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辉光
我爸我妈真有趣，两个人放着大学老师不当，跑去美国端盘子。
我爷爷说：“人各有志。”
我爸我妈在纽约站稳了脚跟，自己开餐馆当老板，雇后到美国的同胞端盘子，在那里搞中国人接力。
我爸我妈已拿到了绿卡，要把我接去美国读书。
我说：“我去了爷爷怎么办？”
我爸我妈要连根拔，把爷爷也接去美国。
爷爷对我说：“你这小子，不想去就说不想去，别扯上我，拿我当挡箭牌，我哪儿也不去。”
我说：“我是真的放心不下你，爷爷。”
爷爷说：“得得得，统统走，去了再回来寻根，投资，当大使。”
爷爷干瘪干瘪，满头霜色，皱皱的苦瓜脸，是退休中学老师。爷爷说：“带你去北京看看，看了北京再走。”
爷爷也没去过北京，也想看看北京。可到了北京才发现钱带少了，犯了个致命错误。我问：“还有多少钱？”
爷爷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说：“还有1236块5毛。”
这点儿钱刨去两个人返程路费所剩无几，怎么游玩？弄不好还回不了家。
爷爷说：“得精打细算了，住店只能住招待所了，吃饭只能吃大饼了，外出只能坐公交车了。”
北京很大，辨不清东西南北。北京人文明，挺耐烦，告诉我们去天安门乘公交车怎么走，乘地铁怎么走，问也不问为啥不打的。一眼看出这一老一少手头拮据，是落难之人。
本来计划在北京玩一个星期，由于经费不足，只待了一天，草草看了下天安门和故宫，第二天一早，便买两斤果脯提着上火车回武汉了。
竟有这种事，真是糊涂爷爷。
爷爷说：“重要的是去了北京，这就行了，多玩一天少玩一天没什么。”
我问：“为什么不多带点钱？”
爷爷说：“我以为钱够了，也怕带多了露富。”
其实不差钱，钱有，爷爷有退休金，我爸我妈还从美国汇来钱。只是爷爷不懂得花钱，爷爷吃米要吃糙米，说现在的好米没嚼头，要我去饲料店买糙米。饲料店阿姨问：“你家养几多鸡子几多鸽子？买这么多饲料。”
我说：“人吃的。”
“你家生活蛮困难？爸爸妈妈都下岗了？”
我没拿美国吓唬她，只说爸爸妈妈没下岗。
爷爷78岁了，还蹬自行车去批发市场拉整箱的水果，这要比商店买划算些。水果拉回来，打开箱找出有点烂的先吃，不烂的不吃。天天如此，天天吃烂水果。
爷爷买什么都买便宜的，不便宜不买。爷爷衣服破了自己补，现在还穿打补丁衣服的人，恐怕只有我爷爷了。甚至袜子破了也补，还生活在艰苦年代。
我们家没奶奶，我没见过奶奶，爷爷说奶奶死了40多年了。
我问：“怎么死的？”
爷爷说：“病死的，能怎么死？”
“奶奶什么样子？”
“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
“为什么家里没一张奶奶的照片？”
“以前谁照相？！”
爷爷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什么都知道。40多年前奶奶没死，现在死没死不知道。
奶奶也是中学老师，和爷爷同一所学校。那年月，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个个运动整人，整了一批又一批。有的人次次运动挨整，人称“老运动员”，爷爷便是一名“老运动员”。开大会表革命决心，爷爷念稿子发言说：“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老师！”
奶奶是造反派头头，坐主席台上主持大会。奶奶唰地站起来，挥舞手中的红宝书，高声说：“最高指示：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韩福民！你把这句再念一遍！”
爷爷拿着稿子，知道不妙，但也只有念。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清，会场却轰动了，什么？你要当伟大领袖的老师？哈哈！这家伙够狂，天下第一狂。
这话是说错了不是？学生可以说“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战士可以说“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医生可以说“做毛主席的好医务工作者”……似乎哪行哪业都可以这么说，唯独老师不行，你能当伟大领袖的老师？笑话。爷爷写发言稿时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但一想自己是老师，想到“人民教师”，便写了。
