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彼得格勒军区报告：3月7日6时35分，开始向喀琅施塔得射击。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发表《停止杀人》的公告，其中说：“自己是属于工人政党的共产党员却用大炮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工人射击。我们不清楚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细节。但我们知道，喀琅施塔得要求自由重新选举苏维埃，要求释放因工人运动被捕的社会主义者、无党派工人、红军和水兵，要求于3月10日召开工人、红军、水兵的无党派代表大会，以讨论摆脱苏维埃俄国所处的严重局势。工人政权应当查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正原因，应当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与喀琅施塔得工人和水兵进行公开的谈判。但他们却不这样，而是宣布戒严，提出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并开始向工人和水兵开火。”该委员会在《对诽谤者的回答》的传单中，为自己进行辩护：“布尔什维克用自己虚假的、诽谤的宣传这一惯用的手法把我党（孟什维克）当做替罪羊。孟什维克协助武装干涉，孟什维克唆使农民起义。官僚主义的笔调日复一日地这样写着，竭尽全力‘讨好’‘自己的主人’，‘诚实’地赚得一份口粮……布尔什维克和针对我党的造谣集团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政府用逮捕工人代表来答复彼得格勒、莫斯科工人改变政策的要求，如果用重炮齐射来回答喀琅施塔得水兵、驻防军自由改选苏维埃的要求，这不是我们的错。”
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在政治报告中这样解释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得到喀琅施塔得方面的最新消息，但是我可以肯定，这一场很快就显露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将军们身影的暴动，在最近几天内甚至几个小时内就会被平定。”但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彼得格勒和全国发出呼吁，请求支援。他们在呼吁书中说：“喀琅施塔得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革命水兵、红军士兵和工人的手中，决不是在以某个科兹洛夫斯基为首的白卫军的手中”。在向工人、红军和水兵的呼吁书中，他们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喀琅施塔得人，早在3月2日就摆脱了共产党万恶的压制，并举起了第三次劳动者革命的红色旗子。红军、水兵和工人们，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向你们发出号召。我们知道，你们感到困惑是因为他们没有讲发生在我们这里的实情，在这里我们都准备为解放工农的崇高事业献出生命。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我们后面有白军将领和神甫。为了永远结束这些谎言，我们向你们通报，临时革命委员会是由以下15个成员组成的。”呼吁书接着列举了以文书、水兵、话务员、工人为主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在给铁路职工的呼吁书中，重列了他们的要求，这些要求比最初的13点有两点重大变动，一是删除了“对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党派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样的话，只谈对“诚实工人”的自由；二是增强了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和苏维埃政权的“暴政”的要求，如“查封所有的契卡”，“取缔共产党人的所有特权”，“撤消政治组织这些暴君们的特务组织”，“立即以不记名投票重新选举所有的苏维埃和政府，使俄罗斯工人和农民能有自己的政权”等等。3月1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出现《“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的文章，这被认为这是红色喀琅施塔得起义者旗帜上的口号。
对喀琅施塔得的进攻遭遇到了强大火力的对抗，久攻不下，远不是列宁所乐观预计的“在最近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会平定”。3月14日，北方集团军司令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其中说：“在夺取要塞时应严厉镇压兵变者，处决那里的士兵不要有丝毫怜悯”，“在喀琅施塔得的巷战中部队应紧密作战，在每个连队都应有熟知城市街道分布的人。应消灭一切武装力量，不要太在意俘虏，不要惊动房间里的士兵。”15日，图哈切夫斯基呼吁部队，要以“夺取车里雅宾斯克和鄂木斯克，攻占华沙”的英雄精神，“前进！向喀琅施塔得叛徒进攻！”17日4时50分，他下达了南方和北方集团军向喀琅施塔得发起强攻的命令：“我命令，应果断地扩大第一次强攻的战果，为此：第一，北方集团军司令应暂时限于消极反对托特列边和克拉斯诺阿尔梅伊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集团军。第二，南方集团军司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占领城市后用快速打击控制科特林岛和里夫炮台的其他部队。第三，协同作战充分利用炮兵部队，进行城市中的巷战。第四，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毒气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托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第五，集团军司令应调整好从陆地到岛上的可靠交通，并保证在岛上自己部队几天的炮弹和粮食供应。第六，炮监应下令准备对托特列边和克拉斯诺阿尔梅伊要塞（康斯坦丁和米柳京的大陆部分）、被占领的要塞和托特列边岛发起炮火攻击。第七，要表现出最大的力量、速度和坚定。第八，得到此命令的时间编号0558号。”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约300名代表参加了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军事行动，其中有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一些著名军事将领，如伏罗希洛夫、德宾科和布勃诺夫等。
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喀琅施塔得才被攻占。18日8时40分，南方集团军参谋部报告：“整个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红军占领了。兵变者决定破坏‘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但海军予以反对，不允许这形同犯罪的行为发生。战列舰向我方派来了军使，要求投降，谈判正在进行。兵变者革命委员会已逃往芬兰。”平定的结果是，约2000名水兵被捕，以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佩特里琴科和喀琅施塔得要塞防卫司令为首的约4000人逃往芬兰。
佩特里琴科等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后被捕，遭到审讯，他们否认了对他们进行起诉的理由——反对苏维埃政权。为了处置被逮捕的水兵，列宁建议将他们安置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但是捷尔任斯基认为，“应当把他们集中于北方的某个地方”。受捷尔任斯基委托办理此事的亚戈达选定了科米自治共和国伊热马河边乌赫塔。4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托捷尔任斯基同志在部门项目下安排建立一个乌赫塔集中营，关押流放者”，喀琅施塔得的叛乱水兵将在这个惩戒营分散安置。最后，约有6000多名叛乱者和因喀琅施塔得事件而受牵连的人被关押于此。
