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罗文
为了我们的祖国更美好，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不管我们伟大也好，渺小也好，都让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推动自己的事业吧。
——霍雷斯
去往古巴
“在哪儿，”麦金莱总统问军事情报局局长阿瑟·瓦格纳上校，“在哪儿能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在华盛顿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叫罗文的陆军中尉，他可以替你把信送给加西亚！”上校很快回答道。
“派他去！”总统下命令道。
美国正在与西班牙交战，总统急切地希望得到有关情报。他认识到美国军队必须和古巴的起义军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胜利。他需要掌握西班牙军队在岛上的部署情况，包括士气、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性格、古巴的地形、一年四季的路况，西班牙军队和起义军及整个国家的医疗状况、双方装备。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了解在美国部队集结期间，古巴起义军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困住敌人，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情报。
总统的命令就三个字，如同上校的回答一样，干脆果断。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一小时以后，时值中午，瓦格纳上校通知我下午一点钟到军部去。到了军部，上校什么也没说，带我上了一辆马车，车棚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行驶的方向。车里光线幽暗，空气也很沉闷，上校首先打破了沉默，问道：“下一班去往牙买加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我觉得他又要和我开什么玩笑了，也就没把他的问话当真。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出去打听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告诉他，一艘名为艾迪罗德克的英国船次日中午将从纽约起航。
“你能搭乘那艘船吗？”上校紧接着问。尽管我一直认为上校是在开玩笑，我还是肯定地回答了他。
“那么，”我的长官说，“你就做好乘船出发的准备。”
接着，他严肃地说：“总统派你去古巴，给加西亚将军送一封信，他在古巴东部的一个地方，我命令你把信亲手交给他，信中有总统的重要指示。记住，任何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不允许携带，你知道，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和教训太多太多了，例如独立战争中的内森·黑尔和美墨战争中的利奇中尉，他们都是因为随身带的一些东西暴露了身份而被杀害的。他们不仅自己遇害，同时，也使敌人探得了我们的机密。我们绝不能再冒险了。这次，你绝不能出丝毫差错！”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瓦格纳上校不是在开玩笑。
“到了牙买加，有古巴军方联络处的人安排你出发。后面所有的事情就靠你自己了，我这里没有其他具体的指示了。”上校接着说，“下午就去做准备。军需官哈姆菲里斯将送你到金斯敦上岸。之后，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宣战的话，你带回的情报将是我们整个战略部署的依据，否则我们将无所适从。这项使命就全权由你负责，你重任在肩，必须把信交给加西亚。火车午夜出发，祝你好运！”瓦格纳上校紧握着我的手，又再三叮嘱道：“一定要把信亲手交给加西亚！”
回到住地，我详细地思考着这次任务所需准备的各项工作，仔细打点着行装。在我接受的任务之中，这次任务无疑是最重大的。沉重的使命感让我不敢有丝毫大意，我一遍遍整理着随身携带物，哪怕是一枚纽扣我也力图不带上美国的印记。尽管我有足够的信心完成任务，但此时心中仍旧有些忐忑不安。显然，我的责任重大，尽管美西战争还没有爆发，就算我到了牙买加也有可能还没有爆发。但西班牙的情报机构早就盯上了美国，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旦我的身份暴露了，或者西班牙人知道了我的行动目的，很有可能会促使西班牙对美宣战，而使美国处于被动地位。如果现在两国就已经宣战了，我的担心反倒不会这样严重，尽管那样的话也不会减少我所面临的危险。
我知道，军人的生命属于他的祖国，但他的荣誉掌握在自己手中，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我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指示，除了要求我“把信送给加西亚”，并带回那些宝贵的情报。
