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刘半农先生和周作人先生的信。刘先生第一信云：“无忌先生：岂明转到尊札，事多未能即复，甚罪甚罪。曼殊三翰，均民五冬季所写，其时弟居上海，彼则驻锡西湖也。香港学校，弟亦不甚了了，惟皇娘为Queen之意译，则可断言。当时曾问曼殊，尊译可恶剧乃尔？彼言俗物俗译，庶彼此相当耳。香港大学，弟所知只有一所，初是书院，后改大学，或者汉文译名，初是皇仁，后又改为‘香港’。此事最好向香港友人一询，如不得便，英人所编《中国年鉴》等书中，容亦有之。先生有意裒辑曼殊著作，并及其友朋赠答诗文，甚盛甚盛。惟有一事奉恳：曼殊死时，弟曾作一白话挽诗，载《新青年》中。此诗甚劣，弟《扬鞭集》中已经删去，将来先生集稿时，亦希万勿收入为祷。此请著安，弟刘复顿首。三月二十一日。”第二信云：“无忌先生：承赐《曼殊诗集》一册，多谢千万。曼殊致弟第二函‘以慰岑寂’下署‘古历十一月二十三日玄瑛顿首顿首’，已见《语丝》。‘有新制望寄一二’下无所署；又首函函面写‘西湖凤林寺侧陶社苏玄瑛寄’，邮印为‘十二月十日’；次函写‘西湖凤林寺侧陶社昙缄’，邮印为‘十二月十七日’；三函写‘昙缄’，邮印为‘十二月二十五日’，凡此琐琐，不识于公亦有用处否？尊撰《曼殊友人记》精密确实，甚佩苦心。弟所作悼曼殊诗，如先生必欲一用，亦无不可。但望注明此非弟惬意之诗，重先生之请，故愿留丑耳。曼殊别有致弟Xmas Card一事，面上纯白地，绘金卍字一，甚雅妙，将来全集出版，或可借作封面图案。惟卍字下又有英语Good luck两金字，及With every good wish……等黑字十余，则甚讨厌，非删去不可。十年前住上海甚久，竟无缘与尊翁先生一晤，便中尚望为弟多多道候是幸。此问起居，刘复顿首。”周先生第一信云：“无忌先生：《曼殊诗集》四页《本事诗》第五首，查沈尹默先生写本作‘桃腮檀口坐吹笙’，似于义为长，又第一首末句沈写本作‘那堪更听入云筝’，则明系错误，日本有二弦琴名八云筝（Yakumo-goto），惟平时很少弹者耳。五月十日，周作人。”第二信云：“无忌先生：承惠赐照片，谢谢。‘桃腮檀口坐吹笙’，照上六字看来，当为‘笙’无疑，因‘筝’当云弹，而‘桃腮檀口’又明指‘吹’也，虽然在事实上日本绝少吹笙的人。沈君系根据黎稚鹤君（世蘅）所有抄本，便中当一问之，再行奉告。曼殊照片不但穿华服，而且还着朝靴，更妙也。五月十八日，周作人。”
陈仲光先生来信讲，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高语罕所编的《白话书信》内，有以下的一段：
故曼殊大师说：
林氏所译之《茶花女遗事》，约在甲午、乙未间；当时林氏悼亡在沪上，寓陈季同家。陈见其郁郁寡欢，因语之曰：“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我国，不胜于愁眉对坐耶？”译写情小说于悼亡时，正如画家作画于窗明椅净间矣，宜乎其有此神来之笔也。
迨此书一出，风行大江南北，林氏恍然大悟，知译书之可以致富，故此后之林译，虽汗牛充栋，亦皆如夏德Hirth先生所评之西洋画矣！吾非好为尖刻之语以伤人，诸君但检近年林氏所译小说，与《茶花女遗事》一较之，当知吾言之不谬。——见曼殊大师《给每周评论编辑部诸君评林纾文字的信》。
此信口角尖薄，不像曼殊的笔墨，我屡次引为疑窦。最近在上海看见程演生先生，他说：“当时一封信，乃梁曼殊所写，非出苏曼殊手。”并且，据演生先生讲，《每周评论》在北京出版的时候，我们的苏曼殊，早已逝世了。这是高语罕弄错的，我们应为辨正。
陈先生另一信中，又节录《明星画报》上署名亭亭所撰的《秋夜偶怀》一则，其文如下：
前年春，挚友吴公自江户来，赠予曼殊上人所编之《汉英诗集》一册，厚可五分，底面均黝黑，印刷绝精，盖非出自国人手。惜予去夏回里，行箧中竟为宵小窃去。年来忧患频经，记忆全失。惟开卷之第一页，印福王小影，尚模糊脑际。下并书一绝云：“《玉树》歌残迹已陈，南朝宫殿柳条新。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英雄爱美人。”此册为上人印以赠友者，坊间竟不得见。
