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所关注的是系统的理性而不是个人的理性[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34～39页。]。比如罗依·拉柏波特（Roy Rappaport）曾于1968年发表了《献给祖先的猪：新几内亚人的生态仪式》，那是一部研究人类生态环境、文化与仪式的经典著作。他成功地把生态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个叫做“新功能主义”的领域。他把文化定义为关联着生态系统的机制，因为在他看来，环境与文化综合作用的承载量和资源消耗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通过在新几内亚进行的田野调查，拉柏波特完成了仪式、宗教、生态的基础系统研究，这项研究又被定义为具有“共时性功能主义”性质的学说。他深刻地指出：一个社会所遵循的规则、习惯和群体文化系统，他们从系统和总体上来看是有意义的，而且他们可能也会与自然世界实现平衡。但是，作为个体的具体的文化参与者，他却并不一定具备这方面的知识。那些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事实上他们也许并不需要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生态系统规范了与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人口密度。
拉柏波特多方面表述，通过对文化因素的边缘化而突出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衡等概念，从而使他的研究和理论更接近于生态学，因此学者们将他的理论研究和贡献概括为生态系统论。相反，前述的斯图尔德则不同，他通过对文化概念的强调而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所以学者将他的理论研究和贡献概括为文化生态学。深入地评述拉柏波特的理论表现了一种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其不再去寻找特定物质文化的环境解释，而是去注意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整体平衡，因而，他的系统生态学同时也被称为“新生态学”和“新功能论”。
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化，文化生态学家们开始深入地思考所研究的社会。他们认为，那里不再是未受外部世界影响的孤立不变的系统，而是充满了变数，即有着文化变迁的文化系统。尤其是当被研究的群体正在经历着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急剧变化时，研究者就会被迫地、更多地直接关注他们是如何作出选择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一些生态人类学家便去更加贴近生活地研究，究竟人们是如何认识和联系周围的自然环境。这种趋势也引导着一些生态人类学家探索模式化人类决策的形式逻辑方法。例如一种“理想搜集理论”，其起源于生态学，曾用于研究食物分配如何影响鸟类搜集和社会组织的状况[Ingold，Timothy，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London：Rutledge，2000.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第34～39页。]。与此同时，一些生态人类学家则借鉴了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技术和理论，例如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和总体系统学等学科，他们试图促使经济人类学和生态人类学走向联合。伊丽莎白·卡史丹（Elizabeth Cashdan）于1990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游牧与农业经济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该书较好地体现了这种联合趋势。但是，正如中国青年人类学理论工作者张雯所注意到的，经济人类学与生态人类学的联合趋势，受到了一个有关人类本性和人类条件的非常难解的哲学问题的阻挠。对于此点，卡史丹也是毫不回避，她在自己编辑的论文集导言中指出，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在一个中心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差异，即：人们在作出选择的时候试图最大化什么？生态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们试图最大化的是“健康”，意味着给下一代作出好的基因贡献。然而，经济学家则认为人们试图最大化的是“效用”，通常指的是当前即时的满足[Cashdan Elizabeth（Ed.），Risk and Uncertainty in Tribal and Peasant Economie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0.]。或许是因为这一点，经济学与生态人类学很难最终走向联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生态人类学领域内，民族生态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世代居聚某个地域的民族如何认识自然环境现象，这是民族生态学所涉及的一个学术领域。民族生态学经常把视野放置于那些当地人的等级制度，因为等级划分制度往往暗示了环境状况，例如土壤类型、种植物、动物等。民族生态学关注的一些重点是，生态系统研究、系统机能和能量的流动。这些研究方法需要一些计算项目，例如热量、蛋白质消耗量的评估等。一些学者深入细致地在这些方面思考，形成了一些有别于生物生态学研究的理念，它们包括承载量、环境限定因素、自我平衡和适应制度等。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侧重于具体人与动植物关系方面的研究，一些人类学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创建动植物清单，并且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框架，但是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民众制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此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采用其他的一些科学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虽然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其研究目的却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及其深层结构。民族生态学采用了这些方法论的转变，最终的结局是转化形成了一门认知人类学[Nazarea，Virginia D.Ethnoecology：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9.]。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正如中国张雯所指出的那样，民族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环境决定论的反面。因为，民族生态人类学家主张，文化对于环境具有决定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人们界定环境来实现，即对环境赋予一定的意义和真实性来体现。但是，这样的社会建构论显得有些极端，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而且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其被视为“非主流”的生态人类学。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出现了“过程论”的生态人类学。该理论采用了“行动者模式”的观点，其将分析重点从社会结构转向社会过程，同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观点，由此深化了分析与结果。以上两种学说克服了旧生态人类学理论的弱点，这些学说为80年代后环境人类学的出现做了铺垫[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第34～39页。]。