我不知道秘书是否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案，现在军情急迫，十万火急，我已无暇顾及这些，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才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第二天中午12点1分，我开始了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历程。
在牙买加
我乘坐的那班火车午夜零点零一分离开华盛顿，我不禁想起了那个说星期五不宜出门的古老迷信。虽然火车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了，但是我出发的时候是星期五。我猜想，这可能是命运安排我星期五出发吧。但是，当我的大脑开始考虑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就忘了这件事，而且直到后来也没有再想起过，到现在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艾迪罗德克号准时起航，一路上风平浪静。行程中我尽量和其他乘客保持距离，唯独后来认识了一位电机工程师，我们一路为伴。他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总是和其他乘客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不告诉他们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有几个幽默的人就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冷漠的人”。
轮船进入古巴海域，我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我身上带有一些危险的文件，是美国政府写给牙买加官方证明我身份的信函。如果轮船进入古巴海域前，战争已经爆发，根据国际法，西班牙人肯定会上船搜查，并且逮捕我，把我当做战犯处理。这艘英国船也会被扣押，尽管战前它还挂着中立国的国旗，从一个平静的港口驶往另一个中立国的港口。
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把文件藏到头等舱的救生衣里，看到船尾绕过海角才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9点，我踏上了牙买加的土地，四处设法找到了古巴军人联络处。牙买加是中立国，古巴军人的行动是公开的，因此我很快就和他们的指挥官拉伊先生取得了联系。在那里，我和他及其助手一起讨论如何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4月20日，我用密码发出了我已到达的消息。4月23日我收到密电：“尽快见到加西亚将军。”
我立即行动起来，烧掉了电文，销毁了一切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准备完成我的最后使命。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可能随时都会遇到危险，随时都会送掉性命，然而军人的职责让我没有丝毫的气馁。最后的行动方案仍旧没有确定下来，未来的变数仍然很多，我来到古巴军方联络处，准备与拉伊再一次商量行动的路线。当我来到联络处时，古巴的一些流亡人员正在等着我，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我之前见过的，他们也许不是联络处的人。正当我思考究竟该如何行动之时，一辆马车飞驰而至，车夫用西班牙语大声叫道：“快！快走！”紧接着，不容分说，我被那些陌生的面孔连拉带扯地带上了车。我最为惊险、最为奇特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马车夫沉默着。马车飞奔着，飞过了迷宫般的金斯敦大街，飞向了城郊、农村。它好像知道我要给加西亚将军送信，而它的任务就是尽快走完这段路程。马车驶进热带雨林，然后穿过沼泽，又驶上公路，终于停在了一片丛林边上。我被换到另一辆早就等在这里的马车上。
我感到很奇怪，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似的，没有一句废话，甚至连一秒钟都没耽搁。我又踏上了征程。
第二位车夫和第一个一样默不做声，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满脸专注地坐在车驾上，任凭马车飞奔。我们经过了一个西班牙城镇，沿着克伯利河谷进入岛的中央，那里有条路直通加勒比海圣安湾碧蓝的水域。
车夫仍然沉默不语。虽然沿途我三番五次试图和他搭话，但他似乎不懂我说的话，甚至连我做的手势也不懂。马车在大道上一个劲儿地飞奔。地势越升越高，空气就越凉，清爽异常。太阳落山时，我们到达了一个车站。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乌木从河道的斜坡上朝我滚下来呢？难道西班牙当局料想到我会来这儿，提前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安插了牙买加官员？这种情景让我有些紧张，但当一位年老的黑人慢慢走到我的马车前，推开车门向我推销他的炸鸡时，我才放下心来。当地人说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个别的字句。但我知道，古巴人将非常感激那些全力帮助他们获得独立的外国人。
