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人生如战场，要想做事如意，就要懂得收揽人心，只有笼络住了对方的心，对方才会心甘情愿地替自己办事。用攻心法求人办事，不仅需要准确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打动对方并进一步征服对方的心，使对方从心里信你、敬你、服你、爱你，这样做起事来才能更快、更有效。
1.善于采用迂回战术
办事直来直去有快捷干脆的好处，但一旦遇到强有力的阻拦时，就会此路不通了。迂回战术是打开僵局的好办法。迂回也就是换个角度，避实就虚。
铁路是近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产物。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诸如原料的运输、产品的销售、客商的往来等方面均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铁路所经之处，就会为沿线各地带来市场发达、百货云集、人烟辐凑、信息灵便的欣欣向荣之局。
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有关铁路信息和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大约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当时中国的爱国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先后著书立说，介绍铁路知识。
19世纪50年代，正是蒸汽机的黄金时代。英国的产业革命也正是这时完成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认识到由蒸汽机发动的“火船”、“火车”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的“中宝”，也就是除了宗教以外的“有用之物为宝”。俄罗斯邦之所以“声威日著”，就是由于“学习西方邦法和火船技艺”。日本和美国通商后，也正在引进“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一定改变国家的面貌。他说“外邦火轮车，一日能行七八千里”（这当然是夸大不实之语），“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大猛”。“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不但用于客货运输，而且有利于“占守缉捕”。正是由于洪仁玕对铁路的认识，于是他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但是真正将修建铁路的理想付诸实践的却是晚清大臣李鸿章。
1872年日本擅自宣布琉球为“内藩”，接着又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生番杀害一事，竟向清廷大兴问罪之师，使得李鸿章深感忧虑。他说：“台湾生番一案，尤觉离奇。日人力小谋大，尤为切近之患。中土不亟谋富强，俶扰正无已时耳。”可以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就把防御外侮的重点放在日本身上。为此，他又给清廷上奏折说：日本近年“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由此可知，李鸿章对于日本侵略的野心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除了加强军事力量之外，李鸿章鉴于日本“仿造铁路火车”也把修建铁路事宜提到日程上来。
1874年12月，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正式提出了修建铁路的问题。他认为：“南北洋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一日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他又针对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一事，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可惜他的主张，“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1874年年底，李鸿章奉诏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他打算用迂回的策略，去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
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缺而中止。
1874至1875年间，直隶总督兼北洋事务大臣李鸿章先后派人到直隶磁州和湖北兴国勘探矿藏。1876年11月，他又派唐廷枢到唐山开平一带勘察，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煤，于是首先开办煤矿。
1878年8月，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未出数月，出煤极旺”。很快开平煤矿建立起来，煤炭产量的逐年递增，可是因为运输不便，靠人拉马驮，到了天津市场还是比外国的煤要贵。
为了把煤从矿区运到最近的海口装船运出，唐廷枢在1879年禀请李鸿章准许矿务局修筑唐山到北塘口的运煤铁路，以便用铁路将煤炭运至北塘后，再经水路外运。接到唐廷枢的禀奏，李鸿章机敏地感到这正是实现他筑路计划的好机会，于是便立即上奏朝廷，请修铁路，以便运煤。清政府也深知中国的机械船只，以煤为命，所以很快就批准开平矿务局自修铁路。李鸿章便聘请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负责督修。谁知正在筹办之时，因为修路过程迁了老百姓的祖坟，顽固派们趁机策动了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联名上书，说破坏了风水，还说使用机车会伤害庄稼，于是朝廷收回成命，筑路计划再次流产。
1880年，中俄因为伊犁问题又起争执，战争一触即发，于是如何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当此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李鸿章暗中“提点”刘铭传上书，刘铭传这个人的身份既是淮军的元老，又是朝廷要启用的人，而且由他来放一炮也与大局无碍，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向清廷上了一封《筹造铁路以图自强》的奏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强调铁路是富国强兵的唯一指望。刘铭传在奏折中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刘铭传的奏折得到清廷的重视，慈禧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铭传上书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约四千言，在奏折中他概述了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指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而对于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李鸿章建议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讲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但是由于反对的声音实在太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就这样这次修铁路的提议又被否定，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再次受挫。
