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描写周天、刘志明在高薪收买面前，首要考虑的是七千名职工的出路。他们想的是“员工的利益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总工程师陈英杰不中美人计，视工厂的利益为生命，看重自己的产品wT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优势，成功地利用外商之间的竞争，跟另外几家外商签订了几项合同，为工厂走出国门创造了有利条件。郑一东顾全大局，宁愿自己知趣地离开东风厂厂长的位置，也要促成东风厂与大阳厂的合作，避免了被汉顿的各个击破。大阳市的十三家机床厂，终于联合了起来，成立了“大阳市机床生产集团”。当事人各自进行反思，主动地做出让步，化解了彼此间的误解、隔阂，以大局为重，大家坐在一条船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年初》表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优质，表现了我们民族精神在“挑战”中经受“洗礼”，获得新生。关于汉顿的失算，作品写道：汉顿太自负了，太不了解中国人了。他应该先从学习中国人的自尊开始。中国是一个充满自尊的国家。
《年初》将“分享艰难”精神上升为民族精神，表现了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背景下，在方兴未艾的国际竞争中作家的忧患意识。
毕四海（1949～）的《最后的资本家》（1997）也展现了这种“分享艰难”精神，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在毕四海笔下，这种精神表现为中国工人自觉地将个人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在他们心中，国家不是少数人的，而是大家的。因此，关键时刻他们主动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国家增股，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赖和支持。正是那些腐败分子才丧失了民族自信，在国际竞争中出卖国家利益、中国工人利益。《最后的资本家》描写了中国工人对国内的腐败势力与海外资本家互为利用以控制工厂的企图所进行的有力抵制，表现了中国工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觉悟和力量。广大工人同腐败势力的矛盾是社会现实中新的矛盾。它尖锐、严重，其解决不在“分享”
精神，而在于动用法制的力量，坚决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是新现实主义的又一重大主题。
陆天明（1943～）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1995）揭露了官场上存在的怵目惊心的腐败现象，触及了变革时期现实社会的时弊，针砭了掣肘社会进步的痼疾，塑造了黄江北这位反腐英雄。“苍天在上”则是这位失败了的反腐英雄向人民进发出的含着血泪的呼喊。
张平（1954～）继纪实文学《天网》（1993）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抉择》（1997），描写地处华北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头头们的“集体腐败”现象，以及反腐败斗争所引发的省、市高层干部中的一场尖锐斗争。小说揭露以公司总经理郭中姚为代表的公司头头如何与反贪局局长吴爱珍、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将“权钱交易”发展到“关系网”，又将“集团”发展到“死党”。正是这些腐败分子搞垮了有着辉煌过去的中纺集团。作品深入到一个个腐败分子腐烂的生活内幕和颓废的精神世界，描绘这些腐败分子的罪恶行径，揭示了大中型国有企业被搞垮的内情。作品以有力的社会分析方法，真实地反映了危及改革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社会问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抉择》描写了中纺公司广大工人在腐败分子搞垮公司后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对腐败分子的疾恶如仇。《抉择》是为民泄愤的作品。
《抉择》的主人公李高成处于反腐斗争的漩涡中心。他面对两难境地：一方面，一手将他提拔起来的严阵和自己的爱妻吴爱珍渐渐露出他们的腐败分子面目，并且利用手中特殊的权力千方百计阻挠对中纺集团头头“集体腐败”问题的调查，还阴谋设计，让吴爱珍受贿三十万，制作假现场录音往李高成身上栽赃，把查处腐败的李高成诬陷为被查对象，以便迫使李高成就范；另一方面是广大工人群众和党组织对他的支持和期待。他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将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抉择：要么将自己的爱妻、代表党组织提拔自己的严阵和自己挑选并曾经充分信任的中纺集团领导班子送上断头台，但也可能使自己粉身碎骨；要么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与腐败集团同流合污，却可以万事大吉，安享晚年。共产党人的品质、中国人的良心使他选择了前者。他坚定地说：“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那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的前程！”
《抉择》表现了反腐败斗争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两种力量你死我活的较量。这些腐败分子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本身都是领导，他们甚至占据着反腐败的位置，直接掌握着反腐败的权力。
枪在他们手里拿着，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一来你反不着他，二来只要发现有什么人想反他们，他们就立刻把枪口对准你。正是他们在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践踏着党的形象，却一个个都代表着党，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人民。《抉择》反映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要么腐败把我们最终消灭，要么我们把腐败彻底根除！”《抉择》对于反腐倡廉发出了强烈的呼唤：“我们决不会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为了繁荣，就会让那些腐败分子为所欲为，就会对那些腐败行为坐视不管！恰恰相反，只有彻底地清除腐败，搞好廉政建设，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繁荣，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更加深入，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稳定，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富强！”《抉择》流露着作家强烈的责任感。
《抉择》描写了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在同腐败势力较量中表现出来的决心和力量，并且在这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作品的理想主义所在。张平认为：“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抉择》代表着新现实主义对社会重大问题所做的深刻的探索，体现出新现实主义并不乏理想。
张平的近作《十面埋伏》（1996）描写一起牵涉监狱内外社会各个阶层的重大案件，以及各个阶层围绕此案展开的殊死的较量，体现了作家对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所给予的深深的关切。
王跃文（1962～）的长篇小说《国画》（1999）以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为主线，塑造了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的人物，刻画他们的神貌，探索社会丑恶及腐败滋生的原因，同时也描写了社会的正气和良知，表现了深切的忧患意识。
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中国制造》（1999）和他此前发表的《原狱》（1996）、《人间正道》（1996）、《天下财富》（1997）的相似之处是在描写贫穷、落后、血泪一一甚至不乏血腥的同时，也呼唤良知、正义、理想。《中国制造》走进了官场，越过了经济生活而深入到政治生活。《中国制造》的现实主义品格更加浓厚了。作品截取了市委书记换届这个信息最为活跃的时刻，展示下至乡镇干部、上至副委员长众多的处于权力中心的人物形象和他们复杂细腻的心理活动。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圣人”。他们既要瞻前，又要顾后；既要看着上司，又要考虑下属。
他们全被错综复杂的关系钳制住了，除了在1998年的抗洪严重时刻，谁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新任市委书记虽踌躇满志，可是接任以来一项重大决策也做不出来。“反腐败之剑”孙亚东为大多数人所不理解，被蓄谋伤害成了植物人以后，他的襟怀、人格才被发现。因才智一度被人无视而当了多年甩手干部的田立业，刚刚有机会以县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快刀斩乱麻般地处理了一两个重大事件，他的“代理”时间也就到了，莫名其妙地被调回，而且还没有任何位置好安排。抗洪中，他为救助别人，自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滔滔洪水之中才是他的归隐之处。原县委书记耿子敬贪污受贿款项惊人，创下了县里两套班子一起垮台的全国纪录，可案发前他却受到绝对的重用。作者以较为深厚的生活体验和对于现实的思考，暴露了高楼大厦后面的阴影，霓虹灯下的血泪，以这幅我们中国特有的官场生活的真实长卷，发出了对这个庞大、臃肿、低效的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呼吁。
王火的长篇小说《霹雳三年》（1999）让我们重温自1946年6月到1949年6月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大溃退的历史，在整整五十年后的今天，以史为鉴。《霹雳三年》和《中国制造》以不同的题材表现了相近的主题，向我们发出了相似的警示：只有把反腐倡廉问题当成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才能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以势不可挡的姿态驶进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