我的车夫非常沉着地站在一旁，他既不对黑人手中可口的炸鸡感兴趣，也不对别人的谈话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坐的那辆马车又换了两匹马，驾马车的人用力挥鞭，两匹马拉起马车飞快地跑了起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向那位老人道谢，只好坐在马车上向他喊道：“再见，大叔！”一路上，虽然我对自己职责的严峻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赶路要紧，但是我还是不禁要慨叹，这里夜晚的景色和白天的一样迷人。真是各有千秋：白天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夜晚萤虫飞舞，星星点点，仿佛进了仙境一般。但是我还是很快从美景中清醒过来，思绪又回到我肩负的责任上。
马车飞奔，就在马的体力渐渐不支的时候，丛林中突然传出一声哨响，马车停了下来。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仿佛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一下子包围了我们。我倒不怕在英国地盘上被西班牙军人拦截，只是事情突如其来，着实让我紧张了一下，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行为破坏了牙买加的中立性，肯定不允许我继续前行。还好，只是虚惊一场，他们说了几句话就让我们走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一座房屋门前停了下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屋子只显示出它的轮廓。等待我们的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游击队的人都坚信人应该无所顾忌地吃好东西。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杯牙买加朗姆酒。虽然我们已经大约行走了九个小时，七十多英里，换了两班人马，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疲倦，只觉得这杯朗姆酒是那么令人愉快。接下来就是相互介绍。从隔壁屋子进来一位又高又壮、看起来十分果断的人，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有一只手少了一个拇指，这是一个在紧急关头可以依赖，任何时候都可以信任的人。他诚实、可靠的眼神显示出他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他从墨西哥来到古巴，由于对西班牙旧制度提出质疑，被砍掉一个指头流放至此。他名叫格瓦西奥·萨比奥，负责给我做向导，直到把信送到加西亚将军手里为止。另外，他们还雇请当地人将我送出牙买加，这些人再向前走7英里就算完成任务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助手”。
休息一小时后我们继续前行。离那座房子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又有人吹口哨，我们只好停下来，下了车，悄悄地走过一英里的荆棘之路，走进一个长满可可树的小果园。这里离海湾已经很近了。
离海湾50码的地方停着一艘渔船，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突然，船里闪出一丝亮光。我猜想这一定是联络信号，因为我们是悄无声息地到达的，不可能被其他人发现。格瓦西奥显然对船只的警觉很满意，做了回应。
接着我和军人联络处派来的人匆匆告别，至此，我完成了给加西亚送信的第一段路程。
海上惊魂
当我们蹚着水，上了小船后，发现船舱里堆满了货物，格瓦西奥掌舵，我和另一个人摇橹。我跟格瓦西奥说，希望能够尽快走完余下的3英里，以免再遇到什么麻烦。他却告诉我，这里风力不够，快不起来。
毫不隐瞒地讲，在我们扬帆出海后，我心里的确有过十分焦虑的时刻。要知道，在离牙买加海岸3英里以内的地方，如果我被敌人捉住，不仅无法完成任务，而且生命会危在旦夕。我的朋友只有这些船员和浩瀚的加勒比海。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海岬，正赶上微风，险象环生的第二段行程就这样开始了。
说实话，此时不能有丝毫的麻烦。在这里，我孤立无援，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两位船员和加勒比海。
向北100英里便是古巴海岸，荷枪实弹的西班牙轻型军舰经常在此出没。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舰上装有小口径的火炮和机枪，船员们都配备有毛瑟枪。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多了，这一点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如果我们与敌人相遇，后果肯定不堪设想，他们只需随便拿起一件武器，就会送我们“回老家”的。
然而，无论碰到千难万险，我都必须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必须找到加西亚，并把情报传递给他。我们的行动计划，就是把船停在距离古巴海岸3英里之外的海上，等到太阳落山，天色暗下来之后，再挂起船帆或靠划桨，快速驶到岸边的珊瑚礁后面，一直在那儿躲到天亮。如果我们被抓住，因为我们身上没有带什么文件，敌人可能都懒得审讯我们，而直接把我们扔进大海里。载有鹅卵石的船离岸越来越近，不时漂过的死尸，让我们这些目击者感受到现实的残酷。
