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近贤多扬《通典》，而抑《通考》，以为其书除因袭《通典》之外，多钞取史志、会要及宋人议论，类于册府、类函者，附于其中，以视《通典》之体大思精，简而得要，渺乎其莫及焉，其言未尝不是。抑吾闻李焘之撰《续鉴长编》也，曰，宁失之繁，勿失之略，《长编》之可取者，在宁繁勿略，《通考》之可取者，亦在宁繁勿略。以吾所知，近人武进吕思勉，治国史颇具条贯，其书中所称引之典章制度，屡举《通考》而罕及《通典》，岂非以其称引者，多为杜书所未备乎 近贤之喜称《通典》，盖亦有故。《通典》一书，长于言礼，多存古训，极有裨于治经，而《通考》则否，此专经之彦所取资也。《通典》之文，简而不俚，首尾一贯，极有助于文章，而《通考》则否，此又缀文之士所乐道也。若夫研史之士则不然，典礼贵明其因革，而不必多录旧说，文章贵详其原委，而不必过为修饰。以体例言，《通典》之详于典礼未必是，以事实言，《通考》之详于记载未必非，虽《通典》所载魏晋六朝议礼之文，别有其可贵之价值，乃应划入经学范围，自为专书，混而为一，未见其可。清儒之治史学者，多自经学入，以治经之法治史，故盛称《通典》。不悟总览全编，窥其大略，固以简严为贵，若专取某一门而探讨之，详如《通考》，犹病其略，况《通典》乎 此又治史之术之不同于治经者矣。且吾观究心典章制度之人，无不以《通考》为宝藏，而恣其撷取，犹高语于人曰，吾取君卿，而鄙贵与，滔滔者皆是，又奚足责哉。群经之中有《周官》，以明典章制度者也；又有《仪礼》、《礼记》，以明节文仪注者也。《通典》、《通考》，实兼具二者之用，故曰为古官礼之遗。然《周官》一书，仅当《通典》之《职官典》、《通考》之《职官考》；《仪礼》、《礼记》二书，仅当《通典》之《礼典》、《通考》之《郊社》、《宗庙》、《王礼》三考；其他各典各考，非古官礼之所尽具也。马氏谓太史公作八书以述典章经制，斯言最谛。是以《通典》之述州郡则仿自《汉书》地理志，述边防则出自诸史外国传，《通考》之述艺文则仿自《汉》、《隋》两志，苟一一取而探索之，必皆有其渊源。是故谓仿自官礼则可，谓悉出自官礼则不可。若乃郑氏《通志》之“二十略”，太半钞自《通典》，而无所增补，以视马书更远不如。且马书所载宋制最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所下案语，亦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是又《通考》之长，非《通志》之所能尽具也。章学诚讥《通考》无别识通裁，实为类书，便于对策敷陈之用（《释通》），此殊不然。章氏尝许《通志》一书有别识通裁矣，而“二十略”多钞自《通典》，不易一字，不识所谓别识通裁者果何在，而《通考》之于《通典》，则无是也。浅学之士，贵耳贱目，其轻视《通考》，实由章氏启之。以上两书，为典礼类之通史。即自通史中之一部而贯穿古今以叙述之者。善治史者，主以《通典》之精简，辅以《通考》之详赡，则能兼取其长，而折衷至当矣。
《通典》、《通考》二书，私家皆有续作，宋人宋白《续通典》，起唐至德初，至周显德末，凡二百卷（计凡《食货》二十、《选举》十二、《职官》六十三、《礼》四十、《乐》五、《兵》十二、《刑》十一、《州郡》二十六、《边防》十一，又目录二卷，时论非其重复，不得传布，见《玉海》五十一）。虽奉真宗诏撰，无异白之自作。其后魏了翁又续宋书，名曰《国朝通典》，皆见称于马端临《通考 自序》。而端临则谓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则属稿而未成书，今则宋书久佚，仅《通鉴考异》引用数事，又《通鉴注》屡屡引之，为元末其书尚在之证。《通考》叙天宝后迄五代事，自必依用宋书，然端临既谓传习者少，或竟未见其书，就其所称卜今行世者独杜公之书，可以征之。明人王圻撰《续文献统考》二百五十四卷，上接宋宁宗嘉定，下迄明神宗万历，其于马书门类，稍有增易，盖欲于《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长。初意王氏之书，作于明之中叶，文渊旧藏具在，前代逸事，不难旁求，乃于明代以前，悉取《宋》、《辽》、《金》、《元》四史入录，绝少新材，为之失望。然其书以多为胜，又辑明事甚备，其《经籍考》著录之书，多可与焦竑《国史 经籍志》、《明史 艺文志》相印证，亦为不废之典。清四库馆臣，讥其体例揉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 然取此以衡清修《续通志》，度亦无以相胜也。海宁朱奇龄（字与三，清康熙时优贡）撰《续文献通考补》十册，四十八卷，即补王圻之书，续万历以后事讫于明末，合彼两书，可备一代之典，惜为钞本，迄未刊行。