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弒，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征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记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征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此一事矣。自来记言、记事之书，概名曰史，然当时史官记载，务求详尽，巨细不遗，是为史料；后来秉笔者，据以勒定成书，是曰史著。汉世天下计书，上于太史，是为备采之史料，太史公据此以成《史记》，是为勒定之史著。然自现代史家视之，前古之所谓史著，亦正今日之所谓史料，史料史著，本属变动不居，而其厘然有别，则古今初无二致。刘氏则曰：“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官篇》）分析之当，议论之精，后有述者，无以尚之，此二事矣。史家略远详近，由来旧矣，不晓此旨者，辄轻加诋謨。刘氏则曰：“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以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又曰：“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烦省篇》）其持论之通，固最近史家之所尚，亦放之中外而皆准者，此三事矣。作史须先立例，尤贵有法，刘氏则曰：“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序例篇》）是则例即法，法即例矣。又论本纪、列传之作法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而陆机《晋书》，列纪二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又曰：“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本纪篇》）又曰：“夫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详，案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 ”（《纪传篇》）凡此所论，又足以垂示史法，作方来之准则，此四事矣。刘氏之论作史也，主于征实去伪，尚简汰烦，故于《载文篇》则谓，载文之失有无：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于《邑里篇》则谓，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此乃循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于《言语篇》则谓，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于《曲笔篇》则谓，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斯皆破家殉国，视死如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民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凡此皆以明征实去伪之旨也。又于《叙事篇》云，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贵；于《浮词篇》则谓，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于《书事篇》则谓，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推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而史官征其谬说，真伪莫辨，其烦一也；藩王岳牧，朝会京师，非复异闻，载之简册，一何辞费，其烦二也；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夫人之有传也，惟书其里邑而已，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牒，非关国史，其烦四也；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凡此皆以明尚简汰烦之旨也。此五事矣。上述五事，皆其持论之至精者，故为撷取大要，以备考览，其余扬榷利病，不名一端之论，则有不暇悉举者矣。
刘氏之论，有应节取者，有不可以为典要者。其论《艺文志》则云：“班《汉》定其流别，编为《艺文志》，《续汉》已还，祖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书志篇》）绎其意旨，盖谓总录群籍，宜别为专书，无取附入正史。不知历代艺文，可与列传互证，史所宜详，前汉以往之群籍，设无班固为之著录，岂复有他书可考耶 惟前志已录，后志仍旧，实嫌繁复，清撰《明史》，《艺文》不载前代，盖采刘氏之论，而加以折衷者，后有作者，亦不能违，此应节取者也。至其论表则云：“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表历》）不悟表之为用，便于记载烦细，凡本纪、列传所不能尽载，而又不忍遗弃者，惟有佐之以表，乃足以宏其用。唐、宋以下诸史，大抵有表，近代史家如万斯同，亦以善于制表，有裨研史。刘氏此论，可谓一言不智。且刘氏亦非不知表之有用也，尝曰：“观太史公之创表也，燕越万里，而径寸之内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举目可详。”（《杂说篇》）何为一书之中，前后矛盾若是 此又不可为典要者也。然刘氏又以天文、五行、符瑞诸志，作者相仍，殊为烦费，所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之何代不可。（《书志篇》），尤为至当不易之论，而后来作者，罕能悟此，为可慨也。至论其作史自注之例，则盛称挚虞、陈寿、周处、常璩之作，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又曰，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其言是矣。然又讥裴松之之注《国志》，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补注篇》），此则得失相兼有难以概论者矣。
刘氏因身任史官，与修史之役，而不得申其志，故发愤而有《史通》之作。其于《模拟篇》云：“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一曰貌异而心同。”又曰：“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 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此盖叹真赏难遇，而慨乎其言之矣。且刘氏尝谓自梁、陈以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曲笔篇》）；又谓《晋书》多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或诙谐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采撰篇》），虽所论甚当，而其放言无忌，则为后来所仅见。盖刘氏之志，既不获申于修史，故于当代官修之史，亦抨击不遗余力，纵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废言，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此刘氏所以借喻于绕朝也（本《浮词篇》）。
吾国文史之学，以魏、晋、南北朝之世为极盛：以文学言，先有梁昭明太子萧统之《文选》，以为齐、梁以往文章之总集，继有刘勰之《文心雕龙》，以扬榷其体例，并阐明其义蕴焉；以史学言，隋唐以往，作者如林，虽于江陵之陷，太半随梁元以同殉，然著录于《隋志》史部者，悉为私家名作，亦多至不可胜数矣。刘氏生当南北统一之世，有唐鼎盛之时，遗文间出，史籍大备，就其所见，一一取而论列之，以成《史通》一书，诚为《文心》之匹，宜其取以自况也。且考《隋志》著录之史书，唐初罕睹其全，半存残帙，刘氏身任史官，恣览中秘，其得尽窥，自不待言，今之言后汉者，多重谢承、华峤，言晋史者，必称干宝、臧荣绪，言十六国史者，或述崔鸿、萧方等，言南北朝史者，又推裴子野、王劭，言古史者，又取资于《汲冢纪年》及《琐语》，而刘氏则一再称引，评隲加详，原书虽亡，犹可藉此以窥其大略，是则《史通》之功，尤在宣究曲隐，保存遗佚矣。至于《疑古篇》以尧、舜、夏禹之禅让为可疑，《惑经篇》以《春秋》有五虚美十二未喻，不避非圣侮经之咎，更吻合近代学者治史实事求是之精神，凡此诸端，皆非可与其他史家，取而并论者也。
刘氏领国史且三十年，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新唐书》本传）。兹考《史通》有《覈才》篇，所以明史才也，有《识鉴篇》，所以论史识也。刘氏叹史才之难，而盛讥蔡邕、刘峻，诚为过言，然谓文史异辙，与文之胜质，实为至论。至谓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苟，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又自发其愤慨也。其论史识，则谓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又谓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授；末又归之于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凡此皆足与前论相发明。惟只论史才、史识，而不及史学，何也 夫岂不以《史通》全书，皆关论学，不待明言，而读者自能了了耶
刘氏既不屑于撰史，而委其事于吴兢，乃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以见其意，按据明审，议者高其博（本传），此后来章学诚不得躬为史臣，而寄意于方志之意也。惜其书已不传，无由窥其意旨。又据《唐会要》所载，刘氏晚岁奉敕与诸史臣同修《姓族系录》及则天、中宗、睿宗三帝后实录，是则官修之史，未能终于不与也。特其治史精神，仍在《史通》一书。史称刘氏善持论，辨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本传），读《史通》可见其然；又谓，其殁后，玄宗诏河南府就家写《史通》，读之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本传），此与陈寿殁后由范頵表上其书略同。且刘氏之二子餗、秩，皆究心史学，秩著《政典》三十五卷，为杜佑《通典》所本，餗亦著《史例》三卷，惜皆不传，是则以名父之子世其家学，尤为史家所罕见云。
《史通》行世以后，颇有学人致力于其书者，其流别有三；其一有绎其意旨而为之注释者，其二有病其繁谬而为之刊正者，其三有以唐、宋以后应并赅载而为之续作者，试分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