白天的时候，海面空气新鲜宜人。我正想休息一会，突然听到格瓦西奥的一声大喊，我们全部站了起来。原来西班牙的军舰正从几英里外的地方直冲我们驶来，同时下令我们停航。
我们都躲了起来。只有格瓦西奥若无其事地待在甲板上，他让船只行进的方向与牙买加海岸保持水平。
“这样，他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个从牙买加来的渔夫，也就放我过去了。”格瓦西奥冷静地分析。
正如他所料，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年轻的舰长用西班牙语喊道：“钓着鱼没有？”我的这位向导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道：“没有，忙了一个早上，鱼就是不上钩！”敌舰离开后，格瓦西奥让我们重新升起船帆，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位先生想睡觉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好好睡了。看来危险已经过去了。”我放下心来躺在船舱里，一夜的紧张实在让我太疲劳了。一放松下来，睡意浓浓地把我淹没。我沉沉地睡了一个好觉。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天晴海阔，眼前海水湛蓝，山海之间，风景无限，但此时的我无心欣赏这山水之美。我时时提醒着自己，距离登陆时间越来越近了，无法预料的危险随时都会出现在眼前。
金色的夕阳洒落在远处的拉格斯特山上，绿色苍郁的大山，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金辉。这是最令我感动，也是最令我记忆深刻的美景了。
但是，我的感叹并没能持续太久。格瓦西奥开始下令收帆，我深感迷惑。他回答道：“我们现在比我原先想象的近多了，不论大海波涛汹涌还是风平浪静，我们都在驱逐舰的战区里，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海上的优势，坚持到底。再往前走，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是毫无必要的。”
我们急忙检查武器，我只带了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于是他们发给我一支来复枪。船上的人，包括我的助手都有这种武器。水手们护卫着桅杆，可以随手拿起身边的武器。这次任务中最为严峻的时刻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是有惊无险。危急关头就要来临，被逮捕意味着死亡，给加西亚送信的使命也将功亏一篑。
离岸边大约有25英里，但看上去好像近在咫尺。午夜时分，船帆开始松动，船员开始用桨划船。正好赶上一个巨浪袭来，没有费多大力气，小船便被卷入一个隐蔽的小海湾。我们摸黑把船停在离岸上有50码的地方。我建议大家立即上岸，但格瓦西奥想得更加周到：“先生，我们腹背受敌，最好原地不动。如果驱逐舰想打探我们的消息，他们一定会登上我们经过的珊瑚礁，那时候我们上岸也不晚。我们穿过昏暗的葡萄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入了。”
笼罩在天边的热浪逐渐散尽，我们可以看到大片葡萄、红树、灌木丛和刺莓，差不多都长到了岸边。虽然看得不是十分清楚，但给人一种朦胧的美。太阳照在古巴的最高峰。顷刻间，雾霭消失了，笼罩在灌木丛的黑影不见了，拍打岸边灰暗的海水魔幻般地变绿了。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
船员们忙着往岸上搬东西。看到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似乎很疲倦，格瓦西奥轻声对我说：“早上好，先生。”其实，那时我正想着一位曾经看过类似景物的诗人写下的诗句：“黑暗的蜡烛已熄灭，愉快的白天从雾霭茫茫的山顶上，踮着脚站了起来。”
第二段行程
在我们登陆的地方，地形很复杂，好几条道路交会在一起，每一条道路都直接通向海岸，也连接着丛林。我们急速西行，大约走过一英里左右，我们就看到了一缕袅袅的炊烟，我们的秘密联络员们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我的心头涌动着一丝喜悦，庆幸我们登陆成功。然而，我知道，更大的危险还在前头。当时，古巴土地上，到处都是西班牙军队，他们四处设关，无孔不入，残酷地屠杀着过往行人。不论你是携带武器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只要遇到他们，十有八九会丢掉性命，这令我对未来的行程充满了担心。然而，那时在我心中，一个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无论前路如何艰险，我必须把信尽快送给加西亚。我催促着格瓦里奥尽可能加快前进的速度。
我们几乎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了一条很难被一眼发现的被丛林覆盖着的约有一英里长的小路后，就顶着炎炎的烈日进入了热带雨林的深处。热带雨林那种闷热足以让人发疯，汗水湿透了每个人的衣服，没有人顾得上擦一把汗。尽管足下布满了荆棘，可是没有人肯停下脚步。重任在肩的一行人，静悄悄地前进，前进，再前进。
