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们都不禁怔了一下：这《革命军连坐法》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建立学生军时的得意之作，曾以命令正式公布。其中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如果各级长官不退而阵亡了的话，就杀退却的全体官兵。他认为“这个连坐法可以使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制约，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在两次东征得到胜利后，便更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所起的作用。但那些了解两次东征战斗情况的军官们都知道，胜利一来是靠学生军的锐气；二来是那些共产党员们奋不顾身流血拼命得来的。自从今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后，他赶走了全部黄埔学生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结果《连坐法》也变得毫无作用。范桐少将带领的第一军第二师还没上战场，在从广卅向湖南进军的途中就逃跑了一千多人，不得不在到达长沙后招募新兵。因此，现在当蒋介石提出了要在这场战斗中实行《革命军连坐法》时，都感到十分不以为然；连面貌忠厚、平时总显得颇识大体的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也首先表示反对道：
“总司令的这个方法，在黄埔学生军中是产生过很大效力的。不过，我们第七军在战斗中，从未发生过官长和士兵擅自后退之事。如突然颁发此令，反会造成官兵中间的误解与猜疑，恐怕对这次战斗更加不利。”
第四军代军长方维镇还未来得及说话，潘振山就情绪激昂地说道：“我们第四军的官兵是唯恐没有仗打，唯恐指挥官下退却的命令。每次战斗，都是官长们冲在前面，没有一个不身先士卒的。如果再颁布什么连坐法，那会被他们认为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方维镇也认为这个办法没有必要，甚至会对士气产生相反的影响，他温和地希望总司令收回成命。接着，第七军和第八军的那些师旅长们也都纷纷表示赞成李军长和方代军长的看法；连第十师师长陈真如也含蓄地表示了实行这个办法只会有弊而无利。最后，除了蒋介石自己的御林军第二师师长范桐少将毫无折扣地连声拥护之外，所有别的军官们没有一个表示赞成的。参谋长白崇禧见蒋介石沉着脸下不了俞，便微笑着缓和地说道：
“总司令的意思，也是为了对官兵们绳之以法，激励革命军人的奋勇精神。各位官长可以根据自己队伍的情况，将这一精神灌输下去，这样也就符合总司令所提出的意思了。看看各位官长，对此提议以为如何？”
军官们不禁都很佩服白崇禧的随机应变。于是，从李宗仁和方维镇以下的那些军官们，都立刻表示了赞同。蒋介石见到这种状况，也只好讪讪地笑着点点头，说了几声“喳，好，好，就是这个样子吧”。但他在心里却咬牙切齿地想着：“娘希匹，你们现在都不买我的账！老子有朝一日会把你们治得服服帖帖的！”
军事会议总算圆满地结束了，其中最重要的决议案便是进攻贺胜桥的兵力部署和晋升两名团长叶挺和黄琪翔为少将。各军的指挥官们都立刻赶回部队，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和进行各种战前准备。蒋介石也回到停在车站的专车上，他决定利用这个晋升的机会接见一次叶挺，亲自当面把这个命令告诉他。这消息一定会使叶挺感到兴奋和鼓舞，对日后使用独立团这支劲旅将是大为有利的。
这时候，在独立团团部，叶挺正同刚刚到达的第二师参谋长邢志诚兴奋地交谈着，畅叙别情。从出征以来一直经受着沉重的负担和压力，总显得十分严肃冷峻的叶挺，现在大约是心情最轻松愉快的时候，他那极少将喜怒溢于言表的英俊的脸上，满含着笑容，说话的声音也显得格外亲切和爽朗。
邢志诚不只给他带来了同学的情谊和慰问，而且更令叶挺感到喜悦和激动的是，他还带来了叶挺的新婚妻子李秀文的一封信和两双线袜，一大包柠檬粉。她想得多么细心周到啊！她知道叶挺在前方行军打仗要天天跋山涉水，很费鞋袜，因此那两双袜子都是她亲手缝了的又密又厚的袜底；那包柠檬粉是叶挺平时最爱喝的饮料，在炎热的夏天和艰苦的前线尤其显得格外宝贵。妻子在信上深情地说：如果不是因为路途太远。怕带到前线的邢参谋长劳累奔波的话，她真想尽可能带得多一些。她不能亲自来到前线与他分担沿途的艰难和困苦，但每一件东西上都带着她深深的怀念和祝福，就仿佛自己也来到战场上伴随在他的身边一样。她的信写得那样真挚感人，使叶挺就像看到了她那美丽的面容，听到了她那温婉悦耳的声音。
