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龙城录》载：“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溪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刘先生隐身处。其内有三十六宝，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贬于东陬，隐迹于此，莫知所终’。则道士萧玉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余尝观《金华图经》，乃谓刘孝标居此洞以集《文选》。其谬误如此。绍兴中，欧阳文忠公孙懋守婺，余尝录仲卿事与之，使改正旧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凤林县凤林关，襄阳府襄阳县凤林山凤林关，严州遂安县有凤林乡，弘农郡隋改曰凤林郡。婺州金华县、梓州射洪县皆有金华山。如龙门、丙穴之类，亦有数处。
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人中时倾泻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已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则东坡谓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盖语矣。
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客。在省、还家，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故也。
范觉民作相，方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
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车驾在钱唐，是冬大寒屡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窖藏之，烧地作荫，皆如京师之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请北人教其制度。明年五月天中节日，天适晴暑，供奉行宫，有司大获犒赏。其后钱唐无冰可收，时韩世忠在镇江，率以舟载至行在，兼昼夜牵挽疾驰，谓之“进冰船”。
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福州以为僧擎，至他男子则不肯肩也。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又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岂秀美之气，钟于绿珠而已邪？
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色类獐麂，人取其皮以为衾褥；又彼中造畜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
刘光世为浙西安抚大使，父延庆本夏人也。参议官范正舆除直龙图阁告词云：“入幕之宾，以折冲尊俎为任；从军之乐，以决胜笑谈为功。高适受哥舒之知，石洪应重祚之辟。”盖翰与乌皆夷人，且讥其尊俎笑谈以为功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词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属，以予观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羡数。考冢宰官府之六属，各为六十。而天官则六十四，地官则七十，夏官则六十七，秋官则六十六。盖断简失次而然，非实散亡也。取其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汝尚深加考核，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则六职者均一，非特可正历代之违，抑亦见今日辨治之精且详也。非汝其谁任？”此皆洪炎之词。后洪除在京宫祠，请给人从班著并依旧。而同列赵思诚缴驳，以谓士指为不厘务中书舍人，其任代言之职，自有国以来，未有如此之谬者。遂罢为在外宫观。
自熙宁中分三省职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书。宰相进拟差除，及应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门下但掌省审封驳，尚书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请差遣，得判“中”字者，更无不得之理。然蔡京为相，欲要时誉，凡有丐乞，皆对其人面书中字。莫不欢欣称颂，而有真、行、草之殊，堂吏阴识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须再呈，其不与者，则加一笔而为申。作伪心劳，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誉之有？
凡天下狱案谳，其状前贴方寸之纸。当笔宰相视之，书字其上。房吏节录案词大略，粘所判笔，以尚书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虽系人命百数，亦以一二字为决。得“上”字者，则皆贷；“下”字者并依法；“中”字则奏请有所轻重；“聚”则随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议；“三聚”则会三省同议。不过此数字而已，此岂所以为化笔欤！
宋字元实，春明坊宣献公之族子也，盾伟而黑色，无他才能，在扬州尝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记录，历登运使，以殿撰知临安府。士民皆诋恶之，目为“油浇石佛”，甚者呼为“乌贼鱼”，谓其色黑，其政残，其性愚也。又作赋云：“身衣紫袍，则容服之相称；坐乘乌马，因人畜以无殊。”仍谜以詈之曰：“临安府城里两个活畜生：一个上面坐，一个下面行。”以其常乘乌马故也。尝有舟人杀士人一家，乃经府陈状云，“经风涛损失”，更不会问，便判状令执照。后事败于严州，尚执此状以自明。鞫之，前后此舟凡杀二十余家矣。其在临安，凡两经遗火，焚一城几尽。人谓府中有“送火军”，故致回禄。盖取其姓名，移析为此语。竟以言者论其谬政而罢。不数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终以扶持之劳，简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犀，豫章南昌人。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犀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蕃传云，为乐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ギ，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蕃自乐安左转修武令，迁尚书，出为豫章太守。则为孺子下榻，乃在ギ至之后，而不著者，岂周无他事而徐有传，且又载于《世说》与《滕王阁序》，故显于后世耶？亦犹“鸷鸟累百，不如一”，本邹阳之书，元初中，樊准上疏荐庞参已用之，而人独称为孔融荐祢衡之语。“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此刘陶之疏，而世但知为范蔚宗论也。