这里有一条一英里长的平坦小道，通往北部，它被丛林覆盖，我们忍受着炎热，很快进入了热带雨林的深处。
穿过森林就是波迪罗到圣地亚哥的皇家公路。当我们接近路边时，我发现同伴们一个个转身消失在丛林里，只剩下我和格瓦西奥。我刚要问他发生了什么，却看到他将手指放到嘴边，意思显然是叫我不要出声，同时示意我赶紧拿出枪，而他自己也消失在丛林里。
这时，马蹄声传来了，还有西班牙骑兵的军刀声和偶尔发出的命令声。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了。
如果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我们也许早已走上公路，恰好与敌人狭路相逢。我把手指扣在来复枪的扳机上，敛声屏气，随时等待枪声响起后反击。但什么也没有听到，队友们一个个都回来了，格瓦西奥是最后一个。
“我们刚才分散开，是为了万一被敌人发现时，把敌人从你这儿引诱开。大家刚才都已在路两边埋伏好了，敌人一旦发现我们，我们就会向敌人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我们这次不得不开火的话，那将是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格瓦西奥说道。
但格瓦西奥又满脸遗憾地补充说：“我们护送你的职责应当放在第一位！痛痛快快地伏击敌人一次，只得放在第二位了。”
我们选择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家拾了不少干柴，点起一堆火，然后把随身带的土豆埋在火堆里。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吃到烤熟的土豆。
吃土豆的时候，我想起了革命时期的马里恩和他的军队，他们打仗时也吃烤土豆。于是，我的脑海中就闪现出这样一种想法：既然马里恩和他的军队能够最终取胜，那么这些古巴人也能够取胜，因为他们同样被这种争取民族自由的精神激励着，这种精神曾经激励了我们国家的爱国先辈们。想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就是送信给他们的将军，尽可能促成我们国家的士兵帮他们打仗，就是帮助这些人，一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当那天的行程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些穿着奇异的人。
“他们是谁？”我问道。
“西班牙军队的逃兵，”格瓦西奥回答，“从曼查尼罗逃出来的，他们说他们不但缺少食物还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这才逃跑的。”
逃兵可能有些用处，但现在我宁愿他们待在自己的营房里。谁能说清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跑出去向西班牙军队报告一个美国人正穿行于古巴，明显的是在向加西亚将军的营地行进。敌人要是知道的话，肯定要破坏我的任务。所以，我对格瓦西奥说：“必须仔细审问这些人，绝不能让他们擅自离开。”
“是，先生！”他回答道。
为了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我下达了这个命令。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是对的，有人的确想逃走去向西班牙人报告。这些人并不知道我的使命，但有两个人引起我的怀疑。他们是间谍，我险些被他们杀害了。那天晚上有两个人离开营地钻进灌木丛，想去给西班牙人报告有一个美国军官在古巴人的护送下来到这里。
半夜，我突然被一声枪响惊醒。我的吊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我急忙站起来。这时对面又出现一个人影，很快第一个人被大刀砍倒，从右肩一直砍到肺部。这个人临死前供认，他们已经商量好，如果同伴没有逃出营地，他就杀死我，阻止我完成任务。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个人。
第二天晚些时候，我们才得到足够的马和马鞍。很长时间我们都无法行进，当时我十分焦急，但无济于事。马鞍有些硬，不好用。我有些不耐烦地问格瓦西奥，能不能不用马鞍行走。“加西亚将军正在围攻古巴中部的巴亚摩，”他回答道，“我们还要走很远才能到达他那里。”
这也就是我们到处找马鞍的原因。一位同伴看了一下分给我的马，很快为我安上了马鞍，我非常敬佩这位向导的智慧。我们骑马走了四天，假如没有马鞍，我的结局一定很惨。我要赞美这匹瘦马，美国平原上任何一匹骏马都难以和它相媲美。
离开了营地，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山路弯弯，如果不熟悉道路，定然会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我们的向导似乎对这迂回曲折的山路了如指掌，他们如履平地般行进着。
我们在亚拉露营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我们就沐浴着晨曦出发了。今天的行程是攀越西拉梅特拉山的北坡，一路上仍是陡峭难行的山路，最让我不忍心的是我不顾山路的陡峭难行，一味地催促着马匹。我那匹可怜的坐骑一会儿向上奋力前行，一会儿向下小心挪着脚步，嘴里喷着粗气，四肢颤抖。若是在平时，我一定会停下，拍拍它的背，让它休息一下，或是喘息一下才继续行走。可是，现在不行，我必须尽快到达目的地，尽快把信送给加西亚将军。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段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山谷送命的险峻山路，前面就是基巴罗森林的边缘了。这里有我们的营地，我们来到一片玉米地边的小屋前，屋檐下挂着刚刚宰杀的新鲜的牛肉，屋内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白薯面包。原来，美国特使即将到来的消息已先期到达了。