总之，生态学是一个边缘学科，人类学领域里生态系统概念的存在为其理论增加了新的光彩，同时，生态学调查又为人类学注入了不同元素的活力。因此，生态人类学可以说是人类学与生态学的完美组合。一方面，人类学知识推进了生态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生态学的引入也为人类学增添了新鲜的、科学的视野。生态人类学理论对建立人类可持续发展变化模式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由于存在这些历史的学术成果，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人类学在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成功地转向为环境人类学。几乎同期，一些人类学家做了不少对原始部落在生态学范畴内的调查研究，他们由此认识到诸多隐秘的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知识。例如，20世纪90年代，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开发导致了很多问题，对那些问题的研究提升了人类学家们的感知能力，从而为现代环境人类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现代环境人类学
与早期生态人类学相比，现代环境人类学除了更多地关注环境的理论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对环境问题的应用研究。在社会实践之中，环境人类学家虽然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法有限，但是他们从地域性观点到全球性视野的研究路径是开放与有活力的，这样有助于把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线索联系起来，从而对科学地处理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难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环境人类学还突破了原来的“文化孤岛”的研究方式，从而关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对不同主体的环境话语和实践进行分析，这里的不同主体包括当地人、政府、企业、非政府机构等。现代环境人类学新的研究视角，突破了传统生态人类学探讨的主题，使之不再局限于“环境适应”和“当地智慧”[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第34～39页。]。相反，这门新学科的研究与更多主题的讨论广泛相连，例如，发展主义与现代性、知识与权力的生产、统治与抵制技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环境问题一直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存在。不同的文明时期，其环境问题的表现有所不同。例如，“可持续发展”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指导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人类应用文化的调适作用而研究的成果，也是借鉴了一些生态学的原理，属于新的生态文明理论[崔明昆：《文明演进中环境问题的生态人类学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The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中，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ker-Establishment Characteristic Database，WECD，或者称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于《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其定义，经1992年6月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而为各国所接受。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生态人类学，现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大方面的协调与适应，因为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研究在对环境危机根源进行探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方法，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人类只有尊重并正确理解自然价值，才能建立一个新的生态观、发展观和价值观，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最终目标，因此，这也是现代环境人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英］杰拉尔德·G·马乐腾著，顾朝林译校：《人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环境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仅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更多地给人类对物质资料的需求带来了新的欲望和冲动。正是这种欲望和冲动促使工业发达国家利用人类发明的新技术盲目地快速开发、利用本国资源，而当本国的资源不能完全满足欲望时，他们就用欺骗、战争等非市场手段掠夺整个世界的资源。在这个现代物质和技术文明扩散的过程中，一方面，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把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撒到了被他们侵夺资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全球化进程，尽管在许多时候这并非是他们主观上的自觉和自愿；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带给了世界，使得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而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人类无限制的物质欲望下，疯狂地发展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会给后代人的发展带来制约和生存环境的艰难？[Haenn，Nora and Richard Wilk，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and Sustainable Liv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West，Paige，Conservation is Our Government Now：The Politics of Ecology in Papua New Guine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