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老子之微言纔十数章，其有见于道者，以盈为冲，以有为无，以柔为刚，以弱为强而已。然谓尧、舜、三代之圣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尽废之，而以其说行天下。呜呼！使其为藏史之老，则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矣。使其非，而处士山人乘王道衰阙之际，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无所考，学者放而绝之可也，柰何俛首以听，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则学而不尽其统，与不学同。
子华子：「太初实生三气：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异哉！盖古之言道、，《三坟》、《八索》旧闻记，往往皆然，故问者有「风轮谁转，三三六六，谁究谁使」之语，明其为常所传习也。案浮屠在异域，而风水诸轮相与执持，上至有顶，其说尤怪。《洪范》九畴，箕子言天所锡，一为五行，即是书所谓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离」，未尝如是书所谓「独斡中气，生生万物，新新不穷」者。经籍乖异，无所统一，转相诞惑，而不能正。后世学者，幸《六经》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可以日用而无疑矣，柰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皆由于《大传》、《文言》诸杂说之乱《易》，是以学者纷纷至此。
祖望谨案：陈振孙深以水心之笃信子华子为诮，水心亦自尝云：「子华子书甚古，而文与今人近，则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条。亦言其驳而终不以为伪，则蔽也。
《家语》载季氏用田赋详于《左氏》，因叹唐人自天宝一时仓猝，不知以田养兵，而以税养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国策》：「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势，至是始成。古今固无人臣自贤以贬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无自毁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乱者。夏禹有训，君臣克艰而已。谈客妄论，能使人心术下移。
范台举觞，鲁君择言四事。自伯禽以来，惟僖公称贤，犹未能及此言也。鲁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贤如此而不能兴其国，岂流传之误邪﹖抑偪侧于暴强之闲，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当然，进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论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理之余；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先物而流，造势为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机，皆背心离性而行者也，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自汉及今，学者复求于人心之所止，则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则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顺德轧行，则挠而从之矣，故有以《战国策》为奇书者。
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祢而忘祖哉！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不敢论，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陶，而羲、黄、后、牧之伦不与焉。史迁未造圣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着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
项籍「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学兵法。上世教法尽废，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晓然见后世可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
《天官书》，星文，占验家所存，方术所眩，晏子、子产之所不道。
《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汉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夺之以自利﹖何名为抑﹖
周人崇尚报应，史迁所称唐、虞之际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陈氏篡盗，亦曰舜所致，则是不复论天德也。孔、孟之论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虽势位消歇，而道德自存，迁所未知。
王莽时通知锺律者，所言声数、度量、权衡，无不傅合于《易》。又传伶伦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马迁言「六律为万事根本」，汉人之论因之。《书》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数同为一物，未尝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赞《易》，无以八卦合度、量、权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见，司马迁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刘歆又推《春秋》与《易》参合为一书。案尧、舜时《易》道未备，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历法盖不起于律，《易》亦不兼历数。以今逆古，皆无用之虚词。
人主以有德王，无德亡。至驺衍妄造五德胜克，孔、孟之徒未尝言也。
「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后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经星之传，远自尧、舜，其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左氏》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古圣贤所不道。
刘向为《五行传》，归于劘切当世。然《洪范》之说，由此隳裂。
箕子陈《洪范》，曰天所以锡禹，今寻《典》、《谟》，不载被锡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独明其所传于后，以是为三代之秘文，此后世学者之虚论也。禹以六府、三事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极之分也。九功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言略，箕言详，天之所锡，非有甚异不可知，盖劝武王修禹旧法，乃学者以为秘传，迷妄臆测相与串习。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旸、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可为痛哭。
