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光（1942～）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中偏僻而恒久的山村乡场是中国农村的缩影，社会心理演示的舞台。两家孩子吵架，需要冯幺爸当场作证，聚光镜一下子对准他，他成了梨花屯乡场上这出正剧的主角。官司双方中的一方是乡场上食品购销站的会计，卖肉的。在那长期的阶级斗争严酷、政治生活反常的年代里，这位会计“俨然是小街上的财界人物”，而“财界人物本身就是官方，和宋书记、曹支书这样的政界人物有着天然的联系，更何况他们还有相互的需要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终于紧紧地抱成一团，连他们的妻室儿女，三亲六戚一起得道升天”。官司的另一方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民办教师任老大家。而冯幺爸作为一个庄稼人，这些年来在乡场上就低人一等，他又偏偏比谁都更没出息。他长期以来像狗一样地活着，没有挣到做人的资格，失去了人的尊严。罗二娘非让他作证，就是认为他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而断然不敢得罪她。因此，她对冯幺爸步步紧逼。曹支书偏袒罗二娘，不露声色地向冯幺爸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在场的庄稼人给予冯幺爸的是正义的压力。作品描写无法退避的冯幺爸，“竞叹了一口气，往旁边走了几步，在一处房檐下蹲下来，抱着双手，闷着，眼光直愣愣的”，“他的头低下去、低下去……”冯幺爸承受着沉重的历史的压力：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的神明的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回销粮……管训班，大年三十被支派去修水利，那是曹支书整人的种种“鬼名堂”。然而，这一瞬问既是历史负担的低谷，又是历史的转机。冯幺爸脑子里闪过曹支书对人民“专政”的一幕幕历史之后，也计数了“责任制”以来他家的种种现实：谷子，包谷，糯谷，洋芋，菜子，麦子……他蹲下去时还是人不人鬼不鬼，站起来时却已是堂堂正正的人：
“曹支书！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幸得好，国家这两年放开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
这些，在罗二娘听来有点离题，可却是一篇严正的“人权宣言”。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了农民经营自主权，使他们从农村极“左”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人的尊严，人的社会权利。正如作品所写：
这才叫“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作品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结束。这欢声笑语，连同整篇小说，带有强烈的历史感。它反映的是农民的又一次“解放”。作品写道：穿上了解放鞋，这就解放了，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
《乡场上》有如一声春雷——从大西南传来的一声春雷，报道着农业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政治、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变革。正如作品所写的那样：“男男女女的笑声像旱天雷一样，一下子在街面上炸开，整整一条街都晃荡起来。”而作家的创作意图就是要把“生产关系的改革怎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促进了人的面貌的改变，据实写下来”。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河的子孙》（1983）把《龙种》所表现的土地的思想，置于二十几年的历史中展开，最终化为人的“归宿”；融人人的命运中深思，终于凝结为“河”的灵魂。
魏天贵在黄河边长大，与黄河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而他真正热爱黄河，对黄河产生一种理性的自豪感，却来自被送到黄河岸边魏家桥村劳动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尤小舟“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歌唱，“要保护好乡亲们”的嘱托，将魏天贵对黄河的所有体验升华为灵魂——民族的灵魂。
魏天贵担当执掌“庄户人的命运”的支部书记的二十多年生涯，既像黄河般的激荡，又像黄河的某一段落一样的浑浊。既葆有尤小舟般的灵魂，又要应付贺立德式的极“左”路线的“铁的逻辑”。为了保护好乡亲们，他使用了一个接一个的机智而狡黠的计谋。三年困难时期，魏德富为了养活娃娃们，小偷小摸毛病复发。魏天贵暗中保护他，鼓动他再次出走草原；韩玉梅被城里的坏干部欺骗，却戴上了“引诱干部”的“坏分子”帽子。为了有奶水养活受辱而生的女儿，她不得不“挂上”邻村有粮食的大队干部。魏天贵劝她与邻村大队干部断绝关系，找一个外乡男子，由他给安户口，分粮食，由他给她洗清历史；为了让乡亲们吃上羊肉，他和独眼郝三设计，捅了二十只乏羊，由郝三去“蹲”预期四年的劳改；他还谎报灾情多要粮食；私自酿酒兑水欺骗蒙族牧民；开黑田瞒产私分；“文革”期间上下得手，出尽风头……要保护好乡亲的“河”的灵魂，不得不选择这样扭曲的方式。“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魏天贵，如他姓氏汉字的构造，成了“半个鬼”。
困难时期，魏家桥村没饿死一个人，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魏德富一走杳无音信，丢下了烂眼圈的女人和一排挨肩的孩子，给魏天贵留下难言的隐衷和伤痛；事与愿违，郝三竟然被判无期徒刑。
而郝三又为了让魏天贵放心，在劳改队自杀灭口。这给魏天贵带来极端的悲痛，时时怀念他，祭奠他。当困难过去，生活有些好转，痴情的韩玉梅扑向他怀抱的时候，他又推开她。他为了免去韩玉梅“蹲”劳改，不料却使郝三进了地府。郝三还活在他心里，正在睁着那只泪涟涟的独眼看他呢。
魏天贵个人的秘密太多了，它蕴含着“河的子孙”跌宕的命运。
《河的子孙》更为周密深入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国情”的研究，以及关于土地的思想。张贤亮将小说置于中国农业改革的社会大论争中，把自己化作农村基层干部，产生了雄辩意义：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小说开头，让魏天贵在两个场合分别聆听了尤小舟和贺立德急切地向他发表的对于农村家庭承包制度的意见。现任县委书记尤小舟向他讲道：“现在，拿锹把子的都欢迎包干到户，而县上、乡下不拿锹把子的倒操起心来了，说它是个体经济。其实，劳动是分散来干，还是合起来干，这是劳动的一种技术要求，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的。”
现任地委书记贺立德则怀疑包干到户的“性质”，认为它是退回到“单干”，并且拿他这个“人人富裕”的大队做“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的例子。二人看法截然相反，魏天贵需要自己来“思索”。
小说中关于起伏跌宕的二十多年农村党支部书记生涯和漫长回忆，就是主人公赶着驴车开动脑筋“思索”的产物。
魏天贵回忆中的伴和着泪与血的中国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历史，进发出的是要当家做主的呼声。小说结尾，经过长长“思索”的魏天贵，了结了自己对贺立德敬重、应付、利用的关系，剩下的只有鄙夷：“……仿佛‘过去的办法’真能让庄户人都富起来似的……”他充分地表现出性格中的桀骜不驯，向贺立德遥啐了一口，宣布与他的那一套“铁的逻辑”彻底决裂。魏天贵再不需要做“半个鬼”了。他发现土地家庭承包制已给农民带来了精神上的变化。
