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芝麻糖吧。”警卫员欢快地跑出去了，贺子珍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我们湖南人爱吃辣子，所以干起革命来也有股子辣劲。”
贺子珍忍不住笑了，笑得很开朗：
“毛委员，你真会说笑话，我不吃辣子，……我带暴动队守永新南门的时候，也有点辣劲。”她自觉说得有点夸张，忍不住也笑了。
“就连一点也不害怕？”
“开头当然挺紧张，一干起来就忘了怕……”
贺子珍变得无拘无束了，站起来给毛委员续茶。这时才察觉腋下，背上有津津的汗水流下，她不知开头为什么如此腼腆紧张，她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话也没有怯过场啊。
警卫员最善于体察首长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买来了一斤芝麻糖，向桌上一放回头就跑，刚跨出门栏就被毛泽东叫住了：
“跑那么快干啥子嘛？又没有老虎追着，任务还没有完成哩，这糖，一半待客，一半慰劳你的警卫班，有福共享，利益均沾嘛。”
警卫员硬是不听命令，向贺子珍笑笑，跑了。
这种家人般的亲密气氛，使贺子珍感到温馨。
这些小鬼头，我听他们的比他们听我的还要多。”
“那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在战场上，我指挥全军，他们就指挥我，这里不能站，那里不能待，你想上个山头，他们硬是把你拉下来，有个小鬼竟然嫌我个头太高，让我弯下腰走路。 ……”
贺子珍忍不住“哈哈”大笑，含在嘴里的芝麻糖也喷了出来。
“我都笑岔气了。”贺子珍捶捶自己的胸脯，忽然发现自己有些忘形，立即安静下来，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但她消除了最后一点陌生感，觉得同眼前这个人谈话是一种愉快，就像在女友和哥哥贺敏学面前一样，心甘情愿地敞开胸怀。
“我猜你喜欢看武侠小说，《大五义》、《小五义》、《大八义》、《小八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说不定还看《十三妹》……”
“哎呀，”贺子珍忍不住两手一拍，“你一猜一个准，我从小就喜欢。……”
“从哥哥的书架子上偷的？”
“你又猜对了。”
“不偷怎么行？妈妈是绝对不准女孩子看这种书的。”
“反正你一说一个准。”
“女豪杰中你喜欢谁？花木兰？穆桂英？十三妹？还是秋瑾？”
“我都喜欢，有一段时间，我还想进山学艺，要当‘红线’女侠。”
“想当‘红线’？你看，这一点我没有猜到。我想，《红线》的文字太深，你不一定看懂。……”
“你又猜对了，我让大哥解释给我听。”
“那么我来考考你，‘红线’在潞州节度使薛嵩身边做什么工作？”
“记不清了，好像叫‘内记室’是会弹唱的吧？”
“当时的‘内记室’就是现在的女秘书。你还记得在‘红线’帮助薛嵩盗来田承嗣的枕边金盒，辞别而去时，薛嵩送给她的那首诗吗？”
“一句也不记得，”贺子珍遗憾地摇摇头，“压根就不知道其中还有诗。”
“那是你大哥没给你讲。我可以背给你听。”
毛泽东看出贺子珍的惊讶倾慕之情，便进一步加深她的印象，轻声背通道：
采菱歌怨木兰舟，
送别魂消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露去，
碧天无际水长流。
接着又向贺子珍作了解释。
毛泽东在贺子珍眼里，立即成了闪着灵光的人：这样的风趣，这样的渊博，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才华，这样的平易，超出了她的想象。
此后，贺子珍真像潞州节度使的女秘书红线女侠一样，也成了毛泽东的女秘书，在永新调查期间，他们双方印象如此深刻，英雄美人殊死恋，是古今不变的法则，他们的结合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那段时间，他们炽情如焚，体验到了人生情爱的全部温馨、豪壮与瑰奇。
“人怎么能不老呢？”贺子珍坐在草铺的军毯上，整理着自己的挎包，“都快把我愁死了，我一闭眼就想到毛毛，我天天梦见他。”贺子珍的眼圈红了。
毛泽东沉默着，这种感情和忧虑是没法宽慰的，只能忍耐。但是，贺子珍的忧虑在毛泽东思想上引起的感触是难以尽述的。他，何止一个毛毛，多少亲人在战争中丧失，多少战友在战火中离开了人世？在刑场上倒在血泊里的杨开慧又映现在他面前，那殷红的血流进了湘江，与今天千万个战士的血融汇在一起。
战争造成了人间多少悲剧？毁灭了多少家庭的幸福？葬送了多少人的未来？“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的《悲陈陶》把战乱写得多么悲壮！慈母失子之痛，青年阵亡之惨，苦难之深重，是任何尺度都无法衡量的。