随后，在喀琅施塔得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为了证实喀琅施塔得叛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操纵和领导的，4月1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给芬兰特别部发去如下电报：“‘统一’紧急电告，有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了领导作用。公告需要你们所拥有的确切资料才能确定。收到电报后请确定并上报资料。”23日，芬兰边界特别部回电说没有，电文是：“没有查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领导作用的材料。佩特里琴科是兵变的正式领导者，关于他，《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的前工作人员罗马诺夫有点印象，说他好像是左派社会革命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全俄肃反委员会也立即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军社会机构的清查、清洗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捷尔任斯基在呈报中央的工作计划中写道：“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意见，必须开展消灭这些集团的群众性战役。同时，必须取缔支持因不满而发生的反革命骚动和反苏维埃体制的起义（比如喀琅施塔得）的所有团体，并逮捕社会革命党——极端主义分子党的每个人。在进行战役的同时，为了隔离这些团体，必须关闭他们合法刊物的机关。”
在整个第十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进行的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行动，却很少在大会上通报。俄共（布）中央显然是想竭力缩小这一事件的影响。1921年3月15日，列宁在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中说：“喀琅施塔得暴动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它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威胁比爱尔兰军队对于不列颠帝国的威胁小得多。”不过，列宁对喀琅施塔得水兵要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俄国只可能有两种政府：沙皇政府或苏维埃政府”，“现在除了那些将军和官僚，没有人能替代布尔什维克，而那些人早已表明是无能为力的。国外有人夸大喀琅施塔得暴动的作用并予以支援，这是因为世界分裂成了两个阵营：资本主义外国和共产主义俄国”。
四、俄共（布）十大，改行实物税，3月21日法令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3月8—16日召开。3月8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承认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错误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而歉收使这些错误造成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他还承认，农民经济发生了危机，而解决危机还得靠农民经济。于是，他向代表们报告，中央已经决定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征集制。列宁这时对改变粮食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收制的解释是，粮食税“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而余粮征收制只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的。实施粮食税是不仅要向农民征购粮食，而且要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生产，增加播种面积”，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调整好工农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粮食税并没有取消粮食垄断，并没有开放粮食的自由流通和粮食的商品市场。对列宁来说，粮食税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所接受的经济政策。
3月15日，列宁在大会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作了一个专门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对于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列宁几乎没有就这一严重事件和改行粮食税政策联系起来，他只是用另一种措辞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这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的这种愿望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列宁对俄国农民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承认了中农的利益，承认了小农发展的必要，承认了对富农作出妥协的必要，承认了过渡时期，并承认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必须会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但列宁也强调，粮食税是一种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紧急措施，是缓解政府和群众间紧张的关系，使农民松一口气，鼓励他们扩大播种面积的措施，是可以惟一将国家拯救出深渊的小农业发展的非常措施。
列宁强调改行实物税，“首先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他想要解决的首先主要是个理论上的问题。列宁提出了满足农民、中农的要求的问题。满足的条件有两条，一是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二是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至于具体该如何执行实物税，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现时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或者方案。所以，列宁说：“我们还没有接触有关细节的工作”，实物税的“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
列宁要求将十大上通过的改行实物税的方案在各地试点。恰恰是坦波夫地区，首先进行了这样的试点。1921年3月19日，在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和奥新斯基参加的中央全会上，批准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文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致农民宣言》，其中首次实用了“粮食税”一词。文告中说：“现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取消余粮征集制，代之以对农产品征收实物税”，实物税“应在春播前确定，以便每个农民都能事先计算出他应该向国家交纳多少粮食和有多少由其全权掌握”，农民有权将剩余的粮食去交换食品和农具，可以用这些剩余粮食“在地方市场和集市上去交换他所需要的食品”。文告还向农民允诺：“农民们应当明白，这项措施是临时性质的。这是可怕的贫穷和与国外贸易的无望才使苏维埃政权以税的形式，即无偿地收取部分农业产品。随着我国工业的逐步恢复（其成就将决定农业的命运），随着国外商品的输入以换取我国的原料，从农民身上征收的实物税的税额将减少。将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将取得这样的成就：对每一普特农民的粮食，苏维埃国家将给以等值的和农村需要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