叶挺是在同李秀文结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上前线了。虽然当时独立团正在紧张的训练中，他们的团部住在肇庆西江边那座古老的阅江楼里，叶挺倾注着全部心血为党训练出一支钢铁般的劲旅而操劳，他们的婚礼是办得十分朴素甚至简陋的。
但秀文却是那样善于理解和体贴叶挺，因此他们在新婚的那段日子里过得格外恩爱和甜蜜。只有曾经执着地追求过真正的爱情的人，才能更加懂得爱情，叶挺正是这样的人。当他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正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父亲以“病重”召他回去，原来是找好了一个少女要他成亲。叶挺一气之下又从家里跑了出来，坚决不愿承认这没有丝毫感情基础的婚事。他在心中也很同情那个无辜的少女，甚至对她有一种怜悯之情，但他感到家里给他娶的只是一个陌生的女人，而不是他所热爱的人。从此，他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埋藏到心里，他对国家和民族倾注了最强烈的爱，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建树事业和对弟兄们的关怀上，因此他的感情也变得格外深沉和严峻。但是，他在生活中又突然遇见了她——这个美丽、温柔、贤惠、善良的少女，几乎集中了一切女性的美德。叶挺当时已经二十八岁了，而李秀文还只有十八岁。
他是那样地热爱她，甚至感到自己有一些配不上她，他是准备把那最真挚的爱情埋藏到深深的心底的。然而，李秀文在了解了叶挺的为人后，却是那样纯洁真诚地崇敬他，这种崇敬很快就变成了强烈的爱情，愿意与他毕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永不分离。有人说，少女的初恋就像清晨的露珠一样纯洁，像春天破土而出的嫩芽一样执拗和充满生命力；像初夏的阳光一般明朗和热烈，这对那些感情专注而深挚的少女们尤其是这样。叶挺无法拒绝这样的爱情。他们终于深深地相爱，把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李秀文离开广州家中的舒适的生活，来到独立团驻防的地方。
叶挺把自己积聚在心底的全部感情，都给予了她，就像迟到的春天更加充满了生命与活力。他们在新婚后的那一个多月中，尽管驻地条件简陋，叶挺军务繁忙，但他们仍然过得那么幸福与和谐，每一天都仿佛是爱情的重新开始。不久，独立团要向湖南前线出征了，他们虽然难分难舍，但只有把最热烈丰富的感情，暂且深深埋在心底。到前线以后，叶挺为了带领独立团开辟北伐的胜利之路，除了同弟兄们一样进行艰苦的长途跋涉，他还肩负着指挥的重担，日夜呕心沥血，亲冒矢石，运筹帷幄；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对新婚妻子的思念之情从不在人前流露。实际上，他却无时无刻不感到妻子就在他的身边，同他共安危共命运，共享着胜利的欢乐与幸福。那难得的几次从广州带到前方的书信，他都珍藏在自己随时携带的那只黑色手提包里。那些信曾经不知多少次被他用双手深情地抚摸过，每一次读信都使他感到像是同她第一次见面那样地幸福和激动。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现在，当叶挺看到来自妻子之手的东西时，更感到无比珍贵，更深地体会到妻子对他的深情厚谊了。
邢志诚脱下军帽，用手帕擦着汗，接过勤务兵递上的茶漱了漱口，笑着向叶挺说道：“我再三向嫂夫人表示，东西尽可以带多一些，我一定亲自交到希夷手里。可她总担心路途太远，怕我们带多了增添累赘，只说以后有机会再带。希夷，你这位嫂夫人不但是美貌聪颖，而且处处都会体贴关照别人哩。”
叶挺只是亲切地笑了笑，又关心地问道：“第一军全部都开上前线了吗？你们是什么时间从广州出发的？”
邢志诚答道：“我们到湖南来了两个师。是在广州开过北伐誓师大会以后，随总司令一起出发的。我们大部分路程都是乘坐的火车，可还是没有赶上你们在战场上的速度。”
叶挺高兴地说道：“这次有你们这批主力军上来，贺胜桥战斗就更有胜利的把握了。吴佩孚已经亲自来前线督战，他的精锐也几乎全部都集结到了这里，看来这场决战不仅对占领武汉是关键性的一仗，而且对吴佩孚的地位也是生死攸关的哩。”