但是，人们并没有被苦难所压倒，他们踏着战友的血迹投入新的战斗。他们是不是都知道，只有用战争才消灭苦难，只有用战争才摧毁不平，只有用战争才制止战争？
在湘江两岸，在战火纷飞的战地上，战士们掩埋了战友，又投入浴血搏斗，他们怀着怎样的悲伤、愤恨、痛苦、希望、信心和激情向往着未来的胜利啊！
必须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不是个人的权力问题，也不是个人的荣辱问题，而是事关全军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斗争，必须争取，必须讲求策略以达目的。
英明，是一种多方面权衡利弊寻求制胜之法的艺术。此时，毛泽东的心境非比寻常，他跟贺子珍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她沉陷在失去孩子的哀伤里；而他，却从这种哀伤中挣脱出来，把目光投得更远，想得更开阔，把民族的痛苦，人民的灾难，全军的危安放在心头，他必须付出代价，必须作出牺牲。
“润之，听说不久就能跟二、六军团会合了，”贺子珍把挎包理好，放在军毯下权作枕头，“但愿这个孩子不再生在半路上。”
“大约还有几个月？”
“两个月吧，”贺子珍说得不太肯定，的确，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分娩。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他不能告诉贺子珍，跟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将会成为泡影。为了自己未来的孩子和妻子的安全，他应该赞成与二、六军团会合，那将给她一个分娩的安定环境。可是，不能，那将使全军陷入绝境。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他的理智与感情已经融为一体。“不能与二、六军团会合，那是一条危险的路，是一个陷阱，必须改变这个目标，必须扭转这个航向，把李德、博古手中的舵轮夺过来，让几经风浪即将触礁沉没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想到此处，毛泽东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豁露出期待已久的重展宏图大略的契机。
毛泽东从马袋上蓦然站起，在屋中踱步，这里需要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王稼祥已经从错误路线中分化出来了，洛甫也已开始分化出来。不过，要战胜那些人，还需要得到更多同志的支持，更多同志的觉醒。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决心不能跟贺子珍说。
贺子珍却以为丈夫在为她即将到来的分娩的处境焦虑。
面对成千上万的年轻战士的死亡，在忧虑一个婴儿的新生，这种生与死的强烈反差，正是人类在战争观念上一个费解的难题。
毛泽东在思考准备夺取一个决定性的转机之后，忽然想到必须安慰妻子几句：“车到山前终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毛泽东紧靠贺子珍坐在草铺上，“世上没有闯不过的险关，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古人都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难道我们革命者还能让忧愁压倒吗？好了，该睡了，明天一早，就可以领略越城岭的风光了。……”
“爬山太难了，挺着个大肚子……多难看啊！”
“可是有个好处，飞机不能钻山，可以慢慢爬，你得拿出守永新南门的劲头来……
噢，咱们睡吧。……”他伸手捻灭了那盏风雨灯。
他们睡了……
毛泽东豁达的鼓舞对贺子珍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这天晚上，她梦见永新城的那场难忘的战斗，白狗子沿着云梯向城头上爬，她指挥着赤卫队，用石头向下砸，一架一架云梯翻倒下去，敌人的尸体躺在城下，敌人溃退了，纷纷跳到禾川河里……她让号手吹号，她从城墙上一跃而下，踏着敌人尸体上，“冲啊！”她被人推了一把。……她听到毛泽东在叫她：
“子珍，子珍，该起来了。”
她睁开眼，马灯已经亮了，悠扬的军号声震荡着晨雾，在群山问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