其实爷爷念这句时没人在意，会场平静，要不是奶奶警惕性高，便念过去了，爷爷没事。那时讲彻底革命，讲阶级斗争，讲大义灭亲，奶奶立即宣布改表决心会为批斗会，把爷爷拉出去斗得死去活来，将爷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奶奶这样做，是因为爷爷是“老运动员”。爷爷为什么成了一名“老运动员”呢？因为爷爷有历史问题，爷爷当过国民党兵。那是1948年秋，正读初中的爷爷，被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抓丁当伙夫。
爷爷逃跑，被捉回去打得死去活来，腰椎被打断两截，至今腰部中间的地方还有两块骨头高高隆起，像起伏的山峦。每当变天时，便隐隐作痛，表明历史问题客观存在。
爷爷不能弯腰，一点也不能弯，腰总是挺直的。挨批斗时别人喝令他弯腰，腰无法弯。别人说他不老实，态度顽固，硬压他弯腰，压得他骨头啪啪响。
有同事揭发爷爷：“他将学生作业写‘人心向北’，改为‘人心向背’，要人不要心向北京，反动透顶！”
爷爷说：“那是成语填空！”
“狡辩！不许狡辩！打倒韩福民！”会场一片吼声。
又有人揭发：“他上课讲‘暮’字，说是草遮住太阳，何其毒也！”
那时太阳是毛主席。
爷爷说：“那是解字，我也讲‘幕’、‘墓’、‘慕’和‘募’。”
“还狡辩！”有人呼口号，“韩福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全场跟着呼：“韩福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奶奶也揭发爷爷：“他还在家里‘解字’，说‘耄耋’就是毛主席老了！”
爷爷说：“不是你说‘耄耋’俩字不好记，爱写错吗？”
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进驻学校有个叫黄胖子的工宣队员怒不可遏，采取革命行动，冲过去给了爷爷一拳，打断了爷爷的两颗门牙。
牙齿没被打掉，而是从中间折断。既然牙根如此坚固，牙身为什么那样脆弱，不堪一击？爷爷始终琢磨不透。
爷爷至今两颗门牙还是断的，说话不关风。我要爷爷去做烤瓷假牙，要不了多少钱。爷爷伸手摸摸背后隆起的腰椎，说这是庐山；咧咧嘴露出折断的门牙，说这是仙人洞，有名景点，要保持，不愿做烤瓷假牙。
爷爷用镜子照仙人洞，却照不见庐山。爷爷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山在身后面。”
爷爷掀起衣裳背过身给黄胖子瞧，他说，看见了吗？那坎坷是国民党反动派给留下的，深仇大恨哩！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我被迫在国民党军队煮5个月的饭，枪都没摸过，怎么对人民犯下罪行？
爷爷说：“事实是我1949年2月5日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加入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不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又成为一名最可爱的人……”
黄胖子说爷爷始终不认罪不服罪，态度顽固，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是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奶奶为了站稳立场，划清敌我界线，和爷爷离了婚。
那年我爸10岁，我爸认为爷爷不是坏人，坚持跟爷爷。爷爷被发配到农村，我爸跟着到农村。我爸放牛被牛掀翻，左屁股上至今有一块伤疤，我爸至今怕牛。
奶奶为了彻底革命，为了和工人阶级结合，嫁给了工宣队员黄胖子。
黄胖子是肉联厂工人，死了老婆，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奶奶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要，跑去当别人家两个孩子的后妈，真够革命的了。
有一次我问爷爷：“奶奶到底啥模样？”
爷爷说：“军服、军帽、军鞋、军腰带、军挎包，英姿飒爽。”
“爷爷你想不想奶奶？”
爷爷没作声，扭头望窗外。窗外天阴下来，开始刮风，尘土飞扬。爷爷用手捶几下腰背，天又要变了。
爷爷有时腰疼得相当厉害，躺床上直哼哼。隆起的两块腰椎骨还在长，爷爷用手摸，说他感觉得到庐山地表在上升。爷爷说，那是他第三次逃跑被捉回来后，一个弟兄用枪托打的。本来要一枪崩了他，但崩了又没人做饭，才没崩。
我还真不能去美国，去了爷爷谁照顾？
有天中午，爷爷腰疼得受不了，我给他按摩。爷爷说不中，疼起来什么都不中。我要爷爷上医院。爷爷说医生能把骨头怎么样。爷爷翻了个身，我发现爷爷肚脐眼左上方有两条蚯蚓似的红印子。以前只见爷爷背部，没注意爷爷的肚皮，不知肚皮上有这东西。我凑近仔细瞧，不像是肚纹。
爷爷见我研究他的肚皮，边呻吟边说：“那是长江、黄河。”
两条相隔三指宽各有几厘米长的红印子弯弯曲曲，上细下粗，直伸延到腰带底下，还真像地图上流入大海的长江、黄河。
