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中问人物”多为老式农民。他们身上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的一举一动体现的是经济思维而与政治思维格格不入。当急剧的社会革命运动骤然兴起时，他们不是热情响应，而是表现为三思、怀疑，富于现实感。他们灵魂的深处是根深蒂固的对于土地的热爱，对于家庭的依恋，对于创业立家的执著。他们在社会革命运动面前表现出的痛苦、两难，不仅仅在于失去私有财产的表层意义上，还在于割断与母体文化的血缘般的联系从而失去精神家园的深刻意义上。因此，他们的出现，是对于文学上的阶级典型理论的突破，客观上构成了对于阶级革命模式的消解。“中间人物”是“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人物塑造上的体现，是中国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做的独具特色的创造。中国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取得了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小说人物舒卡尔老爹、梅谭尼可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样的美学价值，赵树理也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的萧洛霍夫”。
“中问人物”是“两结合”框架中的现实主义内核。它体现着中国作家对农民的关怀，是文学精：’f申所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成为经年而不腐烂的“内核”。这些人物前承老通宝（茅盾《春蚕》），后启许茂，使中国文学终究没在这里彻底断裂。
革命历史小说的位置
1958年前后涌现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有的描写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如杜鹏程（1921～1991）的《保卫延安》（1954）在较大的规模上描写了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历史进程；吴强（1920～1990）的《红日》（1957）描写的是同一场革命的山东战场的战斗进程；有的描写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寻找党、走上革命的“苦难的历程”，如梁斌（1914～1996）的《红旗谱》（1957）描写朱老忠由一个反抗地主压迫的草莽英雄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并且以他为中心，描写了自本世纪初开始的三代农民不同的斗争经历，形象地表现了勤劳、善良、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单纯的经济斗争而走向政治斗争，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获得解放。杨沫（女，1914～1995）的《青春之歌》（1958）描写生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不屈服于命运，由对家庭、社会的个人反抗走上阶级革命、社会解放的道路，从而表现了所有追求光明、真理的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才有真正的前途，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革命历史小说”所体现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神圣性，同小说产生年代广泛的社会心理——尤其是饱尝战乱之苦刚刚过上太平子的工农大众和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对党和革命的坚信程度相契合，受到普遍的欢迎。
这批“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属于革命队伍中有较高觉悟的一派。他们有的是功勋人物，而非权力欲者，如《保卫延安》中的彭德怀将军；有的是信仰主义者而非盲从革命，如罗广斌（1924～1967）、杨益言（1925～）的《红岩》（1961）中的**、许云峰等；有的是真诚派而非投机革命者，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这些革命队伍中的优秀分子，在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具有代表性。他们并不把革命当成目的，不把革命当成社会常态。他们有理想，他们心里装着的是劳苦大众，因此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红日》描写了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山东部队，部队中都是具有高度觉悟的工农子弟兵，“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保卫延安》描写彭德怀将军具有矢志不移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宽阔的胸襟，他告诫部下：“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他还叮咛下级：“我们要兢兢业业挑起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担子，算算这个账：革命早胜利一个月，会给老百姓减轻多少负担哪！”他们的品质、襟怀、理想，超越了阶级、集团的利益，体现了民族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具有永存的价值，甚至业已被否定了的历史事件中的英雄行为仍然具有久远的意义。《红旗谱》中的“高蠡暴动”属于“‘左’倾盲动路线”，但是作品却赞赏参加者的英雄行为。梁斌采用的是“文史分家”的方法。他说：“《红旗谱》中，关于政策问题曾经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
“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之后描写夺取政权的过程，尽管小说所写的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往往从逆境写起，但是胜利是注定了的。作家像是坐在山巅描写此前攀缘的过程，因此缺乏过程之中的苦闷、矛盾、探索的现实感，更多的则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曲波（1923～2002）的《林海雪原》（1957）有着传奇性的题材，传奇式的英雄，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红岩》是写“渣滓洞”、“白公馆”这一国民党军统局关押共产党员的特殊监狱的特定环境和发生在“黎明”前夕的敌我之间的殊死搏斗，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革命者大义凛然，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李英儒（1914～1989）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描写晋察冀根据地的团政委杨晓冬被派遣打入华北敌占区一个古老省城进行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作家为他设置了一系列有惊无险的情节，给这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形象涂上了一层神奇色彩。“革命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革命传奇”，这既符合“两结合”创作方法，又满足了广大读者读“故事”的需求。欧阳山（1908～）的《三家巷》（1959）没有正面描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和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而是主要通过三个家庭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展现处于大革命动荡之中的亲友关系，构成一幅大革命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人公周炳的性格塑造得极为复杂，踏上革命路途的过程曲折、艰巨，而不像《林海雪原》、《红岩》等作品里的主人公们那样一出场就已炉火纯青。
因此，更具真实感的《三家巷》在其问世的年代，未能满足一部分习惯于阅读极其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作品的读者的口味。
“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革命历史”的亲身经历者。
革命一胜利，他们便以某种革命责任感书写自己所经历的革命历史事件。杜鹏程参加了1947年的延安保卫战，曾与著名战斗英雄王老虎同在一个连队。谈到《保卫延安》创作动机时，他说：“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1930年，高云览（1910～1956）的家乡厦门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大劫狱，这使他受到震动。党组织把劫狱的全部材料交给了他，鼓励他写出长篇小说来。建国后，他才得以“清偿”这笔“精神的债务”，写出反映“大劫狱”历史事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品质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曾说：“我不量力地想用我的生命来写这一已经过去了的党的光辉的史诗，同时也纪念我旧日的同志、老师和朋友，他们每一个人的英勇就义都震动过我的心灵。”罗广斌、杨益言因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48年先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越狱脱险。解放后，他们写作《红岩》就是为了实现牺牲在这座“集中营”里的烈士的下述遗愿：“万一我们当中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老一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怎样与美蒋匪帮进行斗争的。”（闻一石：《谈（红岩）的写作》）曲波也是出于怀恋1946年冬亲自参加的东北剿匪斗争的峥嵘岁月，怀恋亲密的战友，才把战友们的光辉业绩记录下来，以“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
“革命历史小说”是革命者写小说，其小说视角是整齐划一的革命视角：描写革命者当年的丰功伟绩，表现革命的神圣。这里没有“反思”。毋庸置疑，革命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并且，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都把国内革命斗争同民族解放战争视为一体，把阶级论当成民族主义。就是在此期间出现的一批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其创作也纳入了“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写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往往“内战”贯穿于“外战”之中。
《青春之歌》所描写的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中，就有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而“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过程。
小说最后一章描写林道静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于1935年12月16日举行的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要在这一天正式成立的国民党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位女主人公是迎着国民党警察的水龙、大刀，和革命队伍一道勇往直前，终于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野火春风斗古城》所描写的共产党人的地下斗争，就是利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小说以关敬陶率部起义为结尾，从而完成了从“内线”表现抗战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