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经“风云三十年”，王蒙“复出”后创作的小说仍然是继《青春万岁》表现布尔什维克情怀的。《青春万岁》表现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明媚的春天里，温暖的阳光下的幸福感、自豪感，准备建设的激情；“复出”后的小说表现的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布尔什维克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产生的多重感情，其深处仍是一片赤子之情。
信念篇：《布礼》
《布礼》（1979）最早地展现了这位布尔什维克在“风云三十年”里心灵活动的历程。这里反复不断地揭示主人公在1949年到1979年问所有重要或者严重年份里的内心活动，其聚光点是心灵所受的创伤：1957年的毁灭性的打击，1966年的狂热式横扫……王蒙属于真诚的布尔什维克。主人公钟亦成在“荒谬绝伦”年代精神不垮，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一样反对逃避荒谬，反对自杀。在“荒谬”年代，他不止一次写信给妻子凌雪说：如果我死了，只可能是被害，绝不会是自杀。因为他永远铭记着1949年1月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上党员之间互致的“布礼”，以及从1947年到1957
年间的党内生活经历。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布礼》是王蒙反思小说的“信念篇”。
王蒙是关注“今天”的作家。对于“今天”，他尤其关注正在流行的社会思潮。《布礼》是立足于“今天”的作品。它在1979年里针对以“灰影子”为代表的虚无主义思潮，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坚实的信念。它向当年的“布礼”发出故乡般的缅怀，并且时隔30年，再次郑重地致以“布礼”。钟亦成怀有加缪所说的对于“故乡”的记忆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因而不存在信仰危机。
王蒙小说表现的是稳健的多重思维而非极端的单一思维。他认为：“生活是杂色的，不是单色。”钟亦成的坚实信念就建立在这种多重思维上。他看到了执政党内有许多宋明一类的无限上纲上线的“分析派”，也看到了有许多老魏这样的“愚公”。他相信“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王蒙笔下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出身的主人公，在危难之中还总是得到人民的支持。钟亦成劳动改造期间救火的行动，遭到“分析派”的诬陷，却受到筑路工人们的褒奖；张思远（《蝴蝶》）住进偏远的山村时是一无所有，告别时却是满载而归。在这里，他找到了“魂”；翁式含（《相见时难》）被下放到农村，由哺育过难以计数的世代农民的玉带河哺育了十年，玉带河沿岸的农民给了他民族自信力。王蒙的小说经常出现象征这力量源泉的“大地”意象。少年布尔什维克出身的主人公们以自己作为她的儿子而自豪。他们即使在严寒的冬天，也能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小说《温暖》人微地表现了这一感受：风大了。赵荣国问小姑娘：“噢，你不冷吗？”
小姑娘摇摇头。
钟亦成所受的伤害，是革命者受到的来自“革命”的伤害，是来自“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十七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的伤害。危难之时，区委书记老魏像当年搞地下斗争一样，秘密地派凌雪伪装成护士去护理钟亦成。斗争已具“对敌”性质。但是小说不去揭示这种“革命”的极端性质，不去追究一出出悲剧的必然性及其对全民的惨重伤害，而让主人公只是感到“惶惑”。甚而将那些“荒谬绝伦”的事情做如下理解：“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也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上一场的。”将盛行于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意识、党派观念带到了下半叶。对于这一点，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想法“无助于人们正确地反思历史，确定每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也无助于被冤屈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向来自党内的横逆斗争、向恶抗争的权利”。
顿悟篇：《蝴蝶》
《蝴蝶》（1980）对历史做了反思，并且是由对这一历史负有责任的人做出的。
张思远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1949年，他对于这座中等城市突然拥有了巨大——简直是无限的权力。让这座城市要什么就有什么——物价稳定，秩序井然；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土膏店”、妓院。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记录，被学习领会、贯彻执行。他也拥有崇高的威信。他赢得了海云的爱。张思远的存在不是作为个性而是党的化身。海云爱的是党。海云也是一个象征。她热情、活泼，然而轻信，是1950年代初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像花蕾初放一样的海云与1950年代初期的张思远呈“和谐”状态。此时张思远所代表的执政党、新潮流、新社会、新生活，是以建设为主调，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为海云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海云是属于建设而不是属于革命的。当海云获得了某些必然的发展时，张思远便显出了某种僵化、褊狭。他又运用起了阶级论。他认为海云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和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1957年，他又运用起了斗争哲学，把海云当成自己的敌对面，实行残酷打击：他背着手，踱来踱去，立场坚定，铁面无私。“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他的每个字都使海云瑟缩。就像一根一根的针扎在她身上……
张思远在不断变异。1957年以后他成了一架阶级斗争的机器。
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亲手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揪出来”和“定下来”。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他大讲特讲“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只有没落阶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他认为这是无情的、伟大的、神圣的。他深信这是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所必需的。他成了“继续革命”的化身。他又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
