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由。但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科学家于物，皆有品量之分。品者问其物之何如，量者课其物之几许。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
吾欲诸公别义分明，故特为此危切之语气。颇虑诸公，以吾言与所素闻者大异，将起而诘曰：信如吾子言，则自由岂得为幸福乎？请应之日：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嗟呼！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夫既建之以为号矣，则不得不扬之于九天之上，一若其物为无可疵瑕也。而其民缘此而实受其福者，诚史不绝书。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顾吾于开讲之际，业已明告诸公，所为言此，亦不外区别国家政体之用。奈今已久留诸公，大过时刻，当俟下期，再竟其说可耳。诸公听讲，毫无倦容，甚可感也。
第六会
以自由名词，政界称用之至多，因而有各种之训义。不佞于前会特破一夕工夫，与诸君析此疑义，且欲芟刈葛藤之后，即以此类别国家。知常语所称自由，其用法实与科学不合。若合科学，则自由充类至义，将与无政府同。而常语之称自由，则与有议院等。故言其民自由，无异指其国之立宪。立宪政府，国民不附，即可更易，而立民情之所附者。又立宪国民，于政府所为，皆可论议，著之报章，以为国论publicOpinion，政府常视之为举措，凡此皆俗所谓自由之国也。顾吾人之意，则谓如此而用自由，不过谓此等政府，对于国民，有其责任，不必混称自由，不如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之专称。
政治学所论者，政府之事也。政字中国六书，从文从正，谓有以防民，使必出于正也。然则政治，正是拘束管辖之事。而自由云者，乃惟民所欲而无所拘，然虽有严厉国家，必不能取民事一切而干涉之。于其所行，势不能尽加约束，于其日力不能尽夺，于其财产不能尽罗，必留有余，任民自适已事。凡所自适者，皆自由也。如往古国家，尝取民之衣食而制节之，谓之生事律SumptuaryLaws。乃今无此，是生事自由也。又如政府于进出口货物，听民转运贸易，不立规则，如此是贸易自由FreeTrade。但各国以天时地利人事之不齐，因之其所干涉放任者各异。故干涉多者，谓之无自由，而放任多者谓之自由，又此名词之一用法也。
总而核之，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
然此皆俗义，虽关系至重，科学不能从之。因科学名词，函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前数义矛盾两歧，前会已尽发之，故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
虽然，政简其民自由矣，而政简者，其国不必皆治。故自由于民，其为幸福与否，正自难言。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夫无政府而治，虽有此理想，然其实境，不知何时可至。若论此时民德，则虽有极文明之国，其势不能。观诸传记之中，人类美大事业，皆有道政府所建成者，是政府不可无也。然而有政府矣，其势又易流于无责任。夫无责任云者，政府自由也。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颦首蹙额之日至矣。是故西籍之中，虽悲歌慨慷，梦想自由，而其实非求无政府无君，特求有君有政府，而其势不得以国民为鱼肉耳。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听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立。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顾依吾党所从途术，则虽欲立别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途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得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旸，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政府之行权，时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此其权利，所合于公理者为何，此至今犹为聚讼之端，无从实指。然而以何因缘，而有政府，并以此因，程度有殊，而治权广狭宽猛以分，则固有可论者。但论此之时，必取自然有机体之国家，而非自然无机体之国家，纯用力征经营者，不可论也。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其初成国也，大抵由外力之逼拶，而后来之演进亦然。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则由此可知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譬如一国地土广博膏腴，生事易足，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大。若夫四封交警，或所处者为四冲战地，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民之自由亦微，此公例也。公等由此可知，英、德二民相比，英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何者？英岛国，以海为城，而德之所居，正欧洲四战之地，故武备不得不修。武备既修，则其民即有自由，所余寡矣。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
前例证以西史，可见者极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彼族常以此自夸，谓盎格鲁种性枭健，不受制压之故。虽然，自我言之，此非真实，实则二者皆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则左右大洋夹辅，而南北无强邻，虽居大陆，无异岛也。是以二国之政，得皆以放任为主义。若夫法、德诸国不然。故当十七世纪间，英之民权日张，而法以路易十四为王，其治乃日趋专制，即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是专制之尤。此其故何耶？盖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求存则武备不得不修，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者，所干涉多而放任少也。
若谓民之自由，根于种性，抑系宗教使然，则当日普鲁士，岂非条顿之种乎？岂非路得新教所行之国乎？乃其政则专制，而异于英、美如此。不知当十八世纪之初，普鲁士地势最为难守，三方乖离，而不相通。伏烈大帝父子，其政法之专制固也，而国终赖此以不亡。北有察理第十二，东有大彼得，而西南则法与奥乘之，至今考其所更张，皆百战亲经之阅历也。若夫波兰之民，亦可谓放任者矣，故其名王巴陀利尝谓其民曰：“嗟乎，波兰人！而国所至今未亡者，非以其法典也，以汝曹不遵奉故。非以其政府也，以汝曹不服从故。而国之不亡，以天幸耳！”夫其国俗如此，可谓自由，然不百余年，而波兰分矣。
是故读西史为术，与读中史不同。欲求治乱盛衰之故，或观会通而立公例，必不可但观内因，宜兼察外缘。大抵一国，求其如是，其受范于外者常多，至于其内之自力，亦不可动称种性。譬如言希腊之民，何因开化独早，则云以其种之独优。盎格鲁何因先有议院，则云其民最重自由。凡此皆最无价值之解说，知言者所不为，而学者之所当深戒也。
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
前谓论释自由，即以为类别国家之用。然则所以类别之者当如何？夫干涉放任，分为两部，而两部之相为消长，视其国所当境地之不同。故谛而论之，等差不齐，国国相异可也。则于何地划此鸿沟乎？是故欲用自由立别，既不得以有无言，亦不得以多寡判，只可取国家所常办之政事，与常有之机关，察其干涉放任之异而为之。干涉者，立之法度，务为齐一，而不许纷淆也。放任者，听民自为，许其竞争，不期一律也。放任多者，其自由多；放任少者，其自由少。而国家类别，乃从此而可言矣。
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之所属。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为恐治权太盛，因之而酷烈狭隘之政兴也。则为分别焉，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又曰，某事某事，如兵如刑，则政府之所必宜事，而事之必甚力者，但其为数愈少愈佳。其为说如此，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何者？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即如宗教皈依自由，此至于今，几于五洲所同认，咸谓政府于此，必不可稍加抑勒沮禁者。然此事虽在英国，亦至额理查白之代，乃发其端。至于法、意、西班牙诸国，则宗教自由，不及百余年，岂彼古人皆聩聩者？夫为国所求，端在治安，而以保护性命财产为最急。凡可以致此者，政府固无所不用其权力。今试问宗教自由之说，使行之于十字军盛行之世，将欧之社会，为安为危，为治为乱，则古人所为，不必尽无说矣。盖国当古之世，不仅同种同文之群，而后可合也，且其所事之神必同，其所服膺之道理是非亦必同。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且此何必远求证乎？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所定条约，大抵由外人作主，此亦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其中之最不幸，则莫若传教之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而当治外法权未收之日，此其事验，皆吾与诸公所亲见者矣。一教案之起，文明社会，人人为之悲伤。然欲求此事之不再见，不识远在何时。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而二者又皆今不可必之事也。西友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齑粉矣。此真吾国莫大之隐忧也。然溯其祸始，只坐外人传教一事，吾国有保护之责，而无准否之权。民人信教自由，则诚自由矣，而其祸乃如此，不独教士被戕者之可哀也，而其果之结于吾国者，乃大哀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