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道学开创者，周敦颐启发了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氏兄弟。周敦颐任县令时，因断狱有方而声名远播。当时二程的父亲程垧任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兼管南安。程垧接识周敦颐后，见其“气貌非常人”，便和他攀谈起来，结果发现他果真是“为学知道者”，二人因此结为好友。当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正是求学需明师指点之时，程垧便送他们往周敦颐处受学。
在此之前，程氏兄弟已对儒家经典有所掌握和领悟，并欲通过科举而出仕。及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他们从周敦颐受学，常常请教孔子和颜回之乐所乐何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成圣的问题。后来，他们回忆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就是说，通过周敦颐的点化，他们终于体会到了孔、颜的圣学秘旨。
像周敦颐一样，程氏兄弟的新儒学也走了一条出入佛老而返归六经的路，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特点。周敦颐的开悟得力于禅师的帮助，但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道家式的，几乎看不到什么佛学的影响。
程氏兄弟的贡献在于，他们把佛教华严宗的“空理”挖了过来，贯注以传统儒家的现实内容，将其改造为孔孟心传的“实理”，用儒家的“天”统摄佛家的“理”，从而最后完成了援佛人儒的任务。
他们说：“天下只有一个理”。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终而言也。通过这样的理论创造，宋明新儒学的本体论框架终于确定下来了。百年之后，朱熹正是根据这一框架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创造的。在谈到他们的理论创造与周敦颐的师承关系时，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少年即中进士，后久任地方官，理政以教化为先，所辖诸乡皆有乡校。他常利用闲暇时间到学校去，召集父老谈心。并亲自为儿童所读书正句读，检查教师的教学情况。有的地方风俗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盖数百人矣。”
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浑是一团和气”，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而未尝见其有忿厉之容。他遇事作为，虽当仓促而不动声色。程颢为县令，视民如子，欲办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陈其所以，其从容告语，谆谆不倦，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
程颢不仅“仁民”，而且“爱物”，其始至邑，见人持竿道旁，以黏飞鸟，取其竿而折之，教之使勿为。人们议论说，“自主簿折黏竿，乡民子弟不敢畜禽鸟。”不严而令行，大率如此。
程颢曾被举入朝，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坚决反对神宗和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奏章几十次，极陈变法之弊。言既不行，乃求外补，遂改任镇宁军节度判官。这时，适逢当地发生洪水，曹村堤决，州帅刘公涣以事急告。他当即从百里之外一夜驰至，对刘帅说：“曹村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为之。请尽以厢兵见付，事或不集，公当亲率禁兵以继之。”刘帅遂以官印授于程颢，说：“君自用之。”程颢得印后，径走决堤，对士卒们说：“朝廷养尔军，正为缓急尔。尔知曹村决则注京城乎？吾与尔曹以身捍之！”士众皆被感动而自效力。他先命善泅者衔细绳以渡，然后引大索以济众，两岸并进，昼夜不息，数日而合。
在进身仕途的同时，程颢也不失归隐林泉的仙家道趣。他曾写诗说：“吏纷难久驻，回首羡渔樵。”“功名未是关心事，道理岂因名利荣”。“辜负终南好泉石，一年一度到山中。”“襟裾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回。
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正因为有这样的修养和情致，才使他获得了温润、宽厚、和气、纯粹等美德。他那种大中至正的人格形象，对时人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感化作用，这也是他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程颢后来以双亲年老为由求为闲官，居洛阳十几年，与其弟程颐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其教人则说：“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士人从学者不绝于馆，甚至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范祖禹说：“盖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学不传，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与人尧舜之道。先生以独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岁，发其关键，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故其貌肃而气和，志定而言厉，望之可畏，即之可亲，叩之者无穷，从容以应之，其出愈新，真学者之师也。”
程颢的传世名作有《识仁篇》和《定性书》等。《识仁篇》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首次赋予仁以本体论的意义，并以仁为天理的基本内容，用来对抗佛教的空理。其《定性书》则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处。”建立起动静合一、性无内外的儒家心性之学。
程颢开出的“道学一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其后学们一致认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唯程颢一人而已。其弟作《墓表》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后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元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从小就养成了非礼不动的品性。年方十八，即上书仁宗皇帝说：“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其年轻气盛如此！他还说：“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荀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所谓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
只可惜并未得到朝廷的答复。