张思远就是被儿子冬冬“抡了巴掌”，也还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这一切。他认为这是“阶级报复”，“冬冬顽固地站在她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冬冬的行为就是右派翻天”。张思远所受的惩罚是“自我惩罚”。他是“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没有人能够惩罚他。这位出生于本世纪上半叶的老革命家却受到了发生在下半叶的“文化大革命”的惩罚，受到了“革命小将”的惩罚。事后冬冬告诉他：“我打您……真真正正是为了革命造反，我们那一派的头头鼓励我……”这是来自“革命”自身的惩罚。像挨了儿子的耳光一样，张思远被关进自己在任时监造的、自己曾视察过的、用来关押阶级敌人的监狱，也具有深刻的自我惩罚意义。这是他长期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他所实施的惩罚。小说将其写为“报应”。并且，张思远承认，“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张思远形象的意义在于“反思”。“他需要活下去，需要思考，需要找到他的儿子。”张思远反思的果实，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解体。海云的悲剧命运既是张思远历史反思的开端，又是基石。最初海云爱慕他，崇拜他，服从他，是一种“和谐”。那是“恋爱的季节”。然而海云并未归属于他。海云有其独立性而不会把自己全部交出。“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的执政者意识，造成了张思远与海云的裂痕。张思远的历史反思是从“最初”开始的：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不应该在五年和她结婚，我就不应该在四九年和她相爱。
海云的摧折是在1957年。她为几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喝彩，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这几篇小说是二十多年以后张思远才看到的。他后悔当时竞想不起来找小说看一看。“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说也是没用的”。因为那时已经进入了“失态的季节”，阶级斗争的巨轮驶向了极端。原本“底虚”的1957年，在张思远的反思意识里，由夏天般的热情变成了冬天般的严酷。
1957年的严酷景象巨石般压在他的心上，难以释去。海云化作他乘坐的小汽车轮子下面的小白花。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对于1957年的反思使张思远这位赫赫的执法者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被告，自己犯有罪过。他进行自我审判：“假设我们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来世，我愿意一千次一万次地匍匐在海云的脚下，请她审判我，请她处罚我。”
上述《布礼》中“亲娘也会打孩子”的阶级意识，党派观念已化作乌有，《蝴蝶》将他们都还原为“人”。张思远通过自我审判主动地走下“神坛”。而他对于“在春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刚刚到来之际就被撕掳下来”的树叶，对于被碾碎了的小白花的哀悼，不啻一首人的挽歌。
人的张思远，是在“山村”实现的。在这里，他的人格才得以确认。而十七年当中，他虽到处受尊敬，但这尊敬“一夜之间”便会适得其反。原来这尊敬是对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这一切。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对于“位置”的迷恋就是人的迷失。
他以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浮沉开始领悟“庄生梦蝶”寓言浸透的人生沧桑的哲学意蕴，开始寻找自我。当他带着难以排除的优越感再次来到山村时，他受到了冬冬和秋文——尤其是后者——的温和的“审判”。秋文是海云的未来，海云的新生。成熟是她新生的特征。她保持着超然的独立，是“现实了”的自我。她是一只悠游的蝴蝶。她自然而然地拒绝自身之外的“位置”，是对张思远潜在的优越感的最后“惩罚”。而她向张思远发出“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忠告和期望，则是她所代表的社会整体成熟的表现。张思远从梦中彻底醒来。
告别山村——“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
善于反思的张思远在1975年春天便“重新充满了对于某种转机的预感”。他“需要转机”。
他“不畏刺目的阳光”，抬起头来寻找第一个歌唱春天的云雀。
他为中国人当时的生活水平感到脸红。
王蒙在《夜的眼》（1979）里最早地表现了“转机”。
王蒙“复出”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样，都将触觉毫无偏差地朝着“今天”，捕捉对于“今天”的瞬问感受和像是朦朦胧胧的思考。然而，“复出”的王蒙如他自己所说，早就离开了“组织部”，也再不是“年轻人”，作品不再是少年小夜曲，而是“运用一切配器和声的交响曲”，是“杂色”。就是在甚为短小的篇幅里，王蒙也让两种音调充分地鸣响，构成参照，形成比较，潜藏着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平常而神秘的生活整体。而这两种音调在深层意义上则代表着两种社会思潮。
《夜的眼》表层上是“内地和边疆”的参照。作家陈呆从“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来到一座“大城市”参加短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一周来，陈呆不论是在创作会议上，还是在公共汽车上，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到处是“……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云云，让他感到“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民主”和“羊腿把子”成了陈杲这位作家主人公所体察的两种社会心理、思潮的代名词，构成小说深层的参照。
王蒙的主人公们经常产生的感受是“惶惑”。陈杲惶惑于讨论会上“奢侈的空谈”。他觉得：“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王蒙通过陈呆较为发达的意识阐明了“民主”和“羊腿”的相成关系。在“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潮水般涌来之时，用“羊腿”对其加以定位，表现出睿智、勇气，以及一种有别于极端思维的健全思维。它具有民族文化根基，与先哲古训一脉相承。
孑子的治国方略是先“富之”而后“教之”。管子也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池田大作纵观中国历史，说中国人是希望和平安泰的“稳健主义者”。
《夜的眼》最早地表现了中国经历长期“内乱”之后，时代精神的主调由“斗争”向“建设”转化的机运。主人公从心底里洋溢着对灯光—＿路灯、公共汽车售票员看票用的罩灯，对建筑工地，对上夜班的工人，对生活中每种进步的热爱，于惶惑中透出了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