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断想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他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的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疼，拖不动了，就赶紧让。
“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
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一个，不慌不忙，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
但目前，我们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人民的世纪
——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廿六年的光阴似乎白费了。今年我们这样热烈的迎接“五四”，证明我们还需要它，不，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比当年更坚强，更结实的“五四”，因为，很简单，今天的局面更严重了。
在说明这一点前，有一个观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是“人民的世纪”吗？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知道国家并不等于人民，知道国家与人民的对立，才好进而比较今天和二十六年前的中国。
二十六年前的中国，国家蒙受绝大的耻辱，人民的地位却暂时提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二十一条件，是国家主权的重大损失，中国一心想趁巴黎和会的机缘把它收回，而终归失败，这对国家是直接的损失，对人民，老实说，并没有多大影响，而因了欧洲发生战事，帝国资本主义暂时退出，中国民族工业却侥幸的得着一个繁荣机会，这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倒是有一点实惠。今天情形和二十六年前，恰好是个反比例，国家在四强之一的交椅上，总算出了从来没有出过的风头，人民则过着比战前水准更低的生活。英美不但将治外法权自动取消，而且看样子美国还要非替中国收复失地不可，八年抗战，中国国家的收获不能算少，然而于人民何所有？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生活尤其惨，国家所损失的已经取偿于人民，万一一块块的土地和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资连同人民一块儿丢给敌人，于国家似乎也无关痛痒，今天我才明白，所谓中国愈战愈强，大概强的是国家而不包括人民。
二十六年前，我们的国家还不大明白主权之所属，所以还不惜拿一大堆关系自己命脉的主权去为一个人换一顶过时的，褪色而戴起了并不舒服的皇冕，结果那人皇冕没有戴上，国家的主权已经失了，若不是人民起来一把拦住，还差点在卖身契上亲自打下手印，当然人民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以为主权还有着自己很大的分儿，所以实际上，那回是人民帮了国家一个大忙。虽则国家和人民都不知道。
经过二十六年的学习与锻炼，国家聪明了，它知道主权之可贵，所以对既失的主权，想尽方法向帝国主义索回，一方面对于未失去的主权，尽量从人民手里集中到自己手里来，有时它还会使点权衡，牺牲点尚未集中的主权给邻居，这是因为除非是集中了主权不能算是它自己的主权，它当然也知道向人民不断的保证：凡是主权都是人民的，叫人民献出一切，缩紧腰带，拼了老命，捍卫了国家，自己却一无所得，连原有难足维持的生活的那点，都要丢光，这样，目前的国家和人民便对立起来了。
然而二十六年的光阴对人民也不能说是完全白费。至少，人民学了不少的乖，“上一回学，当一回乖”，人民永远是上当的，所以人民永远是进步的。
进一步的认识便是进一步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期待着的“五四”是一个比二十六年前更坚强更结实的“五四”，我们要争取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呀！
谨防汉奸合法化
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不断的反帝国主义封建的斗争史，八年抗战依然是这斗争的继续。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永远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所以两种斗争永远得双管齐下。虽则在一定的阶段中，形式上我们不能不在二者之中选出一个来作为主要的斗争的对象，但那并不是说，实质上我们可以放松其余那一个。而且斗争愈尖锐，他们二者团结得也愈紧，抓住了一个，其余一个就跑不掉，即令你要放走他，也不可能。这恰好就是目前的局势。对外民族抗战阶段中的敌伪，就是对内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是无须说明的，而目前的敌伪，早已在所谓“共荣圈”中，变成了一个浑一的共同体，更是鲜明的事实。现在日寇已经投降，惩治日寇战犯的办法，固然需待同盟国共同商讨，但惩治汉奸是我们自己的事，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听见任何关于处理汉奸的办法。
当初我们那样迫切要求对日抗战，一半固然因为敌人欺我太甚，一半也是要逼着那些假中国人和抱着委屈勉强做中国人的中国人，索性都滚到他们主子那边去，让我们阵线上黑白分明，便于应战，并且到时候，也好给他们一网打尽。果然抗战爆发，一天一天，汉奸集团愈汇愈大，于是一年一年，一个伪组织又一个伪组织，一批伪军又一批伪军。但是那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只有高兴，因为，正如上面所说，这样的战术上是于我们绝对有利的。可是到了今天，八年浴血苦斗所争来的黑白，恐怕又要被搅成八年以前黑白不分的混沌状态了。这种现象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硬把汉奸合法化了，只是掩耳盗铃的笨拙的把戏，事实的真相，每个人民心头是雪亮的。并且按照逻辑的推论，人民也会想到：使汉奸合法化的，自己就是汉奸，而对于一切的汉奸，人民的决心是要一网打尽的。因此，我们又深信八年抗战既已使黑白分明，要再混淆它，已经是不可能的。谁要企图这样做，结果只是把自己混进“黑名单”里，自取灭亡之道！
人·兽·鬼
刽子手们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已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
