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大时跨中反思民族的历史。以“建设”为主调的建国初期，在这里呈现为一派“治世”气象，而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自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则呈现出“乱世”景象。“反思文学”的历史反思，主要是对于“乱世”的反思。二十年阶级斗争的历史，仿佛是一个长长的梦魇。这一反思，实际上是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消解，与阶级斗争历史的彻底告别。中国当代“反思文学”拥有全民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现实依据，拥有“新时期”，拥有“今天”。《布礼》、《天云山传奇》、《芙蓉镇》……
都有了“春之声”。因此，它在对社会进程、对历史做整体反思时，价值体系较为清晰。它带着毋庸赘言的姿态与阶级斗争诀别。
“反思文学”对“大灾难”中以及“大灾难”过后的人生进行反思时，表现出“自由选择”的力量。中国人拥有自己坚实的土地——精神家园。他们不是无家可归，不会走向虚无。许灵均（《灵与肉》）、章永磷（《绿化树》）、翁式含（《相见时难》）、陆文婷（《人到中年》）、孙少平（《平凡的世界》）……他们都自由地选择了苦难和责任，选择了“土地”。这是九死而无悔的选择，是对于根系“土地”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反思文学”也向社会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重大问题，即社会如何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应有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反思文学”作家对历史、人生所做的反思大多建立在亲身经历、体验之上，创作主体意识加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更大的自觉。文学不会被灾难摧毁，它反而会在灾难中孕育。“反思文学”是“大灾难”年代孕育的果实，是对于文学灾荒年月的补偿。但是不能忘记：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
“改革文学”与“反思文学”密不可分。两种文学几乎同时存在于中国文坛。“改革”既是“反思”的依据，又是“反思”的结果。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比，“改革文学”是描写“今天”的文学。它描写百孔千疮、废墟般的现实，百废待兴而又积重难返的现实，描写改变我们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改革，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实际上，我们无法用人类已有的文学经验、模式来衡量中国的“改革文学”。此前绝少有遭受这样“浩劫”的民族，自身制造“浩劫”的民族。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的贫穷、落后也相形见绌。同时，世界上也绝少有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这样的奇迹。托尔斯泰只能表现对于俄国1861年的那场“改革”的不安——那是一场对于西欧模式的照搬，带来的是社会普遍的贫穷和矛盾的激化。
“改革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在旁观看，也不是在上指点，而是在内参与。作家甚至化作工厂厂长、农村生产队长参与这场改革大业，探索改革的途径、改革的深刻意义，表现了对人、对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的关怀。如何士光的《乡场上》，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
“寻根文学”随着“改革文学”之后出现。两种文学都是属于“建设”的文学。“改革文学”致力于反映从经济上入手的改革，“寻根文学”致力于文化建设。正像“寻根文学”的主将阿城1985年说的：“目前国家的改革，是解决民生问题。有识者，应该同时在文化上下功夫。”（阿城：《又是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4期）主要的寻根作家不约而同地到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中去寻找人文价值，寻找东方文化的根基。“寻根文学”透露着现代主义的自由精神，主体意识更加强烈。小说主要体现的不是反映论，而是表现论。作家执著地表现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的尊重、追求。这具有更大的解放意义。“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是对于主流意识的解构。前者是对于建国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以极端的阶级斗争为特质的“左”倾路线下的经济制度，以及在此之上的不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解构；后者是对于以批判传统文化为特质的主流文化的解构。阿城等人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弥合了一个文化上的断层；《白鹿原》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儒学治下的伦理社会生活图画。
“寻根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超越于阶级本位文化视角的民族本位文化视角。
“寻根文学”标志着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生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现实生活之中的“新现实主义”，作品里呈现着当下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工厂严重亏损，濒临倒闭；工人在岗开不出支，下岗面临就业问题；干部腐败——甚至是集体腐败问题……“新现实主义”真实地描写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真实，它揭示当下各种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对改革、发展的掣肘。
“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上。“新现实主义”不同于以司汤达、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十分严重而又严峻的问题写成眼前的现实，既成的事实，正视它——不是向它妥协，而是探索解决它的方法。王火的《霹雳三年》、周梅森的《中国制造》都向我们发出了反腐倡廉、改革行政机构的警示。“新现实主义”与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是一种“探索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暴露现实问题而不批判传统。它不将现实问题归咎于传统。“新现实主义”中的中国人，在整体意义上富有良知，蕴藏着渡过难关的伟力。往往正是那些凡人百姓，体现着积极参与精神，他的举动也深蕴大义——包括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那样的反腐败义举。“新现实主义”在当代存在主义意义上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一种新人道主义。
“新现实主义”对于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方法的探索，实际上体现着一种精神——某一社区全体成员共渡难关的精神。这是在“新时期”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面前，探索的新的解决方法——调解的方法，这是“新时期”的方法。“新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作家看到现实生活出现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是一种“新”问题，并非“阶级斗争”，因而拒绝用“阶级斗争”方法来解决，而使用“伦理调解”。这是东方文化传统的体现。中国当代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比建国初期的“建国文学”更为明晰地坚守着中华文化精神。
“新现实主义”作家所持的不是司汤达、巴尔扎克那样的阶级观念、集团意识，而是对我们更大的群体，对民族共同体的忧患意识。
“新现实主义”中的一些小说文本，形式尚显粗糙，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它在整体上的这种对内的民族发展意识，与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对外的民族自主意识，汇成了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趋于成熟。“新现实主义”虽处于方兴未艾，却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征兆。
经历了曲折和挫折，新生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在世纪交年，完成了她的一个完整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