铁路不让修筑，开平矿务局只好开掘运河运煤。可是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为胥各庄到矿区那段路地势高陡，河水上不去。1881年，矿务局再次请修铁路，这次奏明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的一小段。因清廷怕震惊了东陵的先王神灵而禁止使用机车，所以特别声明，路成之后，火车用骡马拖拉，清政府才算批准了这个奏请。
铁路既修，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轨距。为了省钱，有人主张采用2英尺5英寸，有人主张采用日本式的3英尺6英寸，但是英国工程师金达力主采用4英尺8英寸半的标准轨距（1.435米）。他认为这条矿山铁路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巨大铁路系统中的一段，如果现在采用窄轨，虽然省钱，却会对以后修路带来不良影响。经过一番争论，金达的主张占了上风。金达之所以坚持采用英国标准，自然是为今后英国与其他国家争夺中国筑路大权而打下基础。
1881年6月9日，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历经磨难终于动工兴建。7月1日，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英国人薄内的夫人在唐山钉下了第1枚道钉，11月工程告竣。唐胥铁路全长11公里，每米轨重15公斤，轨距为1435毫米，采用每米重15千克的钢轨，共耗银11万两。由于这段铁路用骡马牵引货车，所以被世人称为“马车铁路”。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李鸿章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譞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贵戚，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譞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得到奕譞的支持，所以李鸿章才敢将唐胥路修完。
唐胥铁路建成后，清政府以机车行驶震及皇帝陵园为由，只准许以骡马曳引车辆。在外国工程师的帮助下，技术人员自己动手设计，利用废弃的锅炉进行改造，试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工人们还在机车头上刻了一条龙，称之为“龙号”机车。马拉车也从1882年始改用机车牵引。这下顽固派不好说话了，李鸿章又联合当年的老部下们和洋务派们一起上书朝廷要求开通铁路，唐胥铁路就在一波三折中艰难地延伸到了天津。开平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口岸。头一年，市场还有质次价高的日本和英国煤，第二年外国煤就在市场就绝迹了。
由于中法战争中暴露出的海军调度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 、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 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奕譞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于是，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10公里延长到约40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与奕譞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
1887年春，由奕譞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130公里左右。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 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李鸿章鉴于日本野心勃勃，在建议兴修津通铁路时，又提出了两项理由：首先，有利于战守。“沿海设防，固须有精锐水师而后能战，尤赖有精炼之陆师而后能守”，一旦铁路修成，即可使水陆配合，相得益彰。其次，有利于掌握军事主动权。李鸿章说：“圣朝幅员广大，超越前古，如欲令沿海各省，逐处皆屯重兵，即使财赋所入足资供给，设敌以偏师相扰，我即须全力因应，长年不休，何以堪此？”可是有了铁路之后，“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虑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实为以逸待劳的万全之策。津通路虽因清廷内部意见不一而未能兴修，伸津榆路（天津到山海关）却很快动工了。
至此，筹建铁路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李鸿章奔走呼吁不遗余力。毕竟使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代替了千百年来一直延用的“驿人介马”，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进步。可以说，没有李鸿章的积极努力，“奋为中地倡”，中国近代的铁路建设可能还要推迟一段岁月。以研究中国铁路史著称的学者曾鲲化说：“我国路界唯一之元勋，其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乎！”
做事直来直去固然直接便利，但该走曲线的时候也要走，在特殊情况下比走直路能更快达到目标。这也是成事的技巧之一。直路走不通的话，走一走旁路，迂回地开展工作是正确的选择。
2.胸襟豁达好成事
豁达是心胸开阔，大肚能容，它是一种情操，更是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从容。荀子说过：“君子贤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墨子·亲士》中讲：“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袭，非一狐之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