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英上下两议院臣民，多以鸦片贸易本干中国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稣教会递禀求禁，并请勿任印度栽种罂粟，又有人在英京伦敦作鸦片烟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人猜忌英人，而碍商局，英主颇是之。时义律意在用兵，议遂寝。迨通商弛禁后，英之传教士游历各省，见民间吸烟日众，劝止不可，因于同治十二年春，在议院论及，大要谓：印度鸦片流毒中国，华人怨之，邻国非之，损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联名禀院，致书各国，有能痛陈鸦片利害者，著为论说，仅六阅月内函达伦敦，择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论。中有四论为华人所著。取众论编印成书，以资国人观感，期有以歆动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国传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国为商之马特生，及其国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于伦敦倡设劝禁鸦片会。光绪元年五月，复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谓：“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众士所陈鸦片为害情形，过当难信，三也；罂粟关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征他项。恐激而变生，四也。”观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既至伦敦，会中官绅靦陈鸦片宜禁各节。
郭大臣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与副使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具疏，略谓：“西洋通市于中国，历无嫌怨，道光二十年议禁鸦片烟，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戒禁，以示无忘国耻之义。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鸦片之禁始自雍正时，其初但充药品，贩运内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间懔懔畏法，无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风始炽。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西洋贩运亦渐增多，势将尽中国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和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将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忧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窃以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长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长官不举发同罪，而共文武试士子，例具五童互结，宜以鸦片烟为首禁，客隐者一并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滥入场者禀保坐黜，廪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滥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满学校中不准复有吸食鸦片烟者。用以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亦在使知所耻而已。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者，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罗，东洋之日本，皆有厉禁，民间无吸食者。独中国贩运销行，每年课税数千万，为英国入款一大宗。而其地绅士会议，犹勤勤焉，谓烟土贻毒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坚以持之，宽以期之，责成各省学政整顿学校，责成各省督抚整顿属官。而于栽种罂粟，又须由督抚责成州县劝谕绅民，整顿所属地方。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其道无他，在疏通民气而已矣。中国民情常若隔阂，臣以为禁止鸦片烟，当使教化转移之意多，院禁操切之术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皇上一心之运用，中外人心无不响从。臣等正月内接据粤绅唐德俊等禀称咨请总理衙门转奏，其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集多人陈述此义，人心向义之机，不敢不据实缕陈。”会中亦上北洋李大臣书，陈明其事。郭大臣嗣有请禁鸦片条奏。其略曰：“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仅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折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士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毋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者，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折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罂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罂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囗禁栽种罂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罂粟一二亩，改种禾麦。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实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可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商民，官绅仍照旧禁止。
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予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各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司，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骫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卖贩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罂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学及各善举，由地方官督饬办理，有侵蚀者亦听呈控惩办。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敌书差之包庇也。闻两江督臣沈葆桢严禁烟馆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荷桢切实认真，其力亦不过周及城内而已。非责成各处士绅自相稽查，万不能有实际；而非督抚及地方官有实求整饬之心，亦万不能责绅士之奉行。是以自古兴利除弊，尤以察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巡检典史，能不以收陋规为事，禁革烟馆，即亦非难。此严禁传染之大端也。伏查此次议禁大旨，全无妨碍。俟奉有禁止明文，臣即照会英国外部，渐次禁止栽种贩运。此时开办之始，惟当从容涵泳，宽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以渐摩劝戒为义，明示以朝廷爱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扰，与天下相感以诚。而其大要尤在责成各省士绅，自立章程，切实劝导。谨奏。”
四月初二日，奉上谕：“郭嵩焘奏鸦片烟为害中国，拟请设法禁止一折，官员、士子、兵丁人等吸食鸦片烟，例禁綦严，近来视为具文，吸食日众，为害愈深。该侍郎等请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各将军府尹，各直省督抚。斟酌情形，妥筹具奏。其各省驻防旗营，著各督抚会同该将军酌度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英人知有此奏，由是入会者年多一年。七年四月初二日，英议防诸臣会议，有大臣丕斯者，亦会中人也，出会中所递请禁鸦片禀词，多至二百通，内一通来自苏格兰，具名画押者五千余人。丕斯因向众力陈鸦片之害，谓印度倘能别求生财之道，撙节用项，此害去亦匪难，且应将昔年烟台所议条款第三端核准永不向中国更改。诸臣多是其说，独管理印度大员哈丁登以有碍印度度支为辞。十七年三月，上海得英京电报：当下议院辟门聚议时，大员佐些卑士倡议停给在印度种制罂粟及发售烟土之牌照，院员是其议者一百六十人，非其议者一百三十人。
准以英人从众之例，则牌照弗给，可以行矣。不谓旋接复电：英廷批驳，谓议员动于群言，是其议者非出本心，当作罢论。
随又闻英廷臣语佐些卑士曰：“印度所收鸦片税，年中数实不赀，今使禁之，是将革除此税也，他日入不敷出，势必另增他税，华民害去，英民害来，夫岂谋国之道！”盖至此，英之隐衷，始揭以示人。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执政也。政与教原判两途，教以救人除害为心，政以富国强兵为本。鸦片为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设会禁之，不复有所迟回，不容有所顾虑，此彼教士但知为人计，而不再为己计也。印度自种植罂粟。政府重抽其税，设官戍兵，地方经费，多从此出。使一旦禁绝，费无从出，此为人计，而不为国计，彼政府所以不敢出也。
揆诸同治十三年，英国新闻纸载印度每年收税共五千万镑，内鸦片税尚仅八百万镑，其时禁亦易易。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
虽然，事本乎情，令出自上。斯时也，诚得曲体郭大臣揆事理人心之言，与英议院停给牌照之意，申明而发号焉，庶几弛而复张。合乎弛张，自然之道。先后直书其事，览者其亦有感于斯编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