《河的子孙》将《龙种》中的经济权利发展为人的权利。它强有力地表明：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大锅饭”的日子，“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
使农民能够自主地在土地上安身立命。魏天贵和韩玉梅的爱情在土地家庭承包制度中找到了归宿，所有的“生命之火”都在此找到了归宿。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一段“不正常的历史时期”，实现了广大农民“健康的本能”的要求，实现了“河”的精神。它给主人公的漫长回忆带来了“明亮”的结局，给小说带来了雄浑、乐观的调子。
尤小舟在这改革大潮来临时对魏天贵讲道：
你看这黄河水，不管一路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面……可只要它不停地流，不停地运动，它总能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在科学上叫“流水的自净作用”。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千百年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头，可最终我们还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还有人要朝里头扔脏东西，但我们是能“自我净化”的！一切扔在里头的脏东西，在我们民族的不停的运动里，都会沉淀下去的。
“改革文学”的土地思想和关于“生存是人最基本权利”的观念，与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儒家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属于东方文化形态的托尔斯泰主义对此也持相同见解。托尔斯泰写道：我思索了人民的种种要求，觉得主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如果取消土地私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将是最可靠的自由保证。比habeascot’pus更可靠。因为habeascorpus不是实际上的保证，而只是道义上的保证，即人们感觉自己有权保护他们的家。人们同样地，甚至更多地应该感到自己有权保护用来养活家口的土地。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86）以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村为基点，对社会生活做全景式描写，形成一幅包括农村、城市、官场、学校、矿山等场景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这是一幅动态的图画。它触及了1975～1985年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描写了从大队到公社、县、地区、省会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作和政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改革”的态度。而路遥所关心的还是农民——平凡的人，平凡的世界。他的全景法的意义在于表现这场自上而下掀起的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反响、变动。他将他所关注的人生价值置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跨度里展现，反映了历史转折前后两种社会处境、两种人权状况下的两种“人生”，从“存在”意义上讴歌了神州大地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
革命化盛行年代里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个一筹莫展的世界。孙玉厚家尽管有三个好劳力，却仍然“穷得叮当响”。善于描写农民居家过日子的路遥让我们看到的是孙玉厚家不论农闲农忙，每天都只能喝稀粥。孝顺的少安，吃了稠粥就自愧为不孝。全家挣扎在“饥饿线”
上。家庭伦理支撑着全家在贫穷中煎熬，贫穷又使全家老幼无法尽慈尽孝。让人感到“已经穷到了骨头里”。“生存”尚未解决，“发展”便无从谈起。孙少安虽然取得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但是高小毕业就回家务农，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孙少平从山乡圪崂来到县城读高中，精神飞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对未来怀着美好的向往，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闯荡，去建业，以发挥自己潜藏着的才能。然而，高中毕业后他不得不回到双水村参加农业生产，经受着身心蜷曲的痛苦。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兄弟二人事业进取的同时，也限制着他们各自的爱情、婚姻。少安不敢接受润叶给予他的温暖和爱情，致使由青梅竹马发展起来的爱情夭折在“摇篮”里，酿成两人的终生之恨。少平的初恋对象郝红梅为了摆脱与少平相似的社会地位，攀附上了顾养民，给少平带来失恋的煎熬。在此之上，少安、少平和广大农民一样，政治权利以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孙玉厚虽然很会给儿子起名字，祈愿“少平少安，平平安安”，可是家里“一点也不平安”。作为生产队长，孙少安把零零碎碎的荒地以“猪饲料地”的名义给农民稍微多分了点，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在全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接受批判，并且批判会还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吓得孙玉厚老汉想吞老鼠药自杀。公社主任周文龙用“***手段”对待农民。他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就要“麻绳子加路线”，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致使农民见了公社干部怕得要命，就像兔子见了鹰。
《平凡的世界》同《河的子孙》一样，先是详尽地描写农民对土地承包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健康的本能”，自发的要求，然后描写农业改革，如春雷惊天，自上而下地掀起。《河的子孙》把中央决策折射成农民的观念：我看现时中央出了能人；《平凡的世界》则如实地叙述，将其写作支配人们行为的清晰的社会背景。第2卷第一章写道：“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平凡的世界》第2、3卷，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了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农民获得了生存权、发展权，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喜悦的心情从笔端溢出。
这里描写的农民吃饱了饭的喜悦程度同第1卷里饥饿中的愁苦
成正比。中国人自有历史以来的“吃饭”问题，是在《平凡的世界》这里“解决”的。
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
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