汉武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仲舒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旋至之立效，则尧、舜、禹、汤之所为兢惕畏慎者终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岂能治哉！
以乐论治可也，求治而以乐为先，钟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败乎﹖而仲舒亦以乐为先，躬行之实废矣。又终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讳也。
汉武动民于干戈，习俗于奸诈，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内。
居君子位，为庶人行，诚后世通患。然师友议论以此自责则可，以此教人主、责士大夫则不可。盖人主当化小人以有耻，不当疑君子以无耻也。疑君子以无耻，则人才扫地，不可振矣。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凡正言之理无不具，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为经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后人所以为文也。若夫穷虑殚词，以无为有，自处于妄而后反之正，此违于经而谬于文，《上林》、《大人》诸赋是也。
汉世以术数操纵为吏，赵广汉尤为民所称。强家巨姓，盗夺纵横，自古皆有，必待有以胜之而后能使小民得职，则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陈，皆无用矣。若后世吏术不明，妄以廉明自许，但欲其下重足敛迹而善恶颠倒者，又广汉之徒所不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独向，察众人之所共疑。」可谓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学饰吏事，心诚好之，而本质克治不尽。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过不专在人主也。
郑玄虽曰「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然不过能折衷众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见圣贤藩墙！
锺离意《疏》：「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鹿鸣》之诗必言燕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难。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内，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虽春秋时尚然。及苏、张资揣摩之学，韩、彭起飘扬之思，张骞、陈汤凿空外国，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开西域，其后愈降，分内者枯竭不继，如济水之绝，分外者诞漫不，如幻人之奏，俱无用矣。
乐恢诮杜安「干人主以窥踰」，孟子所谓龙断、穿窬者也。孟子以后至西汉，未有达此理者。西汉末，节士始渐知之。王良之友所谓「屑屑不惮烦」，所以成东汉之俗。
仲长统二诗，放弃规检，以适己情，自是风雅坏，而建安、黄初之体出。
崔实《政论》绝无义，其大意不过病季世宽弛，欲以威刑肃之，不知乱亡之证不在此。
黄叔度为后世颜子。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汉人不知学，而叔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
以善形恶，自是义理中偏侧之累，故孟子谓「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东汉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胜天下之不肖，宜其累发而累挫也。
吴佑、延笃，进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愿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处，则寡怨而远罪矣。如佑与笃，未尝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乱世，率是道也。
党锢之祸，实由太学，盖是时诸生三万余矣。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后世不然，如贾、董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如明帝始终以学为重，然褊察无宏裕之益，其意谓不迁怒、不贰过，惟用之诸生而已，此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过也。况翟酺、左雄，止要盖千百闲好屋，使四方游士自来自去，于人主好尚，国家教养，了无干涉，师门徒者踵陋习，希辟召者养虚声，贤否相蒙，名实相冒，激成大难，皆太学为之。至鸿都，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逞趋利者争从之，士心益蠹，而汉亡矣。群聚天下学者，使之极盛，而人主庸騃，视为赘疣身外之物，其势固必至此。故予以为，群萃州处，非管仲语。若人主不自为学，徒设学以教之，欣厌不同，忿心欻起，小则为然明之毁，大则为东汉之禁。
彭城王据《玺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古人垂诰乃至于此。」「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此作诏者，非能解释义理，而言与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末世所谓度内者，皆愚儒；所谓度外者，皆群不逞。安得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从杨阜、高堂隆之谏节减宫室，而欲传苏林、秦静之业课试学者，缓其实而急其华，汉武帝误之也。
亨国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广狭。孙权残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马德操谓：「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自末世，揣时变者负算略，语世事者极纵横，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废焉。德操所谓俊杰，幸有亮在，然犹未免于纵横。法正之流，勿数可也。
诸葛亮、庞统以诈取刘璋，所谓识时务者欤﹖如此俊杰，比之古人，更当吉蠲以荐明德。
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当更有事。
「司马徽釆桑树上坐，庞统树下共语，自画至夜」。微行懿筐之闲，乃有王霸之略，足以乐而忘忧，贫贱诚不能为士累也。
「晋永宁元年，自正月至闰月，五星互经天」。当是时，天下之乱固大。然《左传》叔兴既占齐、鲁、宋事无不验，又言「君失问，吉凶由人」。盖先王旧学，天不胜人，叔兴尚有闻也。然自此占验终胜，而人道不立，故予以为五星互经天，虽变异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复，犹不当豫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