刚吃完这顿丰盛的晚餐，忽然听到一阵骚动，森林边传来阵阵马蹄声和说话声，原来是瑞奥将军派来的卡斯特罗上校到此欢迎我。他动作矫健，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代表瑞奥将军前来欢迎我，告诉我瑞奥将军将在第二天早上到。我又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好向导。
第二天早上，瑞奥将军在卡斯特罗上校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驻扎的地方。上校送给我一顶古巴生产的巴拿马草帽。将军被称为“海岸将军”。他皮肤黝黑(显然是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儿)，步履矫健，足智多谋，多次击退西班牙军队的突袭。将军的信息来源和直觉判断力准确得近乎神秘。打仗时，转移家属并供给他们充足的食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瑞奥将军却做到了。如果事先没有掌握敌军情况，恐怕很难办到。将军也很会打仗。西班牙军队常采用的战略是挺进森林，大肆搜捕，倘若一无所获就毁城，而将军的对策是打游击战，不断进行近距离射击。这种方法有时相当奏效。
瑞奥将军派了200人的骑兵部队护送我。我们列成单行行进，即便被人发现，我们的人数看上去也像是多得吓人。森林里的小路太窄，时常被树干阻碍，丛林里的常青藤经常刮破我们的脖子，我们不得不一边骑马一边清理障碍物。向导步伐稳健，着实让我感到惊奇。我通常的位置是在队伍的中部，有时真想追上他，观察他跋山涉水的英姿。他是一名黑人，皮肤像煤一样黑亮，名叫迪奥尼斯托·罗伯兹，是古巴军队中的一名中尉。他善于骑马踏过荆棘，穿过茂密的森林。他手拿宽刃大刀，为我们开路，砍下一片片藤蔓，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4月30日晚上，当我们到达离巴亚摩城还有20英里的奥布伊的时候，精神抖擞的格瓦西奥出现了。他说：“加西亚将军就在巴亚摩城。西班牙军队已经撤退到考托河，他们的最后堡垒就在那里。”我急于见到加西亚将军，提出连夜赶路，但他们不同意。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1898年5月1日是“德威日”。当我在古巴森林中沉睡的时候，这位海军上将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攻入马尼拉湾，打垮了西班牙舰队。就在我给加西亚送信的路上，他击沉了西班牙战舰，对菲律宾首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形势非常急迫，一早我们又上路了，从山坡上往下直达巴亚摩平原。
一路上，满目疮痍，到处是战火造成的废墟，见证了西班牙军队对这块美丽的土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我们来到平原时，我们已经在马背上走了大约100英里，虽然这里的野草有一人多高，虽然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我们也不能停留一步。
要知道我的使命就要完成了！
一想到目的地近在眼前，所有的辛劳都烟消云散了，好像连我的马都在分享着我们的期待和急切。
我们来到了曼查尼罗至巴亚摩的皇家公路上，在那儿碰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正急匆匆地向城里涌去。这些高兴的人发出喋喋不休的交谈声，这使我想起了在我们经过的丛林边尖叫的鹦鹉，他们正在返回自己被逐赶出去的家园。
巴亚摩原是一个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但现在成了一个只有2000人的小村庄。在巴亚莫河两岸，西班牙人建了很多碉堡，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些小要塞，里面的烟火还没有熄灭。当古巴人返回这曾经繁华的城市时，他们便将把这些碉堡付之一炬。
我们在河岸列队，在格瓦西奥和罗伯兹与士兵说完话后，我们就继续行进。我们停在河边，让马饮水，准备养精蓄锐，走完最后一段通往古巴指挥官营地的路程。
引用当天报纸发布的消息：“古巴将军说罗文中尉的到来在古巴军队中引起巨大轰动。罗文中尉骑着马，在古巴向导的陪同下来到古巴。”
几分钟以后我来到了加西亚将军的驻地。
漫长而惊险的旅程终于结束了。苦难、失败和死亡都离我们远去了。
抵达成功的彼岸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在心中狂喊着，经过漫长而充满艰辛与危险的旅程后，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此时起，我无须再为失败而担忧了，失败、死亡、艰苦的旅途等对我的磨难即将完全结束了，我光荣地完成了一个军人所作出的承诺。