胜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不过有时也实在曲折得可笑。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目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路。
村子附近发现了虎，孩子们凭着一股锐气，和虎搏斗了一场，结果遭牺牲了，于是成人之间便发生了这样一串纷歧的议论：
——立即发动全村的人手去打虎。
——在打虎的方法没有布置周密时，劝孩子们暂勿离村，以免受害。
——已经劝阻过了，他们不听，死了活该。
——咱们自己赶紧别提打虎了，免得鼓励了孩子们去冒险。
——虎在深山中，你不惹它，它自己会惹你？
——是呀！虎本无罪，祸是喊打虎的人闯的。
——虎是越打越凶的，谁愿意打谁打好了，反正我是不去的。
议论发展下去是没完的，而且有的离奇到不可想像。当然这里只限于人——善良的人议论。
至于那“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就不必去揣测了。但愿世上真没有鬼，然而我真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
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
在抗战期间，昆明是后方，留在此地的本地人，和从外面逃来的外省人，不管他们的目的是生产工作，还是逃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之，他们是离着战争很远。在所有的大都市中，昆明无疑是最后方的后方。虽然有一个时期，它几乎变成了前方，但那个威胁并没有成为事实。
这并不是说在昆明的人没有受到战争的痛苦，恰恰相反昆明的人苦难比谁都深沉，这是因为除了物质损失以外，在抗战期中，八年来昆明人精神上留下的伤痕最深，因为这里的灾难，与其说是敌人造成的，无宁说是自家人的赐予。抗战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为抵抗敌人的侵略而流血流汗，我们甘心情愿。但是眼看见自家人分明在给自家人造灾难，那就不能不使我们惶惑了。是的，我们惶惑了一个时期，我们苦闷，我们想，最后我们想通了，我们明白了，于是从一个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孕育出一个民主的自救运动来了。民主运动是民族战争的更高一级的发展。更高的发展是由于更深的体验和更深的觉悟。
正如在抗战初期，武汉是民族战争的前卫，在抗战未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正如当武汉负起它的民族战争前卫的任务时，文艺曾是一个最活跃的工作部门，昆明的文艺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历史将会说明它是不容低估的。这不是说这里产生了多少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而是说这里的文艺工作者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了的一群。他们一面曾将文艺的种子散播在民间，一面又曾将人民的艺术介绍给都市的知识层。通过文艺的桥梁，这里的诗歌，音乐和戏剧工作者已经开始把农村和都市联系起来了。正因为民主的争取是一件长期艰苦的工作，今天昆明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成效，也许得见之于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但这成效必然是伟大的。
经过胜利复员之后，今后昆明的文艺工作队伍必然要有些变化。继起的后备军自然是今天昆明广大的知识青年。希望他们认定此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开辟了道路，继续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学习。不要忘记西南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是今天受苦难最深的中国农民，也是代表最优良的农民品质的中国农民，西南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工作与学习的园地。昆明的文艺青年不应辜负这块园地，相反的，应该勤劳地垦殖它，把他变成更坚强的民主力量。都市中知识层的民主运动，已经由昆明的发动而广泛的展开了，希望将来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民主运动，也从昆明发轫，而充当这运动的先锋的，应该是今天昆明的文艺青年。
艾青和田间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去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的讲演，在这讲演之前，两位联大的同学郎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听众都很激动，接下来，闻先生说：）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笑）
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笑）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大笑）艾青当然比这好。也表现人民及战争，用我们知识分子最心爱的，崇拜的东西与装饰，去理想化。如《向太阳》这首诗里面，他用浪漫的幻想，给现实镀上金，但对赤裸裸的现实，他还爱得不够。我们以为好的东西里面，往往也有坏的东西。
如在太阳底下死，是Sentimetal的，是感伤的，我们以为是诗的东西都是那个味儿。（笑）
我们的毛病在于眼泪啦，死啦。用心是好的，要把现实装扮出来，引诱我们认识它，爱它，却也因此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这一些，田间就少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大能欣赏。
胡风评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民众诗人。他没有那一套泪和死。但我们，这一套还留得很多，比艾青更多。我们能欣赏艾青，不能欣赏田间，因为我们跑不了那么快。今天需要艾青是为了教育我们进到田间，明天的诗人。但田间的知识分子气，胡风说抛弃了，我看也没有完全抛弃。如《自由向我们来了》，为什么我们不向自由去呢？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笑，鼓掌）
艾青的《北方》写乞丐，田间的一首诗写新型的女人，因为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我们不能怪我们不欣赏田间：因为我们生在旧社会中。我们只看到乞丐，新型的女人我们没有看到过。
有人谩骂田间，只是他们无知。
关于艾青田间的话很多，时间短，讲到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