙东史学的后代，对程、朱、陆、王都不信仰。说得明白一点，我走的是王充、郑樵、颜元、李塨和王船山的路子；我接受唯物辩证观点，正是从王船山的史论中来。《读通鉴论》，乃是引渡到彼岸的踏脚石。我最赞成这么一句话：“要是古不为今用，那就用不着一切的‘古’。”我是从来不买“古董”的，我们要研究甲骨文字，也只是为了要劈掉黄唐盛世的玄谈，建立一个新的古史观。
且说，我带了先父的理学观点到了杭州，在杭州第一师范，师事单不庵师；他也是理学先生，但他的治学方法，正是清代朴学（皖学）路子，我才懂得如何校勘，如何辨伪，如何考证法门。从单师那儿了解段玉裁，王念孙、引之父子，以及焦理堂的考证学。有一时期，我很醉心章实斋的《文史通义》；我一向看不起文人（弄笔头的人），自许为史人，直到今日，我还是觉得“空头文学家”毫无道理。
替章太炎师写《国学概论》笔记时，我并不十分了解章师的学问。但章师却引导我走“魏晋文章”路子。单师教我体味桐城派祖师归有光的小品文，章师却教我们蔑视唐宋古文，对浓馥的魏晋文章有所欣赏。一般人在那儿赞叹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章师却说韩、柳、欧、苏戋戋不足道，对我真是当头棒喝！
启发我的有关历史的智慧的，乃是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有人以为房龙算不得是大史家，可是如卡莱尔那样的大史家，对我并无多大的启发。房龙在鹿特丹（荷兰）的老圣洛仑斯教堂的塔尖上，了解了历史的教训。他们到了第二层，再上一层，又上一层，一直到了无数层，再上一层，忽然他们的眼前大放光明。那一层与教堂的屋顶一样高，人们将它当作一间储藏室用的。那里摆着一些丢弃的可尊敬的信仰的符号，这种信仰在许多年以前为那些都市里的好百姓丢弃了的，上面都盖着几寸厚的尘土。从前我们的祖先以为生死系之，视为最重要的东西，如今却变为垃圾废物了。那只勤勉的耗子，在这些泥塑木雕的空隙中，筑起了它的巢穴；而那只永远注意的蜘蛛，在一尊和蔼的圣像的支撑开的两臂之间，设了一爿店铺。一一这一段喻词，我们一看眼前实事，便可以明白了。在父与祖的世代，今文学乃是学术思想界的争论中心；可是，仅仅半个世纪之隔，年轻人已经不知什么是古今文学了。但，科举幽灵却仍在所谓会考制度荡漾着呢！房龙说得好：“历史乃是经验的一个大塔，为时间在无穷的过去时代中所建成的。”我该把开门的钥匙交给年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