我们纷纷下马，在指挥部门前排成一排。格瓦里奥与加西亚将军交往深厚，卫兵们让开一条路，格瓦西奥径直走进加西亚将军的指挥部。过了一会儿，格瓦里奥陪同着将军一同走了出来，在将军的身后，是一群身着白色军装，腰悬武器，威风凛凛的军官们。
将军热情地与我握手，并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部下。那一刻我为自己能够在这个地方代表美国政府与将军相见感到由衷的自豪。
当时的翻译是一个幽默的人，联络处的官员们在给将军的信中明明称我为“密使”，可这时他却轻松地翻译成“一个自信的人”，这让周围的将军们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当地的报纸也不甘落后，当天即以大篇幅报道了我的到来，着重强调：“古巴的将军们热情欢迎罗文中尉的到来，称罗文中尉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
早饭过后，我们开始谈论正事。我向加西亚将军解释说，我所执行的纯属军事任务，尽管离开美国时总统带来了书信。总统和作战部想知道有关古巴东部形势的最新情报（曾派两名军官来到古巴中部和西部，但他们都没有到达目的地）。美国有必要了解西班牙军队占领区的情况，包括西班牙兵力的分布和人数、他们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的性格、西班牙军队的士气、整个国家和每个地区的地形、路况信息，以及任何与美国作战部署有关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加西亚将军建议展开一场美军与古巴军队联合作战的战役。我还告诉将军美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关于古巴军队代办处方面的信息，还有我是否有必要留下来亲自了解所有的这些信息。加西亚将军沉思了一会儿，让所有的军官退下，只留下他的儿子加西亚上校和我。大约3点钟的时候，将军回来告诉我，他决定派3名军官陪我回美国。这3名军官都是古巴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了解自己的国家，他们完全有能力回答以上所有的问题。即便我留在古巴几个月，也不一定能作出一个完整的报告。因为时间紧迫，美国越早获得情报，对双方越有利。
他进一步解释说，他的部队需要武器，特别是大炮。另外，部队弹药匮乏，还急需大量步枪以重新装备他的部队。
加西亚将军派了克拉索将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赫南德兹上校以及非常了解当地各种疾病情况的维塔医生同我一起返回。另外，还有两名熟悉北部海岸的水手将随同我们。如果美国决定为古巴提供军事装备，他们一定能在运送物资的途中发挥作用。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有什么问题？
在这九天的长途跋涉中我走过了各种地形，我真希望有机会好好看看古巴的土地。但是面对将军的问话，我毅然地回答：“没有！先生。”
加西亚将军的建议十分英明，凭着他的指挥和对时局敏锐的把握，不仅仅使我免除了几个月的劳累，而且为我们的国家，也为古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对整个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留心察看了岛上的各种地形。周围的许多景象对我来说都很陌生，由于有重要任务在身，我无暇顾及。从加西亚将军的安排中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的军人，他知道怎样让美国方面以最快的方式了解到自己想掌握的情况。
为了表示对我此行的重视与关心，加西亚将军专门安排了一个非正式的招待会。当天晚上5点，最后一顿为我饯行的晚餐开始了。临行前，有人告诉我说，此行护送我的人就在门口。当我走到街上时，我很吃惊地发现，我来时的向导和那几个同伴并不在队伍之中。我首先想知道格瓦西奥·萨比奥和其他几位向导的去向。加西亚将军说，格瓦西奥本想护送我返回美国，但他没有应允，因为在南部地区还有许多重要任务等着格瓦西奥去完成。我来的时候，格瓦西奥及其他几位人员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机智、沉着，我恐怕早就落入敌手了。我真诚地让将军代我向他们几个表达我内心无限的谢意。在和加西亚将军来了一个真正的拉美式拥抱之后，我和几位陪同人员便踏上了归途。
我终于把信交给了加西亚将军，胜利归来。给加西亚将军送信的过程虽然充满了危险，但与意义重大得多的归国之旅相比，这只能算是穿越了一个美丽的国度，做了一次无忧无虑的漫步而已。进入古巴后几乎没遇上什么战斗，从牙买加开始的航程经过的是些令人愉快的水域；在去见将军的途中，我也一直受到严密的保护和正确的引导。但回程就是另一回事了。宣战使西班牙军队处于警戒状态：海岸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炮艇群遍布各海湾岔口，堡垒要塞上大炮耸立，准备随时向一切违反战争法的人怒吼。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是身处敌人后方的间谍，被抓就意味着被拉到墙边枪毙。我还忘了将海上的风浪考虑进去，而这在不久就会让我明白一件事——成功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