原文所谓“《汉英诗集》”，实际上就是《潮音》，卷首有铜版一幅，似是六朝石像的摄影，下题“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十四字。《潮音》有湖畔诗社翻印本，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寄售，此幅却被删去了，不知是甚么缘故。此十四字是清代某君所做的《桃花扇传奇题词》，可惜《桃花扇》不在手边，无从考查其姓名。据我的记忆，上半首也和亭亭所录的吻合。大概亭亭从《桃花扇》上见过此诗，遂疑《潮音》亦录全首，又误“不爱江山”为“不爱英雄”，并误石像为福王小影了。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创造社出版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一期上，有郁达夫先生的《杂评曼殊的作品》一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京《语丝》社出版的语丝第一百三十五期上，又有周作人先生的《答芸深先生》一文。前者不满于曼殊的小说，后者又说曼殊思想的不高明。现在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无忌给我的信，摘录一段在下面，也算是我们对于郁周两文的意见吧。原信如下：
郁周论曼殊文，周文未见，只由你来信上略窥大意。郁文亦匆匆未细看，似于曼殊小说不满，我记得有一处讲的，乃原是为胡寄尘所硬改的《断鸿零雁记》末段。又，曼殊的小说，想把现代小说作法的论理去批评他，自然经不起批评，也好似沙士比的剧本，原不能把三一律的论理相范围。这种批评一面不懂得时代的关系，一面又不知欣赏文字间流露的美丽，只斤斤于小说的结构。至于把文学视作有关风化的器具，虑讲曼殊于青年有坏影响，这种观念更太幼稚了。周以曼殊思想是旧道德，有产阶级，这是一方面的观察；殊不知曼殊亦曾做过《女杰郭耳缦》等文，高声喊革命与无产阶级起来。（我举这个例，不过表明曼殊思想的另一方面，也很有血气热诚，或许可稍慰如芸深君者于万一；我并不是讲，而且完全不赞成，即一种以为有革命色彩的才算是文学，而别的都不应提倡。周信上讲得很对，文学并没有什么阶级可分——文学亦不必偏重那一阶级或精神，虽在文学内可照映出作者的时代与阶级。）总之，我们以为值得介绍的是曼殊在文学上的工作，不是他的思想；我们不是把曼殊当作先知，当作耶稣、穆罕默德，或甚至孙中山列宁等，而崇拜其思想，提倡其主义，我们是把他当作歌德拜伦等一流人物，享赏他的诗文，阐扬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维特》出版后自杀者纷纷，然而其在文学界地位并不以此降低，更况曼殊的思想亦没有那样颓荡。（我始终主张“文学为文学”的主义，亦所以始终不赞成现今乱嚷的所谓革命文学、血泪文学，甚至于投机文学也。文学一成工具，这还像什么文学？）至于曼殊作品，大多在大清帝国末年，那时的观念本不过如是，即其为旧道德，为有产阶级思想，亦不能以此抹杀曼殊。我们不以忠君的思想降贬杜甫，我们亦不因醇酒妇人的颓废趋向而不读李白的诗——我不知道他们通晓人类学与否，然而他们毕竟是伟大的诗人。曼殊已是过去的人物了，在他诗文中我们找到清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现。我们研究他，在杂志上讲他，正因为他的作品已不是现代的作品，值得后世为他盖棺论定。我们决不提倡他当时的思想与诗文，作为新青年的路灯，我们亦不欢喜现在有人还在写《断鸿零雁记》，虽则在曼殊当时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它的价值将永久在文学史上提起。倘若抱了杞人之忧，以曼殊思想于现在不合，虑其影响于青年不好，而反对研究其生活及文学，这种见解实在不大而且太不高明了。拜伦为英人所逐，尸归故国，请葬于Westminster寺院而不准，呜呼！……
全文一九二七年十月起草
一九二八年二月完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