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乃丞相旧居。后钦圣宪肃别为居第，故有南北之号。其南第，屡经回禄，独厅事不焚。后因翻瓦，于屋极中得《华严经》一卷。余尝刊《净行品》施人，帖于屋柱间，凡数十年，已万余本矣。后以遗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张博南叟帖于竹窗上。绍兴二年腊月八日，临安大火，烧数万家，张氏之居亦尽被焚热，其竹窗半焚，至所帖经处而上。其上屋一间亦独存。是皆可异者也。
绍兴三年七月，朱胜非以右仆射丁母忧，未卒哭，降起复制词，吏部侍郎、权直学士院陈与义之文也。以“兹宅大忧”四字，令翰林学士綦崇礼帖改为“方服私艰”，陈待罪而放。议者谓麻制中有“于戏！邦势若此，念积薪之已然；民力几何，惧奔驷之将败。朕之论相，何可以不备？卿之图功，亦在于攸终”。同列恶其言，故以“宅忧”疵之。昔杨文公以真庙御笔改“邻壤”一字，即辞职而去。后许囗囗作哲宗哀册，云“攀灵舆而增痛”，上皇改“攀”为“抚”、“痛”为“怆”，亦以不称辞位。留之再三，竟改礼部尚书。今使他人窜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郑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札子，即不许收接文字。皆非故事，盖时异不得而同也。
曾巩子固为越ヘ，作《鉴湖图序》曰：“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溱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九千顷而已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径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臼朱储斗门，去湖最近。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一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奸民日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十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峒乌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云云。宣和中，王仲嶷为太守，遂尽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二十五亩，以献于官。则民之盗者，不复禁戢。其蒋堂、杜祀、吴奎、范师道、施元长、张伯玉、陈宗言、赵诚复湖之议，与钱Α之遗法，后世不复可考矣。
国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岁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后亥祭先农，后丑祀风师，皆于东郊。孟春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仲春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祭五龙祠。刚日祭马祖于西郊。春分朝日于东郊，是日祠东太一宫，开冰祭司寒于冰井。季春吉巳祭先蚕于东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后申祀雨师、雷师于西郊。孟夏雩祀吴天上帝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五年一，则停时事。夏至祭皇地祗于北爷，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夏土王，祀黄帝于南郊，祀中溜于太庙之廷。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后辰祀灵星于南郊。孟秋享太庙、后庙。仲秋上丁释奠于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于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刚日祀马社于西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是日祠太一宫，祀寿星于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后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祗于北郊。享太庙、后庙。三年一袷，则停时享。祭司寒于北郊。刚日祭马步于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冬戊日，蜡百神、大明、夜明于南郊。腊享太庙、后庙，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于冰井。右并司天监于一季前，以择定日供报太常礼院，参详讫，还监，乃牒尚书祠部，具画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乐。内中祠风、雨、雷师，五龙堂、先蚕，并不用。天地、日月、九宫（原阙）日遇忌日，不妨作乐。太社、太稷以下则备而不作。天地、宗庙、神州地祗、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宫贵神、蜡祭百神、太庙奏告，并为大祠，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先农、风师、雨师、雷师、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龙堂、先蚕、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并为中祠，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马祖、先牧、中溜、灵星、寿星、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马步，并为小祠，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曰：“予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始终之义，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有焚稿者，非欤？曰非伊尹、周公为之，近世取区区小亮者为之耳。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己也，岂爱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曰此非圣人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
王令逢原《上刘莘老书》论诗之弊曰：“古之为《诗》者有道：礼义政治，《诗》之主也；风雅颂，《诗》之体也；比赋兴，《诗》之言也；正之与变，《诗》之时也；鸟兽草木，《诗》之文也。夫礼义政治之道得，则君臣之道正，家国之道颐，天下之为父子夫妇之道定，则风者本是以为风，雅者用是以为雅，颂者取是以为颂。则赋者，赋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兴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与变，得失于此者也；鸟兽草木，文此者也。是古之为《诗》者有主，则赋比兴、风雅颂以成之，而鸟兽草木以文之而已尔。后之诗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鸟兽草木之文，以纷更之，恶在其不陋也！”
