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自己的孩子回来了，当妈的做点好吃的，高兴都来不及。”自从大弟上大学，小弟上中学后，家中只剩下爸妈两个人。
我快手快脚地换了上中学时穿的衣服，与妈妈一起泡黄豆，清洗工具。妈妈怜爱地看着我，说：“冰妹，你一直都是这么瘦，是不是干活很忙很累？”
我有点酸楚，说：“不是很忙很累，只是有的时候事情不好对付。”
妈妈说：“你一个人在外面，最要紧记得，不要与人争长短，不要得罪人，不然离家这么远，发生什么事也没个人帮你。”
我点点头：“知道，我在外面没敢与人吵嘴，也没敢得罪人。”妈妈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她以为管好自己的嘴巴，便不会有什么麻烦。自小她就教育我们不要乱说别人是非，因为我们乡下有句土话“口多撩身贱，手多要赔钱”，多嘴多手都是处世大忌。
善良的妈妈，她根本不晓得，有时候就算是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你仍然有可能得罪一些人，这个世界上，麻烦大多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傍晚时分，父亲也回来了，我们围坐在小桌边，慢慢地吃饭，边吃边聊。很久没有过如此轻松地吃饭了，虽然只是青菜豆腐，但我吃得津津有味。
父亲不停地招呼我多吃些豆腐：“自家做的豆腐又嫩又有益，外面吃不到的，你多吃些。”自己生养的女儿，此刻却像对客人一样款待，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想起自己目前的境况搞得一团糟，我突然心烦意乱，轻轻地叹了口气。
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大弟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我说：“没有。”
父亲说：“他找到工作了，他说一安置好便打电话给你。”
我很意外：“找到什么工作了？为什么没听你说过？他在哪里工作？”
父亲说：“那天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但你当时说没空，说有空再说，我就没有说了。大弟现在的工作在外省，听说是外国一家公司，试用期就有两千多元。”
彼时，我的工资也不过两千多元，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数字时，心情也变得大好起来：“是真的吗？真是太好了，我不用发愁了。”
看着我兴奋的样子，妈妈说：“冰妹，你刚回家时还心事重重，是不是因为没帮大弟找到工作，心里不舒服？”我迟疑了半晌，不知道如何回答。我逃回家中，是因为情伤还是因为弟弟的工作？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心理上的种种压力，都不只是一件事造成的，当它积到一定程度时，自己才会感觉不堪负重。它就像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令它体力不支而倒地。
妈妈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这些年来，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供两个弟弟读书，也真是难为你了。”
妈妈的话令我几欲落泪，我哽着声音说：“我在外面吃好住好，比你们在家里好多了。”
妈妈说：“你大弟找到工作了，他可以供小弟上学，你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也可以为自己打算了。”
我知道妈妈话里的意思，我已经三十岁了。妈妈三十岁的时候，已经生了我和大弟，她希望我快些找个合适的对象，嫁出去。但是在目前这种环境下，我对工作的考虑会更多些。
经历了吴明的事情之后，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所谓天长地久，所谓永远爱你，都是有期限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任何男人，能比工作更可靠，更值得信赖。工作可令我们衣食无忧，男人？得看他的想法会不会变，得看他的永远有多远。
晚上，我睡在家中低矮的小阁楼里。
许久不在家睡，听到外面池塘中青蛙的鸣叫，觉得亲切而温馨。几声青蛙的鸣叫，竟然也让自己觉得倍感温馨，我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早上，很早便被母亲起床烧猪食的声音吵醒，我跑下去帮母亲烧柴火。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固执地坐在灶台前，母亲只好边张罗猪食边与我聊天。
印象中，母亲从来都是这么早起，吃的苦比任何人都多，可是她一辈子在田里干活，都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些的饭菜。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
我的眼睛红了，说：“妈妈，你每天都这么早起……”
妈妈笑着说：“我值得的，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现在你们姐弟几个陆续参加工作了，我将来迟早会享福的。”
我点点头：“是，等小弟大学毕业，我们一家便搬到城里住，一家人在城里享福。”
妈妈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当她出生的时候，父母已生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因此外公迫切地希望再生一个儿子。
听外婆说，母亲出生那年，世道混乱，日本鬼子横行乡里，乡民一听闻邻村有日本鬼子出现，马上拖儿带女逃命去。而外公，则一人骑上家中唯一的一匹高头大马，把所有的细软缠于腰间，一马当先，逃得无踪无影。至于老婆与小孩，他才不理。