面对咆哮怒吼的大海和天空，我再也不敢认为成功就是一次远航了。但是，我必须努力，并一定要取得成功，否则我的使命将前功尽弃。从很大程度上讲，只有到了成功的幸福日子，我们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自然，我的同伴也有和我一样的恐惧和担忧。于是，当我们从古巴通过的时候十分小心谨慎。向北前进，我们来到了西班牙控制下的考托内河码头，这里是这条河的航行枢纽，至少对炮艇来说这儿是关键航行要道。当我们到达水瓶状的马纳提海港时，发现对面的海岸上有一个大碉堡，里面的大炮正在向河口瞄准。只要西班牙士兵知道了我们的到来，我们就彻底完蛋了！不过，也许我们的胆量成了拯救我们的神灵。谁能想到，像我们这样的“敌人”，带着这么艰巨的任务还会选择从这儿上船呢！
我们所搭乘的是一只小船，体积只有104立方英尺。我们用这只船航行了150英里来到了北部的拿骚岛，西班牙的快速驱逐舰经常在此巡逻。
完成任务的使命感让我们无所畏惧。由于船无法承载6个人，维塔医生返回了巴亚摩。我们五个人将冒着枪林弹雨，凭机智取胜。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风暴突然降临。在如此波涛汹涌的海上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即使原地等候也同样危险。现在是满月，假如飓风把云吹散，敌人就会发现我们的行踪。
幸好，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11点钟时，我们上了船，天空乌云密布，遮住了月亮，敌人无法发现我们。我们1人掌舵，4人划桨。渐渐地已看不见远去的要塞，或者更精确地说，要塞里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在水中艰难跋涉，总算没有听到大炮的轰鸣声和机枪的扫射声。我们的小船摇摇晃晃，像个蛋壳，有好几次差点颠覆。但水手们了解水性，装在船里的压船物经受住了考验，我们得以继续航行。极度的疲倦，无法摆脱的航行的单调，我们几乎要睡着了。
不久，一个巨浪袭来，差点把小船掀翻，小船浸满了水，大家不再有睡意。多么难熬的漫漫的长夜啊！正在这时，太阳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钻了出来。就在这时，忽然有人高喊：“先生们！快来看！”大家一起顺着叫喊的人所指的方向看过去，一队军舰正乘风破浪，顺着海峡向东前进。“老天！难道真是西班牙舰队？”我的同伴中有人用西班牙语叫道，随着这一声叫喊，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时，除非老天爷帮助，让乌云遮住太阳，否则没有任何可供隐蔽的场所。
天渐渐大亮了，我们终于看清，那不是西班牙人的战舰，而是美国桑普顿将军率领的战舰，他们正破浪向东准备攻击敌人的舰队。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那一天热得我们也没睡好觉，尽管美国战舰已经出现，但我们仍未能摆脱西班牙战舰对我们的威胁。所以，我们硬撑着快速划船，最终没有被西班牙人俘虏。
直到第二天早晨，也就是5月7日，我们紧绷的神经才最后松弛下来，但后面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大约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巴哈马群岛中安得罗斯岛的南端，一个叫克里斯茨的地方，我们总算可以登陆，好好休息一下了。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向西航行时，被检疫官怀疑得了古巴黄热病，我们被关进了豪格岛。但次日我就设法给美国领事麦克莱思先生带去了口信。
5月10日，在他的安排下，我们获释了。
5月11日，这艘“无畏号”小船驶离了码头。当航行到佛罗里达海域可就没那么幸运了。12日一整天无风，小船无法航行。直到夜晚微风吹动，我们才顺利到达基维斯特。我们没有逗留，乘当晚的火车赶到塔姆帕，又在那里换乘一列火车前往华盛顿。在华盛顿，我找到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参谋，向他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当他听完我的汇报后，告诉我去找麦耶斯参谋长，并说他会给我提供帮助。当麦耶斯参谋长看过我写的报告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我十分钦佩美军中尉安得鲁·罗文的壮举。他历经艰辛，把重要的情报送给了加西亚将军，同时又把有关古巴的情况，以及与美国作战的西班牙军队的重要情报带回了美国。他为美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依我看来，罗文中尉为完成重要使命而恪尽职守、英勇无畏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值得载入史册！返回后，在麦耶斯将军的陪同下我参加了一天的内阁会议。
会议后我收到了麦金莱总统的贺信，他感谢我把他的愿望传达给了加西亚将军，同时祝贺我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贺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任务！”我完成了超出我职责范围的更多的任务——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一个军人的天职就是：“不要问这是什么，而是服从命令，然后去完成它。”我已经把信送给了加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