由是言之，续《通典》、《通考》者，各有两种，而传世者止有王氏《续考》一书。清代官撰之《续通典》、《续通考》，大体尚可，惟《通考》本为增补《通典》之未备而作，两书实为一书，而续之者，并为一书可矣，而必各依原门，一一为之续撰，既蹈重僵之诮，抑何其不惮烦耶 今之考典制者，重视王氏《续考》，尤过于官书，是又以罕而见珍矣。清廷续《通典》、《通考》而不足，又为之撰《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献通考》，且因有《续通志》，又撰《皇朝通志》，不过去其纪传与谱，而仅撰“二十略”，以接前书耳。《通志》之“二十略”，去其《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亦与杜、马二书无异，此亦所谓续其所不必续者。盖清高宗性喜夸大，震于“三通”之名，遂取而一一续之，以成其所谓“九通”。至于是否必要，是否重复，则又有不暇计者矣。近人吴兴刘锦藻，以清修《皇朝通考》（即《清通考》），迄于乾隆二十六年，乃取而续之，名《皇朝续文献通考》，其初稿撰于清光绪末年，故只续至光绪三十年而止；辛亥以后，锦藻又续其书至宣统三年清亡之日止，上接前书，而有清一代之典制备矣。锦藻虽续官书，实为私撰，愚检读其《经籍考》著录各书，略系解题，实远胜于《清史稿 艺文志》，其他各考，亦极详赡，继杜、马之业，而侪王、朱二氏，以续成一代之典，诚为近顷所仅见矣。
通考各代之礼制，而撰成一书者，始于徐乾学之《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助其修书者为阎若璩，或又谓其稿出于万斯同，斯同固精于三礼者也。惟所考者，特详凶礼，不能备五礼之全，后乃并吉、军、嘉、宾四礼，别撰《五礼备考》若干卷，稿本见存浙江图书馆，而书实未成。厥后秦蕙田乃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依周礼吉、凶、军、嘉、宾之五目，立为五门七十五类，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是则取历代之典章制度之属于礼者而通考之，视徐书为大备矣。然《四库提要》则谓其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而章太炎先生亦曾论及是书曰；
此书由戴东原、钱竹汀、方观承等参酌而成，“观象授时”一门，戴氏之力居多，全书记载详尽，胜于《通志》。先是徐乾学作《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详凶礼，于是秦书于凶礼独略，名为五礼，实止四礼，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礼所能包举，秦书二百六十二卷，吉礼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类，考古有余，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考》综朝覲巡狞诸事，称曰“王礼”，选举、学校，分门别立，而秦书一皆入之“嘉礼”，其中又设“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诸类，以统天文、舆地，此又极可笑者也。彼以为《周礼》朝覲属于“宾礼”，后世帝王一统，宾礼止行于外藩臣工入见，无所谓宾礼，故以朝礼入嘉礼，巡狩之礼亦并入焉，不知其为大谬也。夫“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周礼》六官皆然，而吉、凶、军、嘉、宾五礼，为春官大宗伯所掌，大宗伯掌邦教，以佐王和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以五礼为纲，其目三十有六。周代众建诸侯，礼则宜然。后世易封建为郡县，五礼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礼以亲万民，焉得以政治制度当之。《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谓，《经礼》者《周礼》也；《曲礼》者，仪礼也。余以为“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皆可谓之经礼，《左传》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孝经》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也。经礼之外别立曲礼一类，然后依五礼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礼分配，于是舆地归“体国经野”，职官归“设官分职”，一切驱蛇龙而放之菹，不识当时戴东原、钱竹汀辈，何以不为纠正也（《史学略说》）。