幸运的是，母亲出生的当天，不但风平浪静，而且还是中秋节，平添了几份喜气。外公边在家中的大厅吃东西，边对里间的接生婆说：“如果生个仔就好，如果生个女，就用尿桶浸死算了。”
由此看来，外公是个坏地主，想生个儿子很正常，但生不到儿子就淹死女儿，实在不算好人。
可怜的外婆，在里屋听到这句话，吱都不敢吱一声，强忍泪水。一番痛苦的挣扎后，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哭声响亮，似乎在宣告自己的与众不同。然而，她是女婴——这便是我的母亲。
外公在外面一听说是女婴，马上对我的外祖母说：“快拿尿桶来，装去河里扔了吧。”外祖母一听，感觉不妥，说：“今天是中秋节，这个孩子既然选在今天来到我家，浸死她恐怕不吉利。”
外公也有点迷信，想了一下，点头应道：“那就养大她？”
外祖母说：“是的，不要浸死她，把她搁起来吧。”因此取名国女。“国”在恩平话中，与“搁”同音。
于是，母亲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国女。
在那个年代，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个女人叫国女？我认为，唯有母亲这个名字，起得最理直气壮。
后来，外公又娶了一房妻子，又添了两个儿子。令人奇怪的是，母亲虽然不得外公疼爱，一直缺衣少食，但她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长得个头最高，样貌也最端庄。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她被选派上表演台，会唱各种革命歌曲，会念各种各样的革命语录，甚至还会甩水袖唱粤曲。
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只是一名平凡的农妇，养猪种田，含辛茹苦地养育她的孩子。
我记事以来，母亲一直以种种语录教育我们，比如鼓励我们要努力就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鼓励我们姐弟努力就说“终有一天龙穿凤，不怕今日裤穿隆”，等等。
母亲没有给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在成长的养分上，她没有丝毫的欠缺，我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成人。我虽然没长在城市，但生在农村，也自有农村的收获。
这个世界其实很公平，就算你是长在狭缝中的小草，也自有一抹属于自己的阳光。
家，就像一个加油站，在家住了几天，令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就算局长要刁难我，就算别人要背后说我，但只要我不倒，谁也别想把脚印留在我身上。
在家住了一周左右，娜致电我。她现在正与一位三十多岁的富二代苦恋，爱情甜蜜。
富二代年轻时游手好闲，泡女无数，骗了不少女人的感情，也被女人骗了不少钱。当他遇上娜时，惊为天人。当然，对于阅女无数的富二代来说，吸引他的不是娜的美貌，而是娜的风情。
当时，妇联组织了一个单身母亲再就业的工程，富二代的家族企业恰好招工。本来，富二代作为太子爷并不需要亲自参与企业的招工；娜身为妇联主席也无须亲自带队过去面试，但凑巧的是，这两个本来不必亲自出面的人，恰巧就出面了。于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相互闲聊几句，都感觉对方不简单，富二代觉得娜不像平时见到的机关干部，可爱而有趣，而娜觉得富二代不像平时见到的公子哥儿，有趣而可爱，于是双双坠入情网。
恋爱的故事都差不多，不外是你爱我，我爱你，然后互相折磨互相摧残。恋爱不止，便战斗不止，直到有一天不再打仗了，大家也就成了老兵，或结成夫妇或解甲归田。娜与富二代也是如此，小打小闹时常发生，但一旦和好，感情更胜从前。如今两人正在谋划结婚事宜。
对于娜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不羡慕的。对于我的事，娜一直了解，她对局长挑衅我的事，相当反感：“你想也得人家同意才行吧？不愿意与你好就说难听话，这个根本不是男人，不用穿裙子都可以扮女人。”
我笑道：“千万别侮辱女同胞，不然全世界的女同胞要找你算账。”娜也笑：“也是，长成那样，与武大郎差不多。哪个女人长成那样，都宁愿死了重投胎。”
这就是娜，什么时候，她都能说出令人无比解恨的话。幸亏有这样的朋友，不然，我的生活岂不少了很多乐趣？
娜在电话中说：“华周末要回来，想回来与我们聚聚，你来市区吧。”
我说：“我还想在村里再住几天。”
娜说：“不准再住，迅速滚出来，你又没有打算在农村搞巾帼建功，出来出来。”
我只好哦哦地应，有什么办法，遇上这样的人，打着好朋友的幌子关心你，你不听她的只会遭受一顿臭骂。可是我竟然貌似受用无比，当天晚上我就屁颠屁颠地跑回了市区。
人在失意的时候，其实是很渴望真正懂得自己并关心自己的朋友伸出援手的。
晚上，娜约我与华到本市的四星级酒店十楼喝咖啡。我们挑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从楼上往下看，这座城市一片灯海迷离。想当年，我与娜都窝在迎宾馆的集体宿舍里，想不到现在，我们竟然人模狗样地坐在十楼学人喝咖啡。
自从上次一别，我与华没有什么联系。对于华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子，我一直有距离感。因为我习惯了被动，如果别人不主动向我靠近，我会避得远远的，免得人家嫌弃。这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的性格，我必须承认，我心中有种隐隐的自卑感。
华倒是毫不生分，笑眯眯地看着我和娜。娜说：“怎么你像老奶奶看着孙女？”我笑，多日的不欢化成嬉笑，我不停地用脚踹娜的脚：“你充其量也就是孙子。”
华也笑。她剪了很短的短发，看上去眉毛格外修长，更显干练。现在，她是一名省级媒体驻地方记者站的记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