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保护，就是投入一定力量、采取一定措施，将人或事物与危险危害隔离。当然，这些危险和危害，也许来自外部，也许来自自身；也许是物质的，也许是精神的；也许是生理的，也许是心理的。保护呢，相应的也有保护、维护、呵护等等。
保护的方法很多。束之高阁，藏之名山，窖入地下，围入深院，置入器皿是保护；随人警卫，配以手枪防弹衣，居于无人知晓处也是保护。最简单的保护，比如古树上挂一块木牌，羊居处围一圈栅栏。这些分法，都是直观的简单的分法，科学一点讲，有亲情保护，集团保护；有自我保护，他人保护；有政抬保护，行政保护，法律保护；有武装保护和非武装保护。
一般地讲，保护与监护、管护（不是成人对未成年人的）不同，与狱警的保护更有天壤之别，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有信任，是因为有亲情关系或有利益关系，即便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协调或隔阂，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当然也有虽不信任也须保护的事例，这实际上是变换了看待事物的角度。从辩证法的角度讲，信任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信任可以使人自信自尊自强，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使人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积极入世，可以防止由于不信任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心理紧张、心理焦灼与焦虑、感情疏离、感情郁闷，可以消除人的对抗心理对抗情绪对抗举措，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对抗仇恨，减少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以此观之，“信任”功莫大焉，不可或缺。此论绝对没有错。
辩证法的要义就在于从两方面甚至多方面看问题。信任过度，就可能产生放纵。因此“保护”本身所含的管束、规范等意蕴，便是建立在适度的或曰科学的“不信任”上的。事实上，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是一种更为有效、更符合人性、符合事物发展的保护。因为不信任羊会吃狼，才建羊圈；不信任幼儿会完全自理，才由阿姨监护；不信任公民会人人时时事事慎独，才制定了各种法律法规守则。这种不信任没有轻薄轻慢亵渎污辱之义，是人性的善意的科学的。
对于共和国的各级各类干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无疑均是极其信任的，当然也有特定意义上的“不信任”。因为信任，所以委他们以治国治省治县等等的重任，委他们以改革开放，改变现状的重任；因为“不信任”，所以才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立了“监察厅”，才制定了若干的规定规范规则，才在严肃地查处干部党员的违纪违法事件。
当前的状况，不是太不信任，而是过于信任。因为信任，所以纪检监察的手段便跟不上；因为信任，所以事前的警示条款便不够具体，所以廉政建设便困难重重。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便宜了一部分人，却也危害了不少人。放纵的结果，便使他们毫无戒备地陷入泥坑，这实际上是“信任”名义下的不保护。看到十数年来那么多的新干部、老干部、新党员、老党员因为权、钱、色而栽了跟斗，犯了错误，蹲了监狱，使人闻之为之痛心。这些事例，从实践的层面上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事前的戒备警示，有效的制度有力的措施的建立与实行，才能将我们大家保护在违法违纪线以外，才是现代意义上最值得珍惜与倡导之“保护”。眼下要紧的是提高“不信任”度，并相应地制定具体办法，相应地采取具体对策，做好先小人后君子、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的工作，防止人的自我异化、自我毁灭与社会异化、社会毁灭。这项工作，是人类对自己负责，自爱、爱他的工作。做好它，功德无量！
1994.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