爷爷说：“上面那条是黄河，下面那条是长江。”
我伸手摸摸，红印子硬硬的，高出肚皮许多，又像是河流的堤坝。
我问：“怎么有这东西？”
爷爷说：“你说长江黄河是怎么有的？”
“长江黄河本来就有。”
“这也本来就有。”
我撩起衣裳看看自己的肚皮，光滑滑的连条小溪也没有。
爷爷说：“小孩没有，老人才有。”
“老人都有吗？”
“是的，老人都有。”
我半信半疑，跑去街上看老人的肚皮。武汉的盛夏，烈日如火，树上知了吱吱叫，看老头肚皮不难。一家门前有个打赤膊的胖老头靠在躺椅上闭目午休，一把芭蕉扇盖着西瓜肚子。
我轻手轻脚上前，正要移开那芭蕉扇，被胖老头一把抓住，喝道：“你这小兔崽子！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看看你肚皮上是不是也有长江、黄河。”
胖老头坐起来说：“你胡说些什么呀。肚皮上哪来的长江黄河？”
芭蕉扇从西瓜上滑落，西瓜圆溜溜的，并没有长江黄河。
我说：“我爷爷肚皮上有长江、黄河，我爷爷说老年人都有。”
“你爷爷是谁？”
“我爷爷叫韩福民。”
胖老头一愣，立刻松开手，两眼直直地盯着我。过了好大一会儿，胖老头才说：“那是你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捅了两刀。”
我哭着跑回家，一路叫着：“爷爷！爷爷！”后来才知道那胖老头正是当年打断爷爷两颗门牙的人，也就是奶奶为了革命而改嫁的人。
大约过了两个月，一天上午9点多钟，有人敲门。爷爷打开门，只见一个枯槁老太婆站在门外。爷爷问：“你找谁？”
老太婆说：“找你，你不认识我了？”
爷爷端详半天，才认出是奶奶。爷爷迟疑片刻，侧身让奶奶进屋，俩人隔桌而坐。
奶奶说：“黄胖子告诉我，你就住这一带。黄胖子女儿住这里，他有时来看女儿。我找你和孩子找了几十年，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们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爷爷说：“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奶奶望着爷爷，目光空洞而苍茫。爷爷微低着头，避开奶奶的目光。
“那些年，你和孩子是怎么过来的？”
“下放农村十年，打倒‘四人帮’才回来。”
“你遭了不少罪。”
“大家都遭罪。”
“丁丁呢？”
“他和媳妇去美国了。”
奶奶说我像我爸，问我叫什么名字、读几年级、学习怎么样？爷爷一一代我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奶奶问：“你一直一个人？”
爷爷说：“是的。”
奶奶说：“我和黄胖子第三年便分开了，也一直一个人。”
“是吗？”
“看来你精神不错。”
“是吗？”
奶奶想我过去让她搂一下，我没动。爷爷叫我过去，我才过去。奶奶蹲在地上，搂住我，把头埋在我胸前，呜呜地哭了起来。
像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奶奶找到爷爷后不久便病逝了。
奶奶一个人住黄浦路一条挺深的巷子里，屋里阴暗潮湿，有股霉味儿。奶奶因为“文革”中跳得高，后来被开除公职。奶奶没其他亲人或亲人远离，后事由爷爷料理。
抽屉里有奶奶一张一寸的登记照，爷爷拿去放大后搁在奶奶坟前。
已是落叶纷飞的十月，扁担山一片枯黄，秋阳淡淡，风儿瑟瑟，陵园里密密麻麻坟挨坟，阴气逼人。爷爷望着相框里的奶奶，奶奶也望着爷爷，爷爷忍不住放声大哭。我第一次见爷爷哭，而且是这样大哭。人们拿眼朝爷爷望，见相框里奶奶的照片，知道老头子是哭老伴，不知是怎样一对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恩爱老夫妻。
其实爷爷哭的不是奶奶，也不是哭他自己。爷爷说他是幸运的，他还活着。爷爷哭什么？爷爷说不哭什么，只是想哭。
爷爷雇两个工人用砖头、水泥和沙给奶奶造屋，直到太阳落山。走出陵园，爷爷说歇一歇，在路边一个土堆上坐下。爷爷喘气，感到很累。奶奶的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去，使爷爷一下衰老了许多。
爷爷回头眺望，沉浸在暮色中的陵园朦朦胧胧，缥缥缈缈，似梦似幻，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爷爷对我说：“你到了美国，不要告诉那两个美国人，说奶奶回来了，又永远走了。”
自从拿了绿卡，爷爷不再说你爸你妈，而是说那两个美国人。
我问：“为什么？”
爷爷没回答，起身继续朝前走；捶了捶腰背，庐山又活动了，又要变天了。
选自《儿童文学》（经典）201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