邢志诚望着叶挺苦笑了一下，叹口气，摇摇头道：“你们不要希望过大了，希夷。第一军已经不是两次东征时期的黄埔学生军了。自从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以后，军和师都撤销了党代表，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现在搞得军纪松弛，士气萎靡。军官腐化堕落，赌博、贪污、吃空饷，甚至嫖妓，都屡有发生。士兵不堪打骂虐待，就只有反抗或者开小差。从韶关到长沙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师里就逃跑了六百多个弟兄。第一师比我们还要严重，光孙良臣的第一团就逃跑了将近三分之一，只好到长沙后又赶紧补充新兵。就因为减员过于严重，第一师仍然还留在长沙休整，没有开到前线。再这样下去，第一军真要完全毁掉了！我已经给总司令上了一个条陈，表示了我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和担心，希望总司令能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挽救他的这些老部下，挽救他所亲手创立的第一军！”
叶挺见邢志诚越说越悲愤和激动，他完全能够理解这位老同学的痛切的心情。
邢志诚的为人耿直执拗，他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情，但相信了的事情也决不轻易变更。
他在军校学习时就信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后来回到广东，就参加了国民党，成为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者。黄埔军官学校建立后，他到军校担任教官，尽心尽职，深得学兵们的爱戴，也受到过校长蒋介石的嘉奖。后来建立黄埔学生军时，他又到队伍中担任参谋。黄埔学生军扩编为第一军，他便被任命为第二师的参谋长。
他曾经跟随在蒋介石身边作过战，虽然觉得这位校长在指挥战斗中缺乏韬略和气度，常常只凭一时之勇，干出一些近于冒险的行动，使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但同时也感到蒋介石还有统驭军队的勇气和魄力，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依靠的军事人才。他怀着一种“忠臣不事二主”的心情，总想竭尽自己的才能，在这场北伐战争中有所贡献，不负孙总理在临终前对全党同志的切切叮咛。但从广州出发后的这些日子，却使他感到既焦急又失望：长官毫无战斗意志，士兵纷纷离队逃跑；范桐少将照旧每日饱吃酣睡，同在广州驻防时的舒适生活并无多大区别。他也曾多次向范桐提出整顿队伍、约束纪律的意见，并以全师官佐弟兄的名义向总司令请求开赴前线参加战斗。范桐少将却轻蔑地回答他：总司令对一切早有安排，让他不必多余操心，只要管好自己分内的公事就行了。而且在言语中，还颇带讥讽的意思，似乎是邢志诚吃里爬外，不为保全自己的实力着想，反而处处充当共产党的保护人。邢志诚实在感到气愤难忍，便在长沙给总司令写了一封言辞沉痛、感情真切的条陈，希望能够引起总司令的重视，迅速制止队伍中那些腐败情形的发展。他这样认为：总司令自己是很革命的，在他担任校长和军长时的作为便是证明，但在就任总司令之后，由于责任重大，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再多过问第一军的事情，这才使范桐之类的军事长官们大胆地腐化起来。他相信总司令只要知道了事情真相，是一定会像他平时处理一切问题那样大刀阔斧地铲除这些积弊的。
叶挺对于邢志诚的这些想法，当然不能表示赞同，因为他对这位总司令真正的“革命”动机产生了怀疑，对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事件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不仅仅是像外面所传的那样，是总司令某些部下对中山舰舰长李元龙的个人恩怨，而实际上暴露了总司令自己的野心和对共产党人的敌视，这背后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阴谋的试探。不过，他感到邢志诚虽然同他私交很厚，但却不会轻易相信他的判断；对邢志诚来说，他更相信亲眼见到的事实，而且他对总司令的信任是同自己的坚定信仰联在一起的。此时此刻，当他们在前线久别重逢，一起畅谈时，叶挺也不想因这些问题引起丝毫的不快。为了消除邢志诚心中的愤懑，他岔开话题，用轻快的语气问道：
“广州的情况怎么样？人们对前线的消息都很关心吗？”
邢志诚认真地说道：“开始并不知道你们从广东出发的消息。后来突然听到革命军在湖南打了胜仗，整个广州城一下就都轰动起来了，民众们都涌到街上参加游行，那情景真正叫人看了感动。要不是你们在前线打得好，恐怕还不会这样快就正式誓师北伐，我们现在也不能坐在咸宁城内讲话哩。”
叶挺又问道：“省港大罢工还在进行吗？听说有些地方的农民协会遭到了破坏？弟兄们都很关心家乡的事情，他们在通信中得到这类消息，心里自然都是很不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