所论可谓切中其失，知经礼、典礼之宜分，则典章制度不宜混入于节文仪注之内，明矣。或谓秦书盖因徐氏《五礼备考》旧稿增补而成，吾未得见备考，无以断其说之然否。然取《通典》、《通考》二书，与秦书比而观之，以其名言，则秦书仅当彼一书言礼之一部，以其实言，则秦书所含不止言礼，又似彼二书之别一礼。夫古人言礼，实包典制在内，故亦合称典礼，所谓经礼是也。依此言之，则《通典》、《通考》俱可称为通礼，然秦书所载者，实不能赅《通典》、《通考》在内，则其所注重者在节文仪注之典礼，又不待言矣。秦书之后，又有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精博过于秦书，可谓后来居上。然其所重不在因革损益之迹，故仍以秦书为唯一之礼史，或取秦书以与“三通”相配，谓为“四通”，亦非无故也已。吾谓诸言通史者，于“三通”外，不可遗《通鉴》而不数，杭氏之说允矣。再益以秦书，则可称为“五通”。《通志》兼政事典制而并举之，《通鉴》则专详政事，《通典》、《通考》则专详典制，秦书又于典制之外，兼详节文仪注之典礼，合此五书，乃得备通史之全，所谓典礼类之通史，亦大略尽于是矣。
通史之外，又有专史。专史者，自通史析而出之，而语又加详者也。例如《通典》，凡分八门，每门可自为一史，析为专史八种；《通考》凡分二十四门，每门可自为一史，析为专史二十四种。故自其合而言之，谓之通史，自其分而言之，又谓之专史。今世所撰之专史，或曰田赋史，或曰财政史，或曰教育史，或曰民族史，或曰边疆史，一寻其源，多出自杜、马二书，此一种通史可析为多种专史之明证也。吾国专史之最著者，首推类于传记之学术史，其述者虽有多种，然可称为代表之作者，亦不过二三种而已。朱熹于宋孝宗乾道九年，撰《伊雒渊源录》十四卷，记周敦颐以下及程颢、程颐兄弟交游门弟子言行，以明其学之所自，此稍具学史雏形者也。逮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而吾国乃有真正之学史。先是周汝登撰《圣学宗传》，孙钟元撰《理学宗传》，宗羲则谓各家自有宗旨，而汝登见闻隘陋，主张禅学，搅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汝登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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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记》八卷，以尊扬之，虽以汉学先导之顾炎武，亦仅列于附录。又别撰《国朝宋学渊源记》（凡二卷又附记一卷，）以载宋学诸家，门户之深，与唐氏同，然由是书可窥见清儒治学梗概，亦学史中之后劲也。然学史之书尚有不止者，万斯同之《儒林宗派》，熊赐履之《学统》，张伯行之《伊雒渊源续录》，戴望之《颜氏学记》，或明各家之派别，或究一家之始末，若斯之类，不可殚数，姑举一二，以明其概而已。
专史之作，初不以上述为限也。如朱彝尊撰《经义考》（三百卷），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十二卷），专录经部之书，不论存佚，悉加比缉。谢启昆《小学考》（五十卷），亦用斯例，览之可收辨章学术之效，此经学、小学二史之权舆也。章学诚仿《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书既未就，稿亦散佚，否则亦史学史之权舆矣（详见下章）。南海张维屏撰《诗人征略》，满州震钧亦撰《书人辑略》，皆以清代为限，亦与近顷之文学史为近。阮元《畴人传》（四十六卷），罗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畴人传三编》（七卷），周亮工《印人传》（三卷），皆具专史之一体，特其所叙，前者以书为主，近于目录，后者以人为主，近于传记，与近顷以学术为主之专史，有新旧之不同耳。凡此所述，悉自典礼一类之专史扩而充之以至于无极者也。吾谓专史之作，应肇自诸史之志、传，如合诸史之《儒林传》可为学术史，合《文苑传》可为文学史，合《艺文志》可为目录学史，合《地理志》可为舆地沿革史，合《食货志》可为经济史，此与分析《通典》、《通考》之各门可成为若干专史者同旨。故谓学史之作，至黄宗羲而具其规模，可也，谓始于黄宗羲，不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