成年之后，程颐的性格极为严谨、冷峻，甚至有些刻板。他律己极严，没有丝毫姑息。比如，他自少时起便不肯乘轿。有一次，二使者非得要他乘轿不可，而他就是不同意，诘其故，则说：“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在个人情趣方面，他无一丝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凡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之类一无所好，以为玩物丧志。有一次，他到邵雍家作客，邵雍率同游天门街看花，他却推辞说：“平生未尝看花。”邵雍说：“庸何伤乎？
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他这才说：“如是则愿从先生游。”连看花都如此认真，未免少了点艺术情趣。
宋代有名的蜀党与洛党之争，多半也与程颐的古板性格有关。苏轼作为文坛领袖，是一个性喜恢谐、狂放不羁的骚人豪士，对程颐的端方谨严、循规蹈矩很不以为然，因而常怀嘲弄之心。而程颐对苏轼的喜笑怒骂，自然也有些看法。在一个皇家庆典之日，正赶上司马光去世，各大臣在参加过庆典后又准备去吊唁司马光，程颐却以庆吊不同日的古礼表示反对，从而引来了苏轼的嘲笑，两人就此结仇。后来，在一个国忌日，程颐令供素馔，苏轼诘问说：“正叔不好佛，胡为素食？”程颐说：“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于是，程派吃素，而苏派吃肉。后来，苏轼指使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最终把程颐挤出了京师。
程颐自己循规蹈矩，免不了对别人也过于严苛。有一次，范忠宣（范仲淹的儿子）为其门人饯行，同时邀请二程也来聚会。按当时习惯，名士相聚多要请歌妓陪酒唱曲，以示风雅，所以范忠宣也邀来当地名妓到场助兴。二程来到长亭宴所后，与诸名士揖让一番便要入席，忽然瞥见几位艳妆美女立在一旁。程颢一向宽厚，没说什么；程颐却感到受了侮辱，他当即冲着主人一拱手说：“很抱歉，小弟来时匆匆，忘了一件要紧事，恕不奉陪！”不等主人答话，回头便走。
程颐向来敬重哥哥，可当他第二天见到程颢时，却满脸怒气地说：“昨天那些人，都是圣人之后，国家的栋梁，又身为一方父母官，不思教化人民，报效国家，倡明圣道，却要狎妓作乐，放纵自己。连你竟然也能安心地跟他们厮混，连往日的名声也不要了吗？”程颢本来也反对邀请歌妓，昨天之事，只是勉强应酬而已。他见弟弟如此认真，便微笑着说：“你呀，你呀！我与诸位饮酒，坐中虽有妓，心中却无妓。你今日在家里，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这能算修养到家了吗？你为人这样严苛，固然是诚心，却不能算是明道了啊！”
程颐的严格，尤其表现在教育学生方面，甚至对皇帝也不例外。程颢教学，尤长于循循善诱，朱光庭见过程颢后，对人们说：“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这就是“如坐春风”这一典故的来历。与此相反，程颐却留下了一个“程门立雪”的典故。程颐的高足杨时、游酢来见程颐，见乃师正瞑目静坐，便侍立一旁。直到天黑，程颐才睁开眼对他们说：“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待出门看时，外边的雪已下了一尺深。
程颢曾说：“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后世学校中的师道尊严，及社会上的尊师重道之风，确实与程颐的关系极大。程颐五十多岁时，司马光等向皇帝推荐说：“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
遂被授予崇政殿说书，成为哲宗皇帝的老师。可是在受命前，他竟提出三个条件：其一，宜选贤德，以备讲官，陈说道义，涵养德性；其二，内侍之人，选老成厚重者，动息以语讲官，或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及敬畏之德。分明是在以帝道自尊的皇帝面前争持师道：尊严。
程颐受命之后，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当时文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事，身任宰辅，年过八旬，却对皇上非常恭敬，常常终日侍立，皇上屡次劝他休息，他却只是顿首谢恩，而不肯坐下。有人问程颐：文潞公对皇上那样恭敬，你却如此倨傲，是何道理？程颐回答：“潞公以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在程颐给皇帝讲课时，文彦博、吕公著等也来听讲。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颇令诸人叹服，一时士人们拜师受学成风。
程颐的得意，却招来了苏轼等人的不满，蜀党分子上奏说：程颐诬下奸言，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于经义全无发明，却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上德未有嗜好，却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却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以矫欺以所无有，因而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于是，程颐被罢去了崇文殿说书，而改任他职。在这种情况下，程颐屡次上书，请求辞职。他说：“今既有罪，不使劝讲，则所受之官，理当还夺。”“臣非不知享禄胜于躬耕，贫匮不如温足，顾以读书为儒。粗知廉耻，不敢枉道以求荀安。”可是皇帝始终不允。直到后来，哲宗改元，召用新党，有人弹劾程颐为司马光旧党，他才被削职为民，继续从事讲学活动。
平心而论，程颐为人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无愧于君子人格、大儒风范。可是，他的严谨与古板既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邵雍临死时曾“举张两手以示之”，想给他一个劝告。程颐不知是什么意思，邵雍说：“面前路径，须常令宽。路径窄，则自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可是程颐终是秉性难移。他的谨严固然为后世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培养正人君子，却也造成了不小的弊害。
程颢之子与章氏之子同为王氏家的女婿，后来，程颢之子死，而章氏纳其妇。对此，程颐极为不满，他说：“岂有生为亲友，死娶其妇者？’’王氏来馈送，他一概谢绝；章氏欲见程颢之子的孩子，他却说：‘‘母子无绝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其意是说，他妈妈要来见他则可以，你娶了他爸的遗孀已属不义，又来见他作甚！后来，有弟子问程颐：“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他回答：“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此事对程颐来说，只是强调守节的重要，要人们把守节看得重于饥寒生死，并没什么大错，他本人也只是从义气上反对，并没有阻止寡妇再嫁。可是，到了后世，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利用为官方哲学，程颐的这番话也成了不许妇女再嫁的金科玉律，因而对妇女们造成了极大痛苦。思想家的言论能否成为世人的行为准则，主要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同时也与统治者的专制政治有关。思想家毕竟只是思想家而已，不能把此事之害全部归咎于程颐。
程颐的传世名作首推《颜子所好何学论》。安定先生胡瑗主教太学时，曾出此题考试诸生，程颐以此文大受赏识，并获学职。他说：